蒋昕捷：明妮?魏特琳——在金陵永生(中国青年报 2009-2-11)

    在为撰写《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搜集素材的时候，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第一次听到了明妮·魏特琳的故事。当她来到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那部“篇幅很大、用打字机记录有关南京暴行”的魏特琳日记，已然尘封了半个多世纪。

    “噢，上帝，请控制这些凶残的野兽般的士兵……”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在这座城市里充满了罪恶。”

    秉承着“助人为快乐之本”信念的传教士魏特琳于1919年来到南京城，此后一直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在该院首任院长吴贻芳的印象中，这位体格魁梧，容貌庄严的教授，对人“时露笑容，高贵而和蔼可亲”。在她的指导下，学生们为当地居民开办了免费的初级学校，同时还开设了乐群社和懿范家政学校，“使附近贫困妇孺沾到相当的实惠”。

    1934年11月17日，魏特琳在写给家乡亲人的信中，曾这样深情地描述她所挚爱的金陵城：“在午后温暖而和煦的阳光下，楼下草坪里的菊花开得正旺，老邵——我们忠厚老实的园丁忙着把它们布置成五彩缤纷的花坛，池塘边及小山上的树林则被映罩上一层醉人的秋晖。”

    这短暂的“静谧祥和”，却很快被日军的铁蹄践踏。1937年8月27日晚，美国大使馆强令魏特琳撤离硝烟弥漫的南京城。魏特琳谢绝了大使馆的好意，她说：“这是我的使命，就像危险中的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

    其后，金女院西迁，魏特琳请命愿为学校留守。在她的倡导和努力下，校园成了收留妇女儿童的安全区。

    12月13日，日军从南京坍塌的城墙缺口蜂拥而入，开始了持续六周的烧杀奸掠。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妇女和年轻姑娘涌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她们挤在教室里，睡在实验室的桌子上，蹲在楼梯和过道里，露宿在室外的草坪上，乞求魏特琳能给她们一个安生的地方。

    此时的魏特琳成了妇孺们的“保姆”和“守护神”。自12月13日到17日，她先后收纳了8000多位难民。

    因为专门收容妇女，金女院成了日本兵的目标。在学校的大门口，魏特琳多次挺身阻止日军进入校内。当日本兵命令魏特琳离开时，遭到她的严辞拒绝。

    “这是我的家。”她回答道：“我不能离开。”甚至当日军咒骂她和用血迹斑斑的刺刀在她脸上乱晃时，她也毫不退让。

    12月17日，两个日本兵前来滋事，魏特琳和他们争执。事后魏特琳才发现中了日本兵的阴谋，原来那两个日本兵把她困在前门，其他人则乘机从后门闯进楼里轮奸3名妇女，还抢走了12名姑娘。这件事让她抱憾一生。

    在南京大屠杀那段黑暗的日子中，魏特琳是妇女眼中的守护神，是难民们赖以生活的精神支柱。到了1938年年初，金女院难民所中难民的数量达到了13000多人。

    1985年，《南京大屠杀》的作者徐志耕在采访时发现，许多受过庇护的妇女仍能清晰地记起救命恩人“华小姐”的形象：瘦长个、高鼻梁、长长的脸上有一对湖蓝色的善良的眼睛，上穿西装、下着毛裙，50岁左右的年纪，“她总是手拿一面美国星条旗守在大门口，不让日本人进来……”

    这些奋不顾身的举动，使她的名字在难民中广为传颂，“华小姐”也成了安全和希望的象征。当年在其他难民所避难的中国军官郭歧也听说过这位“活菩萨”的事迹。

    “当时人人为她担心，人人为她安慰。然而她始终如一的奋斗到底。”郭歧回忆说。在口口相传中，魏特琳也被描述成“身上有手枪，时而动武，同兽兵搏斗”的侠女形象。

    然而，现实中的魏特琳多数时候只能默默隐忍，承受着日本士兵的威胁和耳光。最终在日本方面的压力下，1938年5月21日,南京的所有安全区都被迫关闭。

    日军在南京城中的暴行，使得魏特琳的精神与肉体受到创伤。在南京大屠杀结束后不久，她不得不回到美国接受精神治疗。

    “我正努力恢复。”1940年10月20日，魏特琳写信告诉她的朋友说，“……不管我多么努力不再去想别的事，但是，我的精神似乎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

    魏特琳再没能回到中国，1941年5月14日,她打开公寓厨房的煤气开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前她说：“如果能再生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

    1947年，曾有人发起募建纪念堂，来纪念魏特琳女士。后来由于内战，纪念堂未能建立。自此，魏特琳便被世人遗忘，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只是在美国密歇根州她的墓前，人们在墓碑上刻上金女大校舍的剖面图，上面用苍劲的隶书以竖行刻着四个汉字：“金陵永生”。

    2009年1月5日下午，记者来到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明妮·魏特琳的半身塑像正静静地坐落在一片小树林里，塑像旁，她当年留下的几株腊梅，犹有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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