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世龙：透过历史的烟尘

陶世龙：透过历史的烟尘

sltao  2008-04-24 20:39:04  

透过历史的烟尘

往事如烟    塔影亭亭,水光潋滟,未名湖风光如画.但在我的心目中,她仍是燕京大学的校园,除了10年前为接待研究地质学史的国际同行曾在此合影(右下图),从来没有想到在这里拍张照片作为回归母校的纪念.我心中的北大,仍在那干涸但充满了青春活力的沙滩,那为争取中国民主自由富强的未来,一次又一次显示北大精神的民主广场.

从 湖的北端再往前去，朗润园，名字幽雅，其实仍不过是些普通的公寓楼，黛云和一介兄夫妇就住在其中的一栋里。他俩早就用开电子邮件了，而且在网上也有了一块 自己的天地，只不过仍都肩负重任，仅能把它作为业余的试验田，不像我早如闲云野鹤，可以整天翱翔在这网络的天空。不过我们总算能够通过电子流早就恢复了中 断多年的联系，现在又终于能聚在一起；我们仿佛又回到半个世纪前的日子，如黛云的新作啊!延安..中写的，那时我们对未来“真是无限向往，心醉神迷”。在北大“有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梦，我们的回忆，也有无数我们对生活、对苍天的疑问。”这一切在现实中确实都已化为烟尘，随风飘散，再无踪影了，但永远是我们的人生旅途不虚此行的历史见证。

四十而惑    

古人云：四十而不惑，这次见到许多年龄相近的旧雨新交，共同的感觉却是，我们这代人偏偏是年到四十竟大惑起来了，这四十而惑就是借用的《李霖回忆录--浪花》中的一个标题。他用这个标题，因为他们哥儿四个，在大哥李庚的影响下，全都投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出生入死，然而进城刚几年，就有两位被定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而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大 概是不仅现在的年轻人和长期在境外没有和我们共同经历过那段年月的亲友对我们当年的选择难以理解，有时甚至我也觉得，如果在一个美好的梦境中离开人世，也 许还不失为一种幸福，而我却偏偏活到现在，现在究竟该如何看待历史，面对人生？因此对黛云送我这本《透过历史的烟尘》，冲着这书名，我就产生了兴趣。

透过历史的烟尘

乐黛云 著

北大未名文丛之一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第一版

书的开头是季羡林先生写的序言，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最近几年以来，我心中萌发了一个怪论：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知识分子，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被整、被污辱、被损害，是正常的。”

在那些年，的确是这样，挨整才正常。所以我在1957年没被划成右派，清华大学中有些人一直很奇怪。

文革后，大约在1978或1979年，北大校友在燕园临湖轩文革后第一次聚会，到会的主要是1945至1949年在沙滩的同学，那时彼此不容易联系，仅来了一、二百人，其情景真如唐代诗人李益所写：

“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亿旧容。别来沧海事，雨寄暮天钟。”

一 见面互致问候，不是这一茬，就是那一茬，几乎没有不挨整的。这次到会的人基本上是文法学院的，我是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见历史系的李克珍，亏得她告诉我有这 样一次聚会，才赶去参加；这些人都是当年学生运动的参加者，不少人还是那场斗争中生龙活虎的组织领导者，像袁永熙就是在场的人中大家最尊重的一位，那时他 已不是北大学生了，但从昆明西南联大的一二.一开始,他就与北大的学生运动结下不解之缘.由于我家住清华，57年他被打成右派,从清华的小报《新清华》上 略知一二，但他究竟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以至于开除党籍并发配到农村，从那小报上看起来，不过是对清华的第一把手蒋南翔有些不同的意见，和对肃反运动中被搞 错了的人表示了那么一点点同情。但是他就这样被整下去了，一下就二十多年，听说在文革中被打得死去活来，抛在野地里，亏得他现在妻子把他救了回来。（他原 来的妻子陈琏是陈布雷的女儿，1957年后与他离了婚，但终未能逃脱挨整的命运，文革初期就跳楼自杀了。）袁永熙是1917年出生，到1957年正好四 十，真的是四十而惑了。

我 认识袁永熙其实很晚，是五十年代初才有交往，但甚为相知，并几乎成为他的部属，对他以及清华另外一些我认识的人被打成右派，我和我的妻子德坚，一直心中困 惑，因为按我们的了解，这些人怎么也不是敌人。我还记得1951年一次袁永熙在休息闲谈的时候，说起他当年从昆明到重庆的中共南方局去学习的情况，林伯渠 拍着他的脑袋告诉他们：凭我这满头白发向你们保证，跟着毛主席就对了。现在他是引述来教育我们，他讲的时候是一片真诚，我们也感动了，像他这样的人也反党 反社会主义吗？但在当时我不敢有任何表示，只能力求自保，对德坚居然到大会上去为她在清华被打成反党集团的老同学辩护，认为实在太幼稚单纯。而且我还写了 不少从原则上批判“右派”的文章以表示自己与右派划清界限，我想起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自己也参与吃人了！和德坚比起来，我就差多了，到文革算是补了这 一课。而且我还如季先生所说，后来把自己的居留证变成了绿色。不过自信拳拳之心未改，但面对袁永熙和乐黛云他们，实在是自愧不如，因而回到北京时，总想去 看望，表示一下敬佩之情。

前 年春节特意寻访到袁的住所，见面时还叫得出我的名字，但思维显然已开始失灵，往事已不能言，下肢瘫痪更使他寸步难行，大小便都得靠雇用的健壮的男工将他抱 起来再放到便桶上。不过也算是“右派”得到“改正”，生活上尚能得到照顾，但心力终已不支。这改正也来之不易，马杏垣师曾告诉我，原来将他打成右派的那些 人开头是是不肯改的，他们西南联大的老战友在一次聚会中谈到此事，都非常愤慨，曾为此向中央写过信。

现在这一切都如烟逝去了，我看到的是外表似乎还健康，记忆却在消失的袁永熙，不禁有些凄然，看墙上，有五十年代初在团中央学生部工作的同志为他的八十大寿送去的条幅，也只有这一幅，我感到人情的冷漠，同时也感到这虽然是手写手画，未经裱糊的条幅格外可贵。

袁永熙（右）与作者，1999年春节后在袁的家中

其实我本应不感到惊奇，几十年的生活中，这样的事太多了。只是在他的身上，前后的反差实在太大了。下面就我所知开列出来的名单，便可见这期间生活之严酷。

叶向忠，河 南人，1923年出生，1942年在河南开封高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如西南联大数学系，1946年转入北大法律系，在北大地下党内一直担任负责的 工作，1949年初地下党公开时，大家才知道他是北大党总支的书记（当时北大只有一个党总支）1951年调北京市委统战部，1957年在那里打成右派，去 农村当了多年中学教师。

许世华，福 建福州市人，1920年出生，1939年在福建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入西南联大历史系，1946年在北大历史系学习，1949年7月至1950 年4月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兼宣传委员，正好管得着我在社团的工作，交往较多，感到他是个很有水平和开明的领导人。我是1950年5月离开北大的，他也在此后 去政治课教学委员会当秘书，以后又当了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副主任，还兼任党委宣传部副部长，57年听说他出了事，被划成右派，文革开始不久，又传来噩耗，自 杀身亡。

余叔通，广东潮安人，1927年出生，1947年由中山大学转入北大法律系，1948年在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时是北大党总支的秘书长，以后在法律系任教，还当法学院的秘书，1952年院系调整到了北京政法学院，1957在那里年被打成右派。

陈一如，山 东武成人，1926年出生，1945年在中国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转入北大经济系学习，1949年是北大党总支委员北大首任团总支书记（那时只 有一个团总支），以后调到北京团市委当组织部副部长，正好我也到了团市委机关，但后来他就出了事，给拿下去了，听说是肃反时有个亲戚是反革命，到他家住 过，多年后见到他，原来是一桩冤假错案，不仅他对亲戚的事不知情，而且那亲戚也不是什么反革命。

丁祖永，安 徽无为人，1926年出生，1946年入北大先修班，后入经济系，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9月到1950年8月是北大团委副书记兼组织部 长，我的感觉是为人宽厚，很有头脑；后来身体不好，不做团的工作了（当时除个别脱产干部。党委和团委的干部都是另有工作或是在学习的学生）并转到俄语系学 习，毕业后分配到外面，情况不大清楚，但知道他在1957年未能幸免。(文章写出后得知有误传,没有戴帽)

熊曾眷，北京市人，1924年出生，1943年入西南联大外文系，1946年又到北大西语系继续学习，1948年在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到北京团市委，当过宣传部副部长、团区委书记，1957年被划成右派，还算好，仍在北京，当了中学语文教师。

李汝玉，北 大经济系的同学，是我们摄影学会的积极分子，但并不照多少相，而是忙于他的新民主出版社的工作，1949年就调出给领导当秘书去了，57年在国家计为委被 划为右派，几十年后见到过一次，说是得到改正，在一个区的什么办公室当副主任，算是落实了政策，他说写了一部回忆录，60万字，但找不到地方出，发在五柳 村最好了，可惜那次会见后又有几年，他留的电话号码已不管用。

此 外，我还必须提到我的老师李文达，他是从西南联大过来在北大当助教，是教师中追随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入党也早，作为懂业务的党员，地质学院建立时，他当了 教务科长，但他还是愿意回去当教员，1957年时他已不过是没有什么权力的普通党员，也没有说多少话，57年夏天还被党委找来帮助整理教学如何改革的材 料，以为没事了，谁想到后来还是划成了右派，并离开了地质学院。

以 上仅是我确知他被“明杀”即作过戴上帽子之类明确处理，而且是早就追随革命的北大人。我不知道而遭遇相似的北大人，肯定还多。有些人只是风闻出了这样那样 的事，但掌握并不确切，所以在这里不好说。但像政治系的古奇踪，我还是得提他一提，他是1949年时的北京市学联主席，对我们摄影学会很感兴趣，1949 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凭他给我签发的学联记者证，我可以在金水桥以南的天安门广场自由摄影，那时的学联是很受信任和重视的。可是后来不听说了。在王效 挺、黄文一主编的《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重只是可以看出，1956年他去北京市体育学校当副校长，以后就一直在体育界工 作，而后来北大校友通讯上刊出他去世的消息，说他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还有一位晏福民，经济系的同学，我记得是晏阳初的儿子，在大地合唱团很活 跃，1949年还成了全国学联副主席，以后也是在体育界工作，从《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中得知，文革中遭受严重迫害，1968年12月23日含冤去世。 还有物理系的张和生，台湾省台北市人，与我同龄但比我早一年入了北大，194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这参加五四图书室是他要我去的，去摄影学会大概也 是他的主意，后来很快在学校中不见他了，听说去了什么机密单位，但大约在1953或1954年，突然到地质学院来找我，说是要回来上学，要我帮他出些主 意，我说你是学物理的，进地球物理勘探系最相宜，换留他吃了一顿饭和送给他一份教学计划，要他回去仔细研究，但此後他再也没有来过。在《战斗在北大的共产 党人》中有他的生平，但只提到：“解放后在公安部工作，以后到地质部物探局航测队工作（在锡林格勒盟）”。1956年去世。”而据我后来闻知，他这去世， 是自杀的。

要 是把文革中遭受迫害和一般的同学在历次运动中挨整的都列起来，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在我们的同班同学中就有一位，林墨荫，其实他追随共产党很早，他的不少 亲属都是进步文化人，但是他始终未能入党，1957年他参与一次对党委提意见的请愿而被划成了极右，离开学校到生产部门作点技术工作，是夹起尾巴做人了， 但文革中，某些人因派性斗争的需要，把他揪回来想从他的口中挖出可以整人的材料，他没有这样作，关押中他受不了这种折磨，自杀了。回想起来，57年时我们 同班连他有六个人在地质学院，但没有人敢去了解真相不说，而且是避之惟恐不及；1962年形势似乎稍有宽松，从野外回来的同班同学曾自强发起老同学聚会， 本来也想找他来，但几经拟议，还是没有找。有时我在工作上似乎还敢说话，以致许多人以为我这一辈子是因直言吃了亏。其实我心里明白我其实是很软弱的，如摩 罗先生所言，已是成了贝类，在人的问题上特别谨慎，我知道万一沾上了什么小圈子小集团，一人的嘴管不住，大家都遭殃，我认识的人多，但在文革前都是公事公 办，除了和林寿屏，从来无私人交往。我们最好的青春年华就是在这种谨小慎微的日子中度过了。

这一系列悲剧的产生，也该问一问，这是为什么？

一切似乎都还是那样迷茫，难怪黛云要向苍天提出疑问。

　

我们有责任揭示真相无再贻误後人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这样将人整来整去，到底是为了什么？

现 在的修史者大多把它“讳”去了，在他的生平介绍中，一切都是好好的，似乎什么冤假错案都没有发生，被整者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在那里，整人者也未必清楚。象德 坚去问她的专案组，你们凭什么把我定为516分子，回答：“你自己的罪行自己还不知道，还来问我们。”连“莫须有”也省略了。

对 于黛云，早就风闻她是因为反对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划成右派，还是极右，当面一问，才知道哪里有这回事，她说，只是因想办个刊物让同学们有发 表的地方，这些文章中有一篇对这讲话发表了些看法，她作为主编，就逃不了这个罪名。我完全能理解，因为我在1959年写太阳黑子，根本没认识到“三面红旗 ”的问题，我还没那么高的水平，但要咬定你在攻击伟大领袖，仍百口莫辩。

透 过历史的烟尘，我的最大收获是终于对这中国社会、对自己，有了点清醒的认识。不要把一切问题的产生都归于一个人或少数人，而应从我们民族的文化去寻根。我 想起了袁永熙当年引述林伯渠的讲话，悲剧正是从这里开始，我们经常唱“从来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这些国际歌的歌词，但在现实中不仅忘了，而 且翻了个儿，实际上我们仍未摆脱中国封建文化的桎梏，比一心向往有个真命天子的农民强不了多少。有人想当皇帝，还需要大家拥护有个皇帝，把维护皇帝的权威 当成了最重要的“大局”，才能演出这一轴轴历史的悲剧，我们都是参与其中的演员。

因此，我非常赞成余杰提出的，忏悔:从每一个个体开始我弄不懂，为什么有些人就是反对。只有全民的忏悔，这个民族的心灵才能净化，才能得救。

因 此，季先生的序言算是把问题看得很透了，但他说知识分子挨过整，就可以“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用不着反躬自思。”，我甚不以为然，即使世界上真有圣 贤，圣贤也是人，也会有过，特别在过去几十年强调斗争的年月，你整我，我整你，无止无休，有谁敢说我在一切事情上都问心无愧。

     1989年5月4日北大返校日，我在燕园巧遇时光，就是在北大摄影学会和北大团委都曾共事的那位历史系的老同学，他是参加远征军去到印度再打回来的又进北 大，并在这里积极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争取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学生运动。他曾是文学院团总支书记，后来教了多年的中国革命史，当时他是 北京医学院的教授。见面时，文革中的遭遇彼此都心里有数，无须多谈，倒是回顾了我们感受到的历史，他慨叹过去他教的课，许多不真实，大概与一些资料档案比 以前开放了有关系。他告诉我已经买了一台电脑，他准备把资料收集在里面，下决心要私人修一部党史。的确，二十四史中，司马迁独立完成的史记最为可信，但我 很怀疑，他能有此条件吗？不过仍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这次见面后再没有见到过他，以后传来了他已去世的消息。他要写出一部真实的党史宏愿显然没有完成，难 道这不是后死者的责任？

我 们中国历史上的烟尘太多了，尽管有着“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赞颂，使竺可桢先生发出了“中国别的科学不行，历史学还有相当的贡献”的感慨。但中国历 史中的迷雾仍是浓浓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长者讳”是我们的传统，现在仍在起作用，今日所谓“纪实”的文章发了不少，真的那么“实”吗？值得怀疑。 至少有些我所亲历的事件，对照现在有些人记述已非原貌。

到 了我这样的年龄，可以说来日无多了，我们本来就没有这个野心，现在也无此精力去“逐鹿”“问鼎”，应该不再有什么顾虑，把我们经历的历史事实真相和体验留 给後人。特别是现在有了这电脑和互联网，我们不必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而是可以迅速传播，发挥历史的力量。历史是有着巨大的力量的，中华民族正是靠着有悠 久的共同的历史遭遇为全民族的凝聚力，才能几千年不衰。

(本文作于2001年3月从北京再到加拿大之FREDERICTON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