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韡薇：免费为农民工讨说法(中国青年报 2007-11-21)

    2007年2月6日，佟丽华身着黑色皮夹克，带了1400张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名片，登上北京开往湖北的219次列车。这是一趟农民工专列。

    佟丽华举起喇叭在车厢里喊话：“你们远在异乡打工，遇到拖欠工资、工伤的问题，需要法律援助找我们。啥叫法律援助呢？就是不用花一分钱就能请到律师帮你们打官司！你们想不想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怎么去啊？”

    “想——！”整个车厢沸腾了。民工们纷纷举起了手。一位随行记者拍下了这一热闹瞬间。

    佟丽华在国内法律界颇有些知名度。1997年他创办了第一家面向全国开办的免费法律咨询热线，1999年又创办了全国第一家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站。因在公益法律领域的突出贡献，2005年北京市司法局为其记个人一等功。

    2003年，佟丽华看到温家宝总理为农民工讨薪的新闻，于是，他开始侧重办理农民工案件。“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领域都存在什么问题，为什么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全社会都在呼吁，农民工欠薪问题还是不能解决。”

    在佟丽华所办的案件里，就有曾被媒体广为报道的郭增光案件。河北农民郭增光，于2001年年底带着67个老乡在北京市某区打工，被拖欠工资3万多元。在两年多时间里，他往返北京30多次。他去劳动局举报，让农民工去法院起诉；到法院又被告知要先申请劳动仲裁，后来又去过人大信访接待室、国家部委机关、新闻媒体投诉，但一直没能解决问题。2003年12月，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决定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其间经过艰苦的取证、锲而不舍的投诉、无奈漫长的诉讼，郭增光终于拿到钱。但其维权成本已远高于欠薪。”佟丽华叹息。佟丽华也来自河北农村，虽然已然在北京落户，但他一直告诫自己：别忘本。

    他创办的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开在北京城西南四环边，隶属丰台区，位置偏僻，离最近的地铁站还有5公里路，只因为这里“房租便宜，离农民工也近些”。他严禁工作站的律师向受援人收受任何财物，报销任何票据，接受任何宴请……

    在他撰写的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总结中，这样表述工作站的意义：培育中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律师。他们应当是全职为农民工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律师，他们掌握良好的专业知识和办案技能，只为农民工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不办理其他收费案件。在他之前，中国还有一个帮农民工打官司的律师叫周立太。在佟丽华看来，他和周立太模式有相同之处：都是专业化，都代表农民工利益。

    “周立太代理的案子，胜诉后要向当事人收取费用。但我们提供的是真正无偿的法律援助，不向农民工收一分钱，包括代理费、办案经费。”佟丽华说。他已4年没办过收费案件。有人建议他的事务所保留部分收费律师，把那些不符合援助条件的案子介绍给收费律师，挣了钱还可以弥补公益这边经费的不足，但他拒绝尝试。

    “这样肯定会有一些农民工骂我们‘挂羊头卖狗肉’，最后就是砸了牌子，政府也好，社会也好，都不会再在资金上支持我们。”佟丽华说。

    工作站有铁规，在办案过程中，律师和当事人一起坐车，由律师付车费；和当事人一起吃饭，由律师付饭钱。工作站成立两年来，为农民工免费复印的材料达25万多张，按市价计算，值五六万元。

    2005年8月29日，农民工李华意等23人辗转找到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他们在北京一个工地干了4个月，向老板讨要工钱时，被老板赶了出来。援助律师和工地初次交涉没有结果，李华意等人愤而要去某区政府上访。佟丽华清楚地记得当天的情况：有的农民工已身无分文，有的只剩下三角钱，连晚饭钱也不够了。“我当时和他们说，真有困难的，我先借你们每人100元，如果将来工钱要回来了再扣除，如果要不回来，就算我帮助你们了。”

    可佟丽华不敢通过媒体宣传这种做法，因为他每天都在为资金的事犯难。他经常被问到的敏感问题是：你雇用的律师给多少薪水？你办公的房子要多少租金？你办案的经费要多少……说到底都归结为一个问题：你的钱从哪里来？

    “我只能告诉你，我的资金一部分来自政府购买服务，另一部分来自社会捐助。”相比之下，佟丽华更愿意谈政府购买服务。他相信，这是他本人推动的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措施。

    2005年8月17日，佟丽华向北京市司法局提交了一份申请，希望批准建立一家专门的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政府按照法律援助案件标准（北京的标准为刑事案件每件500元，民事案件每件800元）提供补贴。很快得到了市司法局的支持。如今，他每办结一件案子，政府便拨给他相应的经费。

    事实上，政府过去一直有法律援助。按照流程，民工找上门来，给指派律师，然后办理。被指派的律师有可能对劳动法不熟悉，也可能并不愿意接，最后的结果就是政府付出了很大的成本，效果却并不好。

    而佟丽华领导的工作站，截至2007年10月31日，已办结案件1501件，涉及农民工2468人次，通过诉讼、仲裁和律师调解得到支持的金额共17208857.41元，已切实帮农民工得到11847573.81元。此外，接受的来访、电话和网络咨询11123件，涉及农民工66117人次。佟丽华得意地说：“政府只给了我们1501件案子的钱，却有6万多民工得到咨询帮助，你说政府这种购买服务不是超值吗？”

    佟丽华的另一件得意的事是“化缘”。在一次会议上，他和同行、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俊峰聊了不到10分钟，对方就答应出资20万元作为工作站的经费。佟说，政府官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其实绝大多数都关注公益，关键是以怎样的形式来汇聚这些力量。

    “这些年，由于社会的浮躁，很多人已经习惯于空谈和唱高调，但我相信多数人都是清醒的、有良心的。只要有人出来扎扎实实地做事，只要你做的漂亮，这个社会谁都不糊涂，都会看到，你就能获得大家的支持。”佟丽华没有像有些知识分子那样忸怩和“谦虚”，他坦言，自己多年来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领域的成绩，已经足够树立起“公益的品牌”，而这个品牌又推动了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

    2005年，佟丽华赴美国学习，当得知美国最著名的农民工律师（记者注：美国农民工主要指农场主雇的工人）一年收入只有12万美元、远低于商业律师后，他问对方：“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份工作？”对方回答：“12万美元已经足够我生活，而且这是我喜欢做的事。”佟丽华总喜欢拿这个故事激励工作站的年轻律师们。实际上，他自己也常被年轻律师们视为榜样。大家都知道他以前是商业律师，收入不菲，当公益律师后，他不得不卖掉自己的住房来贴补办公经费。

    佟丽华的得力助手时福茂，受佟丽华的感染，结束了在老家不太成功的商业律师工作，转而来北京做公益律师。这个曾经在面粉厂打工的年轻人卖掉老家房子的钱，只够他在北京买房的首付。如今，他每月的收入除去还房贷，只剩下几百元。他的妻子也辞去老家银行的工作，转而来工作站当会计。生活水准下降了，可他反而觉得很充实，“起码我再也不需要去和法官搞关系，不需要去‘勾兑’了。”

    工作站的年轻律师们，差不多都来自农村。佟丽华很欣赏这些年轻人的干劲：时律师夜里在工地上调解纠纷到凌晨4时才回家；陈星律师在得知对方当事人威胁“要做掉”的情况下无所畏惧，继续全力帮助农民工；许多律师常是早上5时坐公交车赶去出庭，晚上顶着星星回办公室……他们的薪水都不高。佟丽华希望“将来公益律师的收入，能够略高于公务员”。这样，方能保证有一些心怀理想的年轻人，愿意投身到公益律师的行列。

    多年的工作经验给佟丽华和同事们一个启示：尊重和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利，是预防和减少犯罪、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对那些为城市建设流血流汗的农民工，应该尊重他们，保障他们及时获得本就微薄的报酬。

    目前，全国已有20家类似的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其中有的获得政府投入，有的获得律师协会的经济支持。佟丽华感觉到，有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认识到这种模式好。他甚至拜会了国家主管农民工工作的高级官员，陈述了自己对农民工维权困境的种种调查和建议。这位官员感慨，要是中国有1000个像你这样的农民工律师，那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啊。

    佟丽华乐了，是的，如果有1000名农民工律师，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个整夜失眠的公益律师，忽然觉得，前景还是很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