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评刘军宁“天道自由主义”

　　
　　按：近日，九鼎公共政策研究所组织了关于刘军宁天道自由主义的讨论。杨鹏先生有一书面发言，特转如下：
　　
　　
　　
　　军宁最近关注将自由主义与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结合起来，他在道家哲学中找到了依托，为此做了不少努力，这对中国宪政哲学的建设十分重要。讲几点感想。
　　
　　长期以来，自由主义理想在中国更多只是一种知识分子现象，其思想资源从西方而来，其叙事方式也是西式的。究其原因，除了中国自由工商业发展不足，中产阶级发展不足这些原因外，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们也有责任，他们没有能使自由主义与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精神对接，从而难以在中国精神中生下根系来。近代以来，严复、胡适等人已感到，中国文化传统中，最有可能与西方自由主义相接的，就是中国道家。他们在将自由主义与道家相接的过程中，进行了尝试，但走得并不远并不深。也就是说，他们看清了方向，却没有走出几步。
　　
　　儒、释、道、法四家在中国发展起来，它们既是中国人心灵结构的反映，也是塑造中国人心灵的模子，可以说中国心灵都逃不出这四个模子，中国人是站在这样的角度看世界的。释迦牟尼讲学过程中，最大的特点是恒顺众生，顺着众生的心理接受特点来讲学。自由主义要发展，也必须走恒顺众生之路，顺应中国传统思维结构，顺应百姓崇敬和习惯的话语来展开，不然就有异类感，被不自觉地排斥。例如，“不受约束的权力就一定会产生腐败”，这话不错，但这样的话语形式，就不如老子“祸莫大于无敌”的穿透性大。中国老百姓，会更崇敬老子这句话。
　　
　　军宁着力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生根，他曾进入儒家资源库，现在进入道家资源库，从道家资源库中发现了更多的宝贝。儒家思想丰富，加上后来一些儒生受佛道影响，儒家系统中吸纳了不少佛道思想要素，但从硬核上看，儒家思想的硬核，与自由主义是对立的，而道家思想与自由主义则是完全统一的。既然方向明确了，以道家为根兼容其它来形成自由主义的中国基础，或者说是自由主义的中国化，我们就要吸取严复和胡适的教训，要比他们走得更远才行。这就需要不仅是几篇理论性、评论性的东西，而是可以在社会流行的东西，军宁所写的老子与孔子的对话，就是极好的努力。
　　
　　自由主义也好，道家思想也好，核心观点说到底没有几条。重要的是以它们的骨头为基础，长出血肉来，让人看到这是一个美好厚实的形象。自由主义的通俗化、大众化，以小说、电影等大众媒体的方式传播，才有文艺复兴的可能。中国的文艺复兴，着眼于政治形而上原则的复兴，这原则就在道家之中，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潜存着，我们要用适当的形式来激活它们。
　　
　　我在此想提及的，是太极图，这是道家思想的图式化。中国人都知道太极图，但却较少人对此图案进行政治学的解释。太极图有几点需要重视：
　　
　　1、宇宙是无中心结构，是对立力量相反相成的平衡结构。从政治学上说，这就意味着社会的天道秩序，不是由中央政府来主导的，而是由社会不同力量的搏弈形成的。宪政制度的原则，就是太极图原则，让不同力量（包括对立的力量）都自由释放出来，相互对立，相反而相互成就，形成一个动态的平衡系统（太极图）；
　　
　　2、社会中表面对立的力量（如左右），其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一定程度上会相互转换。任何一种力量走到极端，都会给对立面带来机会。因此阴阳表面是对立关系，实质是互补关系。因此不能把反对力量视为敌人，只能视为对手，对手之间在竞争中相互促进。消灭了对方，自己内部就会分化为两种力量，这是规律。这是左右共存的思想前提。
　　
　　3、凡社会力量（阴阳、左右），都不代表绝对真理，只是真理的一半。真理是什么？是阴阳互动形成的那条S线。这条S线，不是圣人可以发现的，只有阴阳开放互动，才会自动呈现。所以重要的是一个宪政制度，这种制度使阴阳左右都可以公平而和平地搏弈。
　　
　　4、只要开放政治竞争，中国最终只会形成两大派。西方如此，中国也将如此，这是太极图确定的。以两派为主的多元互动，这条S线就出来了。
　　
　　历史上的帝王，只将道家用于政策领域，不用于制度领域。而且，有意将道家的政治制度涵义隐藏，使得后人将道家原则向医学、兵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延伸，独独不向政治制度领域延伸。而今天，我们自由主义者的任务之一，就是将道家思想原则延伸到政治制度领域，使之成为宪政民主法治的本土原则基石。
　　
　　在此需要提醒的是，《易经》上说：“圣人以神道设教。”文明教化的基础，一是神，二是道。理解“道”，需要观察与思考，需要科学理性，这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对自然力量的顺应。道家思想，围绕“道”而展开，后来的道教，也将自己的寺定名为“道观”，这就是“观道”。观察分析“道”的运行规则，顺之而行，以求趋利避害，这是一种理性的大功利主义。但中国文化中，“神”文化谱系杂乱，从上帝到自然神，再到祖先神，加上后来佛教进来的神，道教发展出来的神，一大堆。儒家的“天”，是从“天帝”转过来的，而“天帝”是从“上帝”转过来的，因此“天”有人格神的特征。在孔子眼里，“天”就是人格神。孔子之所以“迅雷风烈必变”，是因为他将天视为人格神。董仲舒明白这个道理，他一心将“天”提升为人格神，增加人格神的内涵，但最终没有成功。所以说到底，“天道”就是“神道”。儒学成为官方正统，其实说明中国传统皇权制度是“政教合一”的，皇帝是天子（神子），儒生官僚则是教士牧师，佐天子教化万民。皇权社会，“神”其实是制度的基础，我们只要读读《礼记》及二十四史中历代帝王以“上帝”为中心的祭祀活动，就会明白这一点。百姓平常是讲“道理”，但痛苦是就呼“天哪”，他们分得清神与道。
　　
　　道的发现，没有转为制度原则；而神的感悟，才是中国传统制度原则的基础。天子，就是神子，神与君王有特殊关系，因此天下人要顺从天子。因此，将“神”与制度分离，将“道”转为制度，这就是西方近代宪政革命的核心。
　　
　　在西方，“道”转为科学和制度，“神”转为宗教，科学与宗教并行，相互平衡。军宁正力求将制度的精神基础转为“道”（去除制度的神性或魔性），我则正在努力重构中国“神”学。“神”的个人化，“道”的公共化，这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圣人以神道设教”，我们的研究，就应当以这两个点展开。当宪政制度转型完成后，“神”的问题将突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