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及其基本原理

下一篇>> 韩毓海: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及其基本原理作者：张洪彬 提交日期：2009-1-6 18:43:00 | 分类: | 访问量：54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及其基本原理——评《汪晖自选集》
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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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以研究中国的现代认同为专题的理论著作《汪晖自选集》出版以届三年，作为一个专业相近的大学教员，我对汪晖取得的研究成就感到由衷的自豪。因为这项成果虽然是汪晖取得的，但对于近20年来从业于此，或者关注着这一重大知识领域问题的研究者来说，在此之前，我们理应已经分享了汪晖的研究给知识的这一领域所带来的震撼、激动和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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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的著作讨论了现代世界得以形成的基本原理，如“个人”如何成为现代世界的道德或者“人生观”基础，“科学”怎样瓦解和取代了传统“世界观”，现代语言和表述方式是如何随着现代世界特别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变迁达成的。汪晖力图在现代知识的基本原理方面作出贡献，而事实上他正是在这一方面作出了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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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研究和质疑的，是描述和支配现代世界的那些知识的基本原理，他一方面结合当代世界知识的变化，对这些原理的古典或经典的运用加以修正，另一方面，他又结合中国的现代经验和知识历史对这些原理的西方运用加以丰富和改造，由于这一成果的出现，中国学术界在现代知识的“基本原理”方面缺乏“发言权”，中国现代知识缺乏“原创性”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有望进入一个思想和学术自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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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观念的中国现代起源及其原理

中国现代的“个人”和“个体”观念的兴起，不仅仅是现代化运动冲击的结果，不仅仅是现代化的社会理论的产物，中国现代的“个人”和“个体”问题是在一种特殊的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原理中提出的，它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概念，也是一个本体论概念。这是汪晖论述中国“个人”观念的现代起源的一个重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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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观念及其相关原理，既是现代知识的基本原理的核心，也是现代世界构成的基础。“个人”观念是如何成为现代道德的基础的？西方知识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源远流长，但答案均与西方世界观的演变，特别是基督教宇宙观、世界观和道德观的演变有关：如韦伯对基督教新教道德观的演变与现代价值观形成的研究就是典范。但是，韦伯在论述了个人观念的兴起是西方文化在宇宙论、世界观上的现代“突破”的重要结果，并论述了个人观念的起源与西方本体论和宇宙论的联系之后，拒绝承认世界其他文明具备这种本体论和宇宙论“突破”的可能。于是，在韦伯理论的影响下，个人观念在中国的现代兴起主要被看作是现代化运动冲击的结果，是现代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个人观念在中国因之具有社会理论的意义，但它却不是一个本体论的观念，或者说，在中国，个人观念的现代起源与宇宙论和本体论的“突破”并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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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具不具备“个人观念”？或者说，“个人观念”在中国文化中具不具备道德的基础？这个基本原理问题实际上始终是模糊不清的。但是，这实际上既是一个重大的原理性问题，也是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它不但随着中国的现代的发生而变得日益尖锐，且仅就近20年而言，从80年代轰动整个社会的“潘晓问题”的讨论，到今天围绕着“自由主义”伦理而展开的争议，莫不与这个原理性问题有关。

毫无疑问，随着现代运动的兴起，“个人”问题也就成为中国的重要问题，“个人”观念成为中国的重要观念。《伤逝》中子君的一句话已经足以说明其与现代道德----“新道德”的关系：“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研究中国现代问题的学者正是从“先觉者个人”与“传统社会”，“个人本位”的新道德，与“家族本位”的旧道德的对立冲突中展开中国问题的观察的。例如，包括普实克在内的许多中国文学史家，都把“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特征视为“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文学，“五四”文学的基本主题就是作为“个人”的主人公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尖锐对立，这个外部世界是包罗万象的传统社会。或者说，在“现代化论”的视野里，现代文学史家通常把这种“个人主义”看作是在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中个人从传统中获得解放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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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的个人观念”是否仅仅是“外来”的？这种个人观念是否仅仅是现代化运动冲击的结果？“个人”的兴起是否仅仅是外来冲击和现代化社会改革运动的产物？在现代化论之外，中国文化中是否具有个人观念和个人伦理的道德基础？如果没有，问题将变得非常简单，而如果有，那么，作为中国文化道德基础的个人观念和个人伦理与西方的个人观念之间的关系如何？现代中国的个人观念和个人伦理是怎样在这种关系的交互作用和“双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个人观念形成的基本原理何在？-----而这显然就是一个远为复杂和困难的问题。
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一种尖锐而简单的答案就是：中国文化中不存在个人观念的道德价值基础，甚至中国文化传统中并不存在“个人”这个观念。个人观念的兴起仅仅是现代化社会运动的独立结果。相对于普实克等人的前一种观点，这一种观点是一个重要的补充且在中外学术界更为流行。例如右翼的学者如白鲁恂认为，中国现代性的特点与其说与个人主义有关，不如说与一种“集体归属感”有关，现代“打击”恰恰加强了这种集体归属感，而这种集体归属感就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攻击”本性中。而左翼的学者如詹明信的观点更具启发意义，他认为中国即使存在个人观念，这种个人观念也与西方非常不同，“中国的个人观念蕴含着整体性的经验，对个人和个人经验的叙述同时就是对集体和集体经验的叙述。”他还指出，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这种寓言性和整体性恰恰是与现代西方的个人主义观念支配的文化和文学相对立的。这种个人观念依然产生于现代化运动的冲击，是帝国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第三世界文学和文化”的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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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汪晖的研究揭示出完全不同的情况。那就是中国文化中存在着“个人观念”的深刻的道德伦理基础，“个人”观念并非是现代化运动的独立产物，而是中国宇宙观和人生观的重要内容，是中国人“安身立命”----或者说是“自我认同”的基本方式。毫无疑问，随着现代化运动的发生和冲击，中国的个人观念得到了强化和修正，从而产生了“现代中国的个人观念”------但是，这种“现代中国的个人观念”绝不仅仅限于服务于“现代化”这个目标，或者在这个目标的压迫和鼓舞下，将个人从传统社会秩序中“解放”出来，组织进现代市场、社会和国家乃至“世界”中去，-----中国的现代个人观念的兴起具有更为深刻的基础和动力，那就是追问或回答：“我”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依据何在？“我”存在的意义何在？在“现代的世界、社会和宇宙”中，“我”如何安身立命？因此，“个人”问题的兴起虽然与现代化运动有关，但是它更与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和选择有关，而且，“个人问题”显然与“人生价值”问题的思考关系更为直接。于是，当研究“个人观念”在中国的兴起的时候，就不应该仅仅把“个人的兴起”与解决中国现实危机的现代化运动结合起来，而更必须把它与解决中国精神、思想和人生价值危机的“现代认同问题”或者思想文化运动更直接的结合起来。这也就是汪晖所说的：“尽管在中国现代思想中很少出现我是谁的追问，然而，个人和自我作为一种独特的价值判断的源泉提供了道德的空间，在这个道德的空间中，人找到了自己的方式、自己在这个空间中的位置、事物对我们的意义，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我无法同意说中国不存在认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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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与描述个人观念兴起的“社会原理”相对，我认为汪晖提出了中国现代个人观念兴起的“价值原理”，我把它称为“中国现代思想的第一原理”。在前一种视野里，现代化运动的压力和重组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的要求，决定了个人观念的兴起是面向现代化社会的社会改造和重建运动的重要步骤，而在汪晖的视野中，中国现代思想中的“个人观念”的兴起和产生，首先与“我”应该如何面对现代世界的变迁，“我”如何解释这种变迁的世界，“我”如何设想这个世界的意义并理解“我”、“个人”存在的意义相关。前一种视野把个人观念兴起的目标和动力设定为重建现代化的社会，汪晖则把这种目标和动力设定为在现代世界里如何重建自我和个人，如何重建自我和个人存在的基础。我之所以把它称为“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第一原理”，是因为显然只有在这样的视野里，个人和自我的问题才真正成为了“思想史”的问题，它才真正有可能被纳入思想史的领域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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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的研究建立在大量艰苦细致的个案分析之上。

例如，汪晖分析道，对于章太炎这样的思想家来说，他并非没有或者不屑于思考“个人”的问题，但是章氏的确没有、或者不屑于从现代化论的社会方案这个角度去思考个人问题，因为在那个方案里，个人仅仅是通向或者组成现代社会、市场和国家的基本原子和重要步骤，而章氏以“己”和“不齐”为表征的个人观念，却是与他的宇宙论和人生价值论结合在一起的，他显然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回答和追问自我存在的根本基础和价值何在的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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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章氏对于社会、市场、国家的批判，虽然是从特定的革命家的具体立场出发的，但是，这种批判完全不能被理解成简单的“个人”对“社会”的反叛并在个人/社会的框架中得到处理，相反，这种批判是对整个个人观念的“社会原理”的批判和补充，因为那个原理在这样的意义上忽略了自我的存在：它用最简单的话来表达就是“我”活着是需要一个理由的。章氏认为，现代社会和现代化论的个人原理不能提供这样的理由，面向现代化社会的改良和革命运动仅仅把个人视为社会改革的基础和社会组织的细胞，把个人存在的目标设定为现代社会的个人权利者，现代市场的个人所有者，现代国家的公民，----但这样的目标依然拒绝回答或者回避自我和个人存在的理由究竟是什么，我活着的理由究竟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由于这种回避不能拒绝这样问题在现代社会的产生和提出，这种回避就成为一种遮蔽。这也就是鲁迅1905年对法国大革命的辩证批评：它唤起人类的尊严，促使人们追求个体的价值，但是，这样的个体却是无差别的、抽象的个体，一如黑格尔哲学，建立了解释一切事物的体系却完全忘却了每个个人都是“唯一者”，自有其主观性。

在章氏那里，这样的问题必须在一种宇宙论和人生价值论的视野和框架中来解决和回答，换言之，现代化论的社会原理不能为唯一的、不可让度与交换的个人存在寻找一个坚定充足的理由，个人存在的坚定而充足的理由需要一个现代的宇宙论和现代的价值观，在章氏那里，这种宇宙观和价值论当然既非存在主义哲学也非生命哲学，更不是现代化的社会理论，而是一种改造的“齐物论”思想，章氏运用这样“以不齐为齐”的思想来处理和解决个人存在的理由和价值问题，从而为“自我”和“个人”价值在中国的现代兴起和确立，提供了远为深刻的思想、道德、知识和宇宙论的基础，----那么，现代中国的个人观念是怎样产生的呢？汪晖的研究揭示出，“个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伴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冲击和产生而出现的问题，它更是一个个体生存的价值问题，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植根于社会理论或者现代化的社会理论之中，而且更深深植根于一种宇宙观念和世界秩序的设想中。进而，中国现代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社会的重建问题，而是整个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的“突破”问题，“个人”和“自我”的问题只有在这样的视野里才能得到深刻的解释。

章太炎和鲁迅的个案研究“意味着个体问题是在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原理中提出的。换言之，至少在形式上，个体概念与社会、集体等概念无关，当然也就与白鲁恂所说的‘集体归属感’无关，而恰恰与个体在宇宙中的位置和存在方式的体认这一认同问题有关。”正因为个体观念是在宇宙论和本体论的原理中提出的------这也顺便回答了詹明信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个人观念中包含着“整体”性和寓言性，即正因为这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故在章太炎那里“‘不齐’和‘己’都是对一种更高的状态的印证。‘以不齐为齐’是‘以道观物’的产物。换句话说，对依自的强调和对公理的破除，所达到的结论不是个人的绝对自主性，而是一种至高的宇宙原理，即‘公’的思想。”

综上所述，汪晖关于个人观念在中国的现代起源的原理可以扼要概括如下：现代中国个人观念的兴起完全不能被设想为现代化的社会运动的独立结果，尽管这一运动导致了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和改造；相反，个人观念的兴起和形成有着更为复杂同时也更为广阔和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不能仅仅在现代化的社会理论层面上得到完全的解释：实际上，它是以一种特定的现代宇宙观和人生价值观为基础，并是它们的直接产物。这种个人观念不仅不是简单的现代西方社会观念的移植和翻版，相反，在社会作用上，它是对中国专制制度及其传统观念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及其公认价值的双重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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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构造关系”的科学：科学思想与中国现代改革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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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不仅仅是知识，科学是权力，科学不仅仅是对自然的发现，科学也是对社会的规划，科学不仅仅是理性，它也是一种特殊的信仰，这是中国现代思想的一个特征。在晚清以降的中国思想氛围中，科学不仅是思想解放的象征和召唤，而且也为各类文化事务提供客观依据。它不仅证明了新文化人物所期望的变革的必要性，而且也提供了这种变革的目标和模式，成为一种替代性的公理世界观。“‘科学’概念作为一种对客观真理的理解，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社会变革的‘必然性’，从而我们无法认定这种客观真理是事实的真理还是价值的真理。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科学’概念成为以‘反传统’为特征的文化运动的意识形态支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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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前，没有人怀疑科学及其价值观在现代中国历史中持久的解放作用，但是在1989年以后，随着海外学术界对“唯科学主义思潮”的批评，中国现代思想对科学的这种特殊理解，被海内外的学术界称为“典型的唯科学主义思潮”，人们指它是一种对“科学的误用”，随后，这种“科学的一元论”甚至被称为现代专制主义的起源。

但是，汪晖的研究指出：中国现代思想对科学的这种特殊理解，恰恰构成了对科学的实质的清醒认识，而且，这种对科学的理解和认识反过来又恰恰导致了对科学的特殊规约：作为信仰的源泉，科学必须是正直的“天道”和宇宙秩序的体现，作为对社会的规划和安排，这样的社会必须体现“天理人道”，作为“权力”，这种“权力”必须被利用于“力抗强权”追求公正秩序的事业，最后----科学把世界的形式理解为“运动”，从而为不懈的社会改革和变革提供了合法性。正是有了这种规约和对科学的特殊理解，所以，科学在现代中国基本上一直起到了比较积极的、解放的作用。但是，反过来说，当把科学理解为与价值无涉的纯粹的、无目的的知识活动的时候，却恰恰容易导致对科学及其技术后果的盲目滥用和误用。而且关于科学是一种无目的的、与价值无涉的纯粹的知识活动的论断，恰恰掩盖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特征，特别是它与现代社会运动的关系，尤其是它的运用过程与资本主义过程的历史和逻辑的联系。

汪晖关于中国现代思想对科学的特殊理解的研究，最突出的方面是揭示出现代科学的兴起及其“本质”：它是现代世界的一种“构造关系”，在现代中国乃至当代世界的语境下，我们甚至只有将其还原成一种特殊的“现代社会关系”才能对科学得到实质性的把握和理解。我把它称为中国现代思想的第二个原理。

换句话说，在晚清以降的氛围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自我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宇宙与人类的关系的崭新设想，都是通过科学的认识论的方式来表达的，科学正是构造这些崭新的宇宙、世界、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基本框架，科学的作用也是在这种关系和秩序的构造和想象中确立起来的，人与自然，人与国家社会，中国与世界，等等，----科学的作用首先在于它提供了这样一种构造关系，它本身就是这种构造关系。

那么，以一元论为特征的，具有整体性的现代中国科学世界观是否是“现代专制主义”的起源呢？汪晖的答案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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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现代中国一元论的科学观，或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世界的整体性解释表达的是这样的要求：建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提供一种民主、自由的普遍社会关系框架以替代专制主义的传统秩序，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语言标准体系和具有普遍性的现代新文化，最后-----科学使我们置身于一种“运动”的过程中，这种运动就是改革和革命的知识的、信仰的和宇宙论的动力。一元论的科学观和整体性的解释框架当然可以被理解为对国家的合法性的论证，但却并非对既有的国家的合法性的论证，它是对新国家、新社会、新文化的构想，科学为这种构想和构建提供了合法性的支援，为社会改革和社会革命运动提供了合法性支援。科学的一元论在这个意义上不是为专制，而是为反抗专制提供了知识上、逻辑上、道义上、信仰上乃至权力上的支持和论证，科学不是专制的起源，而是反专制的新国家、新社会和新文化的源泉，这样的新国家以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等各种专制压迫形式为动力，以建立民族、民主和民有的新社会为目标。正如汪晖所指出：“在晚清民初的民族自强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整体解释可以被理解为对国家的合法性的一种论证，但他们要证明的不是原有的政治秩序的合法性，而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必须通过变革去运用政治力量，实现那些对构成社会同一性具有意义的各种价值。”“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晚清时代的知识分子论证变革和新的社会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就必然赋予他们的‘科学思想’以世界观的性质，即对宇宙、世界、政治和伦理作出整体解释。‘科学’成为创制新的制度形式的根据。”

汪晖的这一原理的提出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其中之一就是对“科学主义的解释模式”的反批评。

我认为，对所谓“唯科学主义”这种论断进行批评，在今天十分必要。因为这种观点把世界划分为“自然”和“社会”两个领域，它认为把“科学”运用于自然领域是正确的，但是，把科学的范式运用于社会领域就是一种“误用”和“滥用”，因为“社会”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这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

在这种意识形态预设中，自然范畴作为社会的对象没有任何自主性可言，因而是可以控制的，而社会范畴相反却应该是“自然”的，即不受控制的。而问题的关键、或者这种意识形态最迷惑人的地方在于：其要害不是说社会是“自由”的，因此是不应该受到控制的，它真正的要害和抱负根本不在这里。这种意识形态真正的意思在于说，任何对“自生自发”的社会的改造、改革、革命(在现代条件下，这种改造、改革和革命经常高举“科学”的旗帜)是完全错误的，是不可能的和不必要的，它将导致对“自然”的社会的控制，如果这种社会改造运动标举的是科学的旗帜，那么，这就是一种“对科学的误用”、“滥用”，是“唯科学主义”和“伪科学主义”。

哈耶克关于“自生自发”秩序的论断之所以是“保守主义”的教条，“唯科学主义”论断之所以是右翼的意识形态，正是因为它仅仅对否定和反对社会改革和社会革命有兴趣，而对真正的社会自由完全没有兴趣；它预设将科学运用于社会改革和社会革命，必将导致“专制主义”，这样预设的真实目标是：抽空现代社会改造和变革的合法性基础，杜绝这种改造和改革的现实可能性，虽然它举的是反对“唯科学主义”的旗子，并把“唯科学主义”与“专制主义”结合起来，-----但是，在现代中国历史和现代中国思想史的运用方面，它的目标不过是否定和反对在科学思想的支援和指引下的中国的社会改造和社会改革运动，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思想文化改造和革命运动。所谓“唯科学主义”是专制主义的起源，这不过是以曲折含蓄地方式论证了那种在科学思想指引下的改革和革命是“专制主义”的根本起源----因为正是“科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那场革命----我想说那就是伟大的现代中国革命提供了合法性的支援；不但因为它使中国革命由“空想”变为“科学”，更因为截止于1949年的旷日持久的中国革命竟然一度把“人民当家作主”由“理想”变为“现实”。因此，我个人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在1989年以后中国理论界的兴起并非偶然，而听任这种意识形态对中国思想的控制，那就是听任从根本上系统的否定中国现代历史，从系统上根本的否定中国现代改革运动和中国革命。

但是，右翼意识形态一方面反对科学成为社会改造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却不断将科学和技术纳入到资本运动的逻辑里，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改造。科学技术不仅仅因之成为榨取自然资源、控制自然形态，目的是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而且，资本的逻辑决定了科学态度的转向：由对自然的沉思，变为对自然的控制、垄断、利用和榨取。哈耶克等人认为现代社会和市场是一种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价格原理自然调节的“自生自发秩序”，在他看来，这就是“自由”或者“自由竞争”的起源和基础，因此，任何对它的怀疑、批评和反抗也都是对“自由”的迫害，是奴役和专制的起源。但是，他如果没有忘记，那显然就是在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资本的逻辑里，现代社会和市场实际上都不得不体现了资本的这种对世界的态度：控制、垄断、利用和榨取。换言之，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科学对自然的态度的转向，是与社会和市场的“现代转向”同时发生的，这种转向体现了一种资本对于世界的基本态度，资本本身为这种转向提供了根本地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说现代市场和社会是自由和自发的秩序，是由“看不见的手”价格原理调节的，那就是完全无视现代社会和现代市场发生的社会条件和真正动力-----资本的逻辑和动力。这是一个被颇为争议的观点，触及到现代社会存在的秘密。

然而，在我看来，说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的本质既非自由市场，也非自由竞争，这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道理，这倒是一个常识性问题。在这里说两点就够了：1，所谓资本“市场”是建立在价格和价值规律上的自由交易的市场吗？不是的。市场和价格交易制度不是资本主义的发明，远在资本主义发生之前，世界上就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市场和价格交易。例如，任何一个“赶过集”的人都会了解“集市贸易”，通过集中性的交易活动，以一个尽可能低的制度费用达到交易的公开性和透明性。但是，在市场几乎透明的交易制度下是完全不可能产生巨额的超额利润的，巨额超额利润的源泉永远是“秘密”和权力对“秘密”的垄断。资本就产生于这种“秘密”和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是“赶集”，资本并非来自公开透明的价格自由竞争，导致商人真正致富的，从来是那些避开竞争活动的“反市场运作”。布罗代尔在《资本主义的动力》中说：“如果没有一种政治保证你就永远不能支配经济，永远不能扼杀或限制住市场的力量，要想设立非经济性的壁垒，不让人家涉足经济交易，要想将非分的价格强加于人，要想保证非优先性的采购，不依靠某个政治当局的力量是做不到的。认为没有国家的支持、甚至在反对国家的情况下也能成为一个资本家，那简直是一个荒诞的想法。”-----总之，如果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保持着它的透明性，那么，资本支配下的市场特征之一却是经由垄断和制度安排而获取超额利润。真正支配这个市场的也不是“看不见”的价格交换体系，特别是，这种所谓“市场”之所以“成功”恰是因为它“反市场”，它不是对“价值规律”的肯定，而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2，资本支配的市场的目标是竞争吗？也不是的。没有人比资本家更不喜欢竞争，如果他迫不得已参加竞争，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消灭竞争，保证利润独占。如果不消灭竞争，不造成行业垄断，那么利润和价格的独占其实就是完全不可能的。最近的“微软”案说明，“微软”如何利用“买断以后再封杀”的方式来把一项项技术的革新扼杀在摇篮里，以防其威胁自己的行业独占地位。资本对权力的方式是“用钱封住他的嘴”，而对资本对科学技术的方式则是“用钱堵死别人的路”。这里不存在私有财产是否得到保护的问题，更不存在知识产权是否得到了金钱评价的问题(我化大价钱买断你和你的成果不存在我没有用金钱评价你的问题)，而在于以“搞垮别人”和“以买断”来堵住科学技术进步之路的典型的资本方式和态度，这种“纯朴”原始的资本动机难道不是市场竞争和科学进步的破坏性力量吗？这就是为什么对“微软”的扼制首先是从股票市场上打击它，目的就是削弱其资本的力量，而不是削弱其技术力量。---我之所以挑中这个例子，其实一方面是为了顺便回答《战略与管理》杂志今年第3期对“韩毓海及其他IT民族主义者”和“高科技无产阶级”的指控，另一方面，我想说明的是，控制、垄断、利用和榨取---这种人对自然态度的“现代转向”，也同时表现为“社会”对科学和知识的态度的“现代转向”，而这种转向体现的如果不是一种资本对待世界的基本态度，那又是什么呢？-----目前，这种态度笼罩世界。我个人倾向于认为，甚至那个《战略与管理》杂志和那个堂皇的以所有“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为对头的文献，也不过就是这种基本态度、这种“大气候”下尤抱琵琶、语焉不详的小小喷嚏和感冒伤风而已。

现在，我进一步把汪晖关于现代中国思想中的“科学”观念原理，即我说的“现代中国思想的第二原理”的现实针对性简单概括如下：“科学主义的解释模式”致力于对极权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批评，但是，在中国现代思想领域里，它却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改造运动，因为这种运动是以一种特殊的“科学观”为基础与合法性的，结果，这种批评却变成了对这种运动本身及其合法性的指控，而没有触及到什么“专制主义”。而另一方面，“科学主义的解释模式”未能说明现代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普遍力量的历史动力，特别是它的运用过程与资本主义过程的历史的逻辑的联系。它把现代社会的危机归结为思想方式的危机，从而无法把科学问题作为一个现代文明问题来思考，即现代文明是一个科学技术的文明，它的构造方式就是以科学技术为原形，以征服自然为动力的。-----因此，真正需要检讨的不仅仅是对科学的“误用”，而是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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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派生“言说”：现代汉语的历史生成原理

“书写”和“言说”到底是孰为先的问题，“书写”和“言说”究竟是谁派生了谁的问题，并非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德里达的“语音中心主义”已经揭示出“言说”先于“书写”，而“言说”派生“书写”的论断也已经得到了西方现代历史的印证，亚格布布克哈特的研究证明，但丁的方言写作如何在与拉丁文的对抗中，使托斯卡那方言成为新的民族语言的基础。同样，在东亚地区，日本和韩国相继采用自己的方言抵抗汉语的影响，创造了自己的民族书写语言，从而使“方言”派生“书面语”，“言说”派生“书写”的“语音中心主义”“成为世界各地无一例外出现的问题”(柄古行人)。

但是汪晖的研究指出，中国的情况十分不同，由于白话文是一种长期存在、影响广泛的书写或书面语系统，所以中国白话对文言的代替这样一种现代汉语运动，完全不能被看作一个方言运动，作为一种书面语系统，白话文对文言文的替代也不能被描述为语音中心主义，这里并不存在在一种方言的基础上生成和派生一种书写系统和书面语的问题，这里存在的是用一种汉语书面语系统取代另一种汉语书面语系统的问题，简言之，这里不存在一种方言、“言说”派生和上升为书面语和“书写”，恰恰相反：这里倒是存在一种书写系统对“言说”的派生和和对方言的归置。我把这一结论称为中国现代思想的第三个原理，它涉及思想、言说和书写的关系。说到书写系统派生“言说”，这其实好理解。印刷业对新文化运动、特别是新文学运动的促进，使民国教育部可以集合“新文学家”和大学教授，将新的白话文以“部颁”语文教材的方式进行推广，新文学家黎锦熙制定了第一部现代汉语语法教科书不是偶然。“国语”教材当然规范和派生了“国语”言说。

其实，现代汉语形成的历史上不是不存在大量对“方音”和“方言”的调查和整理，但是，这种对方言和方音的重视并不是为了在其基础上建立一种书写系统，而是一方面研究中国语音的历史流变，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为了研究方言与普通话的语音对照规律，目的是推广普通话。20世纪20年代，以“北京大学方言调查会”的成立及其对民间歌谣的研究为开端，开始了中国语言研究的描写语言学时期，其特点是以活的语言为对象，描写语音，并以之与切韵音系比较，寻找从古到今的音变规律。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方言研究的重点才从具体方言及其古今流变转向方音与普通话的比较，寻求方言与普通话的对应规律，当然是为推广普通话服务的。值得一提的也许是，研究古今音变规律的方音学派只是在台湾依旧得到重视，并逐渐为所谓“新台语运动”制造了基础---这是另一个重要问题。

本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抗日战争的展开，随着大量文化人向地方和乡村的转移，随着中国改造和革命的重心向基层下移，一场空前的民族化、地方化、大众化运动展开了。最广泛的动员人民，全面抗战，语言的“地方化”和“大众化”符合了这种要求。但是，关于方言、大众语和白话文之间的争论最终导致的结果依然是：“方言文艺和方言土话拼音化的要求”。这种意味深长的要求表明，即使这次意义深远的方言大众化运动，目的也不是用口语方言改造书面语，而是通过拼音化运动创造新的发音，以配合现代书面语的形成，进而形成一种“普遍语言”即普通话。

白话文作为一种书面语系统，始终对方言和方音具有优先性，这是因为在寻求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普遍的民族语言和超越地方的艺术形式始终是形成文化同一性的主要方式。汪晖这一论断是十分尖锐的。

但是，在此一问题上，我对包括汪晖在内的关于思想、言说和书写的关系的论断有一个补充。简短的说，我的问题是：“言说”是否仅仅与“书写”具有对应关系？对“言说”的考察是否一定必须将其置于与“书写”的关系中考察？“言说”一定会转化为“书写”，导致“书写”，或反过来说，书写一定会规范言说，----这样的对应关系的确立不过表明，随着印刷业的繁荣和现代民族国家对印刷传媒的掌控，“书写”才具备了这样的作用。但是，特别值得重视的是，20世纪40年代随着城市的被占领，印刷传媒系统的被破坏，觉醒的，“怒吼吧”的“中国”是通过什么进行“言说”的呢？

我在对40年代解放区根据地文艺的研究中发现，共产党人并不特别重视书写和书面语系统，共产党人更重视一种直接“可视”性和行为性的言说系统。----“秧歌”，这是红色抗日中国，特别是延安地方最典型的言说形式，1942年的农历年是延安的“秧歌节”，“闹秧歌”的终点是毛主席在枣园的家。“秧歌”伴随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从陕北走向全中国，从黄土高坡走向全世界。它是“新中国”(原谅我用这个词)“言说”的象征，甚至是革命中国的象征-----可是，它与一切书写形式和书面语系统无关。

40年代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孕育形成的时期，但更是自下而上，以农村包围城市并克服和夺取城市的新民主主义胜利的时期，新民主，意味着最广泛的下层人民参与的民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一个民众参与民族国家政治最迫切的时期，与其说是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不如说是民主形式空前发达的时期。大难不死的中国革命党人，在她意气风发的领袖毛泽东的率领下，为“革命”找到“言说”方式：那不是在书写系统中，而是在“舞台”上----“舞台”，这是毛泽东常用的一个词，我个人认为，40年代地方化、大众化的最大成就完全不能从推广“普通话”中看到(毛主席就不会说普通话)，而是在“舞台”上被看到：秧歌剧、街头剧、广场剧、歌剧、舞剧-----从语音方面说，“舞台”上是“无声”的，但是，舞台上有音乐、有舞蹈、有形体有动作，通过这光与影，音乐与动作，“革命”出现了，“新中国”出现了，革命被召唤“出场”，沉默的中国发出了怒吼，革命和新中国在《白毛女》中出现，在《刘巧团圆》中出现，在《屈原》中出现，在《万世师表》、《升官图》中出现，在一曲《东方红》中出现，狂飙为我从天落，革命中国登上的是“舞台”，并以这种方式去终结旧世界。

就文艺方面来说，40年代地方化、大众化的结果和目的并不主要是书写，因为它产生了更为具有普遍性和经典性乃至抽象性的形式，后来的《黄河大合唱》、《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都是。时至今日，重温芭蕾舞《白毛女》，刹那间你依然会感到沉默无声的“革命”在光与影，复仇与感恩的哀歌中复活----而那个革命在当代中国的言说和书写系统中，却早已经被“道理”说尽，终结了千百万遍了。

因此，我愿意沿着汪晖的思路继续说，中国现代思想问题极为复杂，它完全不能在现代西方思想的逻辑框架中得到满意的处理，其中包括思想、言说和书写的关系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必须通过艰苦的探索来总结中国现代思想发展的基本原理---而我已经说过，这就是汪晖的工作。《汪晖自选集》对作者来说，可能仅仅是他的学术工作迈出的一小步(因为汪晖还有关于中国现代思想的长篇著作即将问世)，但是，对整个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来说，我认为这毫无疑问是迈出了一大步。

简短的结语

一篇评论不能穷尽一部严肃复杂的著作，何况思想的探索没有尽头。但是我想说，汪晖所取得的成就首先归因于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人”，归因于他长期不屈不挠的独立思考态度。这样的“个人”未必是容易理解和招人喜爱的人，但是，对在思想史领域作出原创性和原理性贡献的人，必须具有这种气质，密拉发的猫头鹰在黄昏时起飞，漫漫长夜他独自走遍大地，只有头上的星空为伴。

我认为汪晖在原理方面作出了贡献，并不是说原理是不容质疑的，----然而，原理是必须的，它为我们的讨论和争论提供了基础和平台，如你在什么意义上坚持和反对“个人”，你在何种态度上质疑和伸张“理性”？你在什么状态下“自由言说”，而不是满嘴跑舌头，一直让“话说你”？等等。

而在我看来，今天的讨论已经具有脱离基本原理的论辩的可能，而离开了基本问题的论辩，就变成了沙，变成了灰尘，散了。有人说，让思想的暴风雨快些来吧！可是，暴风雨没有来。来的是沙尘暴。

不知何故，我想起我高考时的作文题目《毁树容易种树难》。当时我作不出，现在想起来，这出题者原来了得----例如比现在出题的我那些同事，那可是强得太多了。-------这里有关于中国的无穷的睿智，它是一声警示化为浩叹。

2000/8/26，于北京大学

一

与本杰明

史华茨关于严复的经典之作《寻求富强》相对照，汪晖的研究给人的深刻印象首先是：在史华茨眼里，严复主要是一个行动家，政治家，其思想深深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情境并且主要是对这种情境的一种表述。而汪晖则恢复了严复作为学者、思想家、翻译家的一面，汪晖揭示出：严复的思想和知识不仅浸淫于现代西方社会学、逻辑学之中，而且深深植根于中国“天理世界观”的复兴极其对清代考据学技术主义的批判综合。严复的翻译活动同时反映了他从“天理世界观”出发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思考，对现代性的规划，特别是，对现代方案的发挥和发明。

二

“用近今格物之理术，以发挥修齐治平之事”(《原强》)，这句话一言以蔽之，表明严复对现代性规划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发挥”和“发明”。

这种“互相发明”其实是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用科学方法对中国传统世界观进行“发明”，例如把读书穷理发明为及物穷理，把“科学”作为世界观和知识的“基础”，这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而另一方面，则是对西方现代性矛盾进行创造性的阐释，这就是如何克服实证的科学与形而上学“叙事”的矛盾，从而建立一个“一元论”的现代世界观。这就是对科学概念极其现实作用的批判性思考，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发明”。

以往人们非常注意严复从“现代”和“科学”的立场对“传统”的阐释和克服，即中国传统的现代阐释这一面，而没有注意严复从“中国的现代”的立场、情境对于西方现代性矛盾的发现、阐释和克服，从而不可避免造成对“中国的现代观”的简单化理解。

如果我对汪晖这一观点概括基本准确，那么在全面、复杂的理解严复方面，我认为汪晖的研究作出了特别有说服力的学术贡献。

三

再看史华茨。史华茨与汪晖的区别在于，他认为严复为了“寻求富强”的迫切愿望的缘故，(故意)不去看西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而汪晖则认为严复的翻译工作其实是两方面的：那就是克服传统与西方现代性的双重危机。就后一个方面来说，严复的翻译、阅读与沉思，也是一个针对西方现代性矛盾的求解和诊断方案，正是带着强烈的人类危机意识和现实问题意识，面对现代性求教、求解并诊断，或者说，正是在这样的情境和过程中，屹立起中国第一代现代先驱的形象，这种反思者的形象决定了中国现代性的双重指向，决定了它克服传统与现代性双重危机的主题。而这一切，不是因为“处在现代之外”的中国情境决定的，而是由于“被深深卷入现代进程之中”的中国情境所决定的。

汪晖的研究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目前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只有一条完美的、欧美版的现代道路，这种观点甚至不顾欧洲与美国的现代道路是完全不同的。史华茨在其著作的序言中，曾详细批驳了这种肤浅，但是，并没有广泛的引起注意。汪晖与史华茨有诸多分歧，但他们都拒绝“欧美现代性”这个笼统的、似是而非的概念，而汪晖的特殊贡献在于，他首次在汉语和英语知识界，以大量的事实材料和严密的理论分析表明，这种“流行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他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种“流行观点”的弊病所在：拒绝分析现实和完全不尊重历史。

而更重要的是：从马克斯韦伯到史华茨，他们都从西方文明的超越价值的立场，对现代社会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反思，汪晖则指出另外两个伟大文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都具有超越的价值世界，也都具有从这种超越的价值世界反思现代社会现实的可能性。对现代社会现实进行有效反思的资源不仅仅存在于西方价值内部，也广泛的存在于非西方文明之中。

汪晖对严复的研究是中国现代思想的延续。从活的历史中寻找观察、超越和反思现代社会问题的立足点，“走一条中国的、人民的现代道路”，这就是并不遥远的历史的不竭回声，而我们的前人对于“中国的现代性”的思考，不但对于今天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表现其意义，而且对当下中国的现实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
四

用亚斯贝斯的概念来说，汪晖工作的重点之一在于观察那些“轴心文明”的现代转变。史华茨也强调过“轴心文明”的共同特征，特别是强调超越意识出现的重要性。所谓“超越”并不意味着否定现实世界的真实，而是指在现实世界外还有一个终极的真实。因此必须重视超越意识在人的思想上造成的理想与现实的紧张与差距，由此产生的批判和反思的动力。实际上，具有一个超越型的价值世界-----汪晖在研究严复时把它称为“天理世界观”，这是作为“轴心文明”的中国与非轴心文明的日本面对现代转变时表现不同的原因之一。我想这也是沟口雄三先生关心汪晖早期研究的起因之一。

汪晖的贡献在于指出：严复的“天理世界观”是由一系列现代范畴：科学、平等、自繇，群等构成的，而在严复那里，它们既不是纯粹超越的，也不是纯粹现实的，“天理世界观”构成的特殊性在于，这些范畴既是现实的，也是超越的，既是规约性的，也是反思性的，既是现实世界的需求，也是价值世界的召唤。例如就科学而言：“严复心目中的科学不是一种无休止，无一定目标的研究，它是信仰的源泉，这些信仰不是宗教的先验命题，而是经过验证的、具有实证依据的信仰。”

汪晖在描述这种“天理世界观”的建构性与反思性，现实性与超越性时，运用了高度概括性的语言，高度凝练的语言在转折中递进，作者的思想力量给人以雷霆万钧、奇峰陡起的明快-------通过“天理世界观”，“严复不仅为人们创造了一种宇宙和世界认知图式，而且为创造一种以民族---国家为内涵的社会提供了科学的模型。这种模型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构想，而是世界存在秩序的呈现。”

这就是晚清时代中国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
五

汪晖从未将包括“天理世界观”在内的中国的现代价值理想化。这归因于他的历史态度。毋宁说，汪晖揭示出，随着现代社会的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现代市场的规约和现代教育体制的设置，中国现代价值中所包含的反思的、超越的、超验的、批判的内容，随着中国现代价值中所包含的现实方面的内容的实现和完成，却逐渐被排除乃至丧失了。在现代的知识视野里，逐渐的，只有现实的、有用的知识才是知识，-------这样的知识日渐暴露出对现实世界进行规约和管理的色彩，而那些超越的、反思性的知识却被日渐排斥，甚至不能被称为知识。

汪晖对“科玄论争”所造成的戏剧性结果：超越和超验的知识如何在现代教育体制建设中被排斥、被归置的揭露，显示了一种福科式的、历史外科手术大师的力量。汪晖从未将历史理想化，将中国的现代性理想化，不，他揭示的其实恰好是“天理世界观”的退化，一种充满可能性的现代性的退化。由于科玄论争的戏剧性结果，他反讽而悲怆的说：现代启蒙主义发现的不是“人”，而是“人的分裂”。

据说汪晖经常被是为不合时宜的“反现代主义者”。但是，批评家们经常忘记的是，问题实际上应该这样看：离开对现实世界的反思和超越的力量的探究，离开对中国现代价值中蕴含的批判超越力量的发掘，我们究竟应该到哪里去寻找变革、改造我们现实社会的动力？

六

带着强烈的人类关怀和现实问题意识，严肃的从事知识的活动。这是我对这篇文章的总体印象，是我对汪晖的学术工作的一如既往的强烈感受。最后，这里我想说一句题外话，年初的时候，余华先生曾经启发过我，他说思想史的研究不仅仅是一种“同情的理解”，而且也如文学写作一样，是伴随着“死火重温”一样的激情的工作。他的启发让我想起了我们的现代先驱者，严复、梁启超、章太炎。他们的思想中正是包含的对宇宙、对人类命运、对现代危机的诊断和关怀，而今天，我们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到哪里去寻找这种关怀、这种诊断呢？

按照韦伯的说法，现代大学要求我们不断从知识中排除价值的意义和价值世界的召唤，以便处置安排这个合理的世界。比如在经济学领域里，首先必须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排序”。但是：就马克思和托尔斯泰来说，就章太炎和鲁迅而言，他们是如何把他们对人类命运、对宇宙运动的思考与他们的经济学科、文学学科、语言学科截然分开，并进行“排序”的呢？

在我们这样著名的校园里，知识和处理知识问题必须“排序”也许不难理解，今天哲学系、宗教系是取分最低的系，而取分最高的，也不是什么经济学理论转业，而是“经济管理”专业。这就是一目了然的，活生生的“排序”，这种“排序”是一种自然的、知识的过程吗？不，它是一种社会的、制度的安排，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
各位教授，我们今天的讨论内容其实与现实并不遥远。

米兰 昆德拉说过：在塞万提斯的唐吉柯得仗剑远游的时代，世界如同大路向他敞开。而到了巴尔扎克那里，世界退化为工厂、办公室、股票交易所的碎片，待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那里，世界消失了，它只是在我们的内心开出绚丽的花朵。

因为我们都是自己历史的幽灵，是现代性的幽灵。

七

严复在《原强》中说过：“今夫尚学问者则后事功，而急事功者则轻学问。二者交失，其实则相资，而不可偏废也。顾功名之士多有，而学问之人难求，则学问贵也。”我很想把这作为我们今天读书会的小小献词。

此时我还想起依塞亚伯林的名言：“德国诗人海涅曾告诫我们，不要轻视闭门苦思的哲学家，因为他可以产生出雷霆万钧的力量；------海涅切身体会到，哲学或形而上学的力量(例如他随堂听讲的黑格尔的思想)无疑是非常伟大的；它是间接的力，却又是伟大的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