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辽：不能用“人性”掩盖一切

不能用“人性”掩盖一切

□陈   辽

　　根据张爱玲小说《色，戒》改编的电影《色，戒》在2007年9月8日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上得了“金狮奖”，内地众多媒体全力宣扬《色，戒》。仅一家媒体在9月内就连篇累牍地登了20几篇赞赏《色，戒》的文章，把它捧上了天。其实，《色，戒》于2007年8月28日被美国电影协会定为NC—17级（17岁以下的观众禁看的影片）。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0月4日一期报道，《色，戒》将被众多影院拒之门外。
　　《色，戒》是部什么小说？电影《色，戒》是部什么电影？
　　小说《色，戒》取材自一个真实的事件，是张爱玲的丈夫、汉奸胡兰成告诉她的。原来抗日战争时期，投降日寇、原属国民党CC系的丁默村，成了汪精卫伪中央的常务委员、社会部长兼特工总部主任，是个汪伪大特务头子。由于丁默村原是国民党特务出身，熟悉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及其规律，使国民党在上海、南京的特务工作受到重大打击。正在抗战的重庆国民党当局决定除掉这一大害，由中统头头陈果夫、陈立夫的侄子陈宝骅执行这一任务。陈宝骅选派了一个十分爱国而美貌的年仅22岁的女情报员郑苹如去接近好色的丁默村，诱导丁上钩。郑父郑英伯早年加入同盟会，是个老革命党；郑母是日本人木村花子，随丈夫定居中国后，改名郑华君，对中国人民怀有极其友好的感情，对日本侵华行径非常不满。父母的言行对郑苹如影响很深。她乐意除掉丁默村这个大汉奸，从师生之谊入手，她赢得了丁默村的信任。一天，丁默村临时打电话给郑苹如，约她到沪西某位朋友家赴宴。郑苹如立即向中统作了汇报，商定由她以购买皮大衣为由，将丁诱至戈登路与静安寺路交叉路口的西伯利亚皮货店，让预先埋伏的中统特务将其击毙。不料丁进了皮货店后，发现窗外人行道上有几个汉子在转悠。他感觉情况不妙，急迫间心生一计：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叠钞票，向柜台上抛去，钞票一扬，飘得满台满地。他对郑苹如说：“你自己拣吧，我先走了。”说罢转身朝门口冲去，奔过马路，登车疾驰逃走。中统特务此时才反应过来，急忙开枪射击，可那轿车是防弹车，丁默村逃过了这一劫。事后，郑苹如被捕，矢口否认特工身份。后郑苹如被另一汪伪大特务李士群处死（一说是被丁默村老婆暗中杀害）。这一真实的事件给张爱玲留下深刻记忆，因此她于1950年将此真实事件写成小说《色，戒》。由于张爱玲对汉奸一直多情，于是她以“移情”的手法改写了这一真实事件的结局。在张爱玲的笔下，女主角将男主角引进了珠宝店，在佯挑钻戒时，她忽然发觉自己有点爱上他了，她向他转过脸去，发现他的“微笑也丝毫不带讽刺性，不过有点悲哀。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恨的神气。”她被这神气所打动，突然觉得她是真心爱他，在这一瞬间，她心里轰地一下，原来的思想的樊篱被爱情打破，她低声叫他“快走！”因而救了他的命。但她最终葬送了自己和爱国者的生命。经张爱玲如此一“移情”，本来以国家至上、热爱祖国、痛恨日伪的郑苹如，被张爱玲改变成了对大汉奸易先生多情的王佳芝。而那个大汉奸在她死后，“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对她十分怀念。张爱玲说这是“人性”的胜利。在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张爱玲不敢发表这篇歪曲爱国者、美化大汉奸的小说。过了28年，张爱玲才把《色，戒》在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78年）上登出。立即舆论哗然。虽然小说发表后，郑父早在爱女遇害的次年便积郁而终，郑苹如的长兄在对日空战中牺牲，郑母也已辞世，郑苹如的妹妹郑天如（又名郑静芝）远在美国，并未看到小说《色，戒》，因此郑家无人出面与张爱玲打官司。郑家虽无人，但台湾舆论界正义人士严厉谴责张爱玲对汉奸多情、对热情爱国的学生讥刺，根本站错了立场。中国台湾作家张系国（笔名域外人）在《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色，戒〉》（《中国时报》1978年10月1日）中批评张爱玲：“歌颂汉奸的文学——即使是非常暧昧的歌颂——是绝对不值得写的。”张爱玲只好写了《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以“人性”的立场为自己辩护（参见王一心《张爱玲与胡兰成》，北方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不过，公道自在人心，张爱玲在《色，戒》这篇小说上因其对汉奸的多情而大大地丢分了。王一心先生说得好：从《色，戒》中“可以找到张爱玲为什么会爱上汪伪的胡兰成的答案，原来她走的是‘人性’的路子。”钟经先生在《科学奥秘》周刊（2007年10月12日）上说，郑苹如“烈士忠贞不屈的灵魂，小资情调的张爱玲们是永远不会懂的”（《电影<色，戒>银幕外的真实故事》）。
　　电影《色，戒》基本上是根据小说《色，戒》改编、导演而成的作品，但也有不同处。
　　其一，小说《色，戒》据以创作的原型故事是1939年12月国民党中统组织的郑苹如对大汉奸、伪特头头丁默村的谋刺，小说《色，戒》虽然有汪精卫、曾仲鸣、周佛海等真人真事，但并未写明故事发生的具体年月。而电影《色，戒》却写明故事发生在1942年。但是，在1942年，国民党系统的特工系统已被伪特丁默村、李士群捕杀、招降殆尽，根本不可能组织对大汉奸易先生（丁默村的化身，最后，易先生处决王佳芝等人，签名为“默村”）的谋刺。现在，电影《色，戒》由国民党特工老吴组织、策划对易先生刺杀，揆诸1942年的历史，上海并无这样的事件，无历史真实性可言。于此也可见，李安并无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特务与汪伪特务斗争的基本常识。
　　其二，小说《色，戒》对“色”的描写并不多，而且比较含蓄，点到为止。如写王佳芝“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易先生“抱着胳膊，一只肘弯正抵在她乳房最肥满的南半球外缘。这是他的惯技，表面上端坐，暗中却在蚀骨销魂，一阵阵麻上来”；“有人说，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小说《色，戒》并无对性爱场景场面的直露描写。而电影《色，戒》则没遮拦地“Graphic”。这是美国电影协会对《色，戒》中的性描写所能用的最高的词，意思是“画片一样的，图解式的”不加修饰、直截了当地表现性行为。
　　其三，张爱玲在《色，戒》中写王佳芝放走大汉奸易先生，是由于“人性”战胜了爱国心。在张爱玲看来，爱国心不属于人性，爱国志士爱上了大汉奸才算有“人性”；但她至少以“人性”解释了王佳芝何以在关键时刻放走了易先生这个大问题。在电影《色，戒》里，王佳芝搬到易先生家里不久，即被易先生强暴、施虐。此后，易先生再三大发兽欲，让王佳芝痛苦不堪。这已经不是人性，而是动物性，无丝毫美感可言。李安在电影《色，戒》里表现王佳芝放走了汉奸易先生，原应从王佳芝人性中的社会性里予以解释，而不应从人性中的动物性来加以解释。在这一问题上，李安甚至不如张爱玲。不过，张爱玲只承认女子爱上汉奸是人性，不承认爱国心也是人性的内容之一，是十分错误的。
　　纵观中外文艺史，还不曾见过有哪一个国家、哪一国人民，对一个不讲民族大义、不讲民族气节，又对母国如此绝情的作家这样赞誉交加，想要为她建立“纪念馆”，为她开国际性研讨会，为她恢复“故居”，为她宣扬倾向性很坏的《色，戒》。这些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岂不是黑白完全颠倒，是非完全混淆了么？
　　                                          （作者系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