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丁望：轻徭薄赋在何难以实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23:17:51
丁 望：轻徭薄赋在何难以实现
香港《信报财经月刊》2000年第12期丁望的文章称，自1990年以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达一系列红头文件和法规，责令各地为农民“减负”，但收效甚微。今后，如不从政治制度、杂税结构、干部素质、身份平等、法律保障着手，建立和优化农民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生态，农民的生活将更加恶化，轻徭薄赋只能是遥远的梦。
政治制度的缺失，在于没有放弃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论，仍把乡镇和村基层政权视为“专政机器”的一部分，未使它成为农民和农业的服务、社会辅导机构，它的政府职能太广太重，机构叠架，乡镇中有党、政、纪检和人大四套机构，只差县、市、省那样的政协机构，冗员太多，维持基层专政体的行政成本甚高，只好向农民摊派费用，以维持基层政权运行、政令的下达；而苛捐杂税太重又引起农民不满，官民关系紧张，形成乡村社会危机。在行政成本代价高昂与政治风险加大之间，官方犹豫不定，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制度改革，轻徭薄赋的构想也就缺乏彻底落实的制度基础。
杂税的结构陷阱，也是乡村社会危机之源。官方的正税轻，但苛捐杂税奇重，杂税中以摊派方式筹集的三提五统比重大，毫无章法的“三乱”更使农负日益沉重。杂税的一大部分，用以支付基层行政费和乡村教育费用，而土霸以权谋私大肆安插亲友和关系户“吃皇粮”，使基层政权膨胀过甚，编制内和编制外人员太多，过去乡镇政府只有十来人，现在动辄上百人。杂税的结构陷阱，还在于行政开支中的一大部分，被土霸挥霍浪费，贪污挪用。官方不消除这类结构陷阱，不下决心裁减八成以上的机构和人员，减负仍将流于口号。今年，中共中央在安徽试行费改税，把摊派与田赋并在一起按田亩征收，旨在把杂税转为正税，使农民的全部负担减轻，这是前瞻性的试验，但成效有待验证。
基层干部素质太差是农负无法大幅减低的另一重要原因。在毛泽东时代，乡村小吏的教育程度大都偏低，人的文明程度也极低，简单、粗暴、野蛮。八十年代以来，基层政权干部素质的改善有限，相反的以权谋私、利益家族化和贪污受贿、挥霍浪费日益猖獗，其中不少是无法无天的土皇帝。深圳某村的中共党支部书记，竟能仿北京紫禁城造一个私用的“皇宫”，还有两个“宫女”侍候，花去农民血汗钱三千多万元。他利用村里的土地大捞黑钱，盖了三千平方米的“城堡似的大楼”。像这样的土皇帝到处都有，有的吃喝嫖贿都报销，摊给村民去负担。
在1995年或稍前，乡镇企业大都有进帐，这几年却因地方官员挥霍浪费、贪污挪用而被挖空，负债累累，乡村工业化因腐败效应而倒退。安徽省乡村债务已到“十分惊人的地步”，八九成的村欠债，债款都摊给农民，每月承担的高息很重；北京怀柔县某村在1993年是先进单位，现在却由总收入亿元变为负债亿元，每个村民背了十万多元的“集体债务”。负债累累的原因是党支部书记挥金如土，大肆贪污，村里的会议居然在香港举行，多够土皇帝“派头”！且“用公款逛异国的红灯区在该村不是新鲜事”。有些乡村农民不再逆来顺受，一起抗拒非法摊派。有些乡镇出现几千村民与村吏警察对峙的场面。农民不仅不相信乡镇和村两级的基层干部，对县和地市的信任度也很低，他们只相信省政府和国务院，越级“上访”成了他们摆脱重负的唯一希望。
轻徭薄赋真要落实，还得下决心先杀一批贪污勒索欺压村民的土霸。不大力除霸换血、整顿吏治，提高官吏素质，何来轻徭薄赋？
改变身份歧视、建立农民权益的法律保障体系，也是实现轻徭薄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长期实行对城市和工业的“倾斜政策”，以工业与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暗劫”农民部分生产成果，低价收购农产品积累了工业化的资金，实行城乡分隔政策，以极严格的户籍限制身份改变，农民失去进城就业和居住的机会；城市职工享有公费医疗、住房、义务教育、退休等社会福利，农民不仅没有这一套社会保障，还要承担其他职业不需要承担的摊派和工役。倾斜政策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农民遭受身份歧视，没有享有平等的公民权；除非升学、参军或有特殊关系网，乡村居民几乎不可能改变农民身份。
官方如果不彻底改变身份歧视的不平等观念和政策，不建立保障农民权益的法律、制度和民间监察机制，轻徭薄赋绝无法真正落实，乡村亦难走向真正社会现代化的轨道。
——摘自《思想理论动态参阅》2001年第5期
香港《信报财经月刊》2000年第12期丁望的文章称，自1990年以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达一系列红头文件和法规，责令各地为农民“减负”，但收效甚微。今后，如不从政治制度、杂税结构、干部素质、身份平等、法律保障着手，建立和优化农民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生态，农民的生活将更加恶化，轻徭薄赋只能是遥远的梦。
政治制度的缺失，在于没有放弃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论，仍把乡镇和村基层政权视为“专政机器”的一部分，未使它成为农民和农业的服务、社会辅导机构，它的政府职能太广太重，机构叠架，乡镇中有党、政、纪检和人大四套机构，只差县、市、省那样的政协机构，冗员太多，维持基层专政体的行政成本甚高，只好向农民摊派费用，以维持基层政权运行、政令的下达；而苛捐杂税太重又引起农民不满，官民关系紧张，形成乡村社会危机。在行政成本代价高昂与政治风险加大之间，官方犹豫不定，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制度改革，轻徭薄赋的构想也就缺乏彻底落实的制度基础。
杂税的结构陷阱，也是乡村社会危机之源。官方的正税轻，但苛捐杂税奇重，杂税中以摊派方式筹集的三提五统比重大，毫无章法的“三乱”更使农负日益沉重。杂税的一大部分，用以支付基层行政费和乡村教育费用，而土霸以权谋私大肆安插亲友和关系户“吃皇粮”，使基层政权膨胀过甚，编制内和编制外人员太多，过去乡镇政府只有十来人，现在动辄上百人。杂税的结构陷阱，还在于行政开支中的一大部分，被土霸挥霍浪费，贪污挪用。官方不消除这类结构陷阱，不下决心裁减八成以上的机构和人员，减负仍将流于口号。今年，中共中央在安徽试行费改税，把摊派与田赋并在一起按田亩征收，旨在把杂税转为正税，使农民的全部负担减轻，这是前瞻性的试验，但成效有待验证。
基层干部素质太差是农负无法大幅减低的另一重要原因。在毛泽东时代，乡村小吏的教育程度大都偏低，人的文明程度也极低，简单、粗暴、野蛮。八十年代以来，基层政权干部素质的改善有限，相反的以权谋私、利益家族化和贪污受贿、挥霍浪费日益猖獗，其中不少是无法无天的土皇帝。深圳某村的中共党支部书记，竟能仿北京紫禁城造一个私用的“皇宫”，还有两个“宫女”侍候，花去农民血汗钱三千多万元。他利用村里的土地大捞黑钱，盖了三千平方米的“城堡似的大楼”。像这样的土皇帝到处都有，有的吃喝嫖贿都报销，摊给村民去负担。
在1995年或稍前，乡镇企业大都有进帐，这几年却因地方官员挥霍浪费、贪污挪用而被挖空，负债累累，乡村工业化因腐败效应而倒退。安徽省乡村债务已到“十分惊人的地步”，八九成的村欠债，债款都摊给农民，每月承担的高息很重；北京怀柔县某村在1993年是先进单位，现在却由总收入亿元变为负债亿元，每个村民背了十万多元的“集体债务”。负债累累的原因是党支部书记挥金如土，大肆贪污，村里的会议居然在香港举行，多够土皇帝“派头”！且“用公款逛异国的红灯区在该村不是新鲜事”。有些乡村农民不再逆来顺受，一起抗拒非法摊派。有些乡镇出现几千村民与村吏警察对峙的场面。农民不仅不相信乡镇和村两级的基层干部，对县和地市的信任度也很低，他们只相信省政府和国务院，越级“上访”成了他们摆脱重负的唯一希望。
轻徭薄赋真要落实，还得下决心先杀一批贪污勒索欺压村民的土霸。不大力除霸换血、整顿吏治，提高官吏素质，何来轻徭薄赋？
改变身份歧视、建立农民权益的法律保障体系，也是实现轻徭薄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长期实行对城市和工业的“倾斜政策”，以工业与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暗劫”农民部分生产成果，低价收购农产品积累了工业化的资金，实行城乡分隔政策，以极严格的户籍限制身份改变，农民失去进城就业和居住的机会；城市职工享有公费医疗、住房、义务教育、退休等社会福利，农民不仅没有这一套社会保障，还要承担其他职业不需要承担的摊派和工役。倾斜政策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农民遭受身份歧视，没有享有平等的公民权；除非升学、参军或有特殊关系网，乡村居民几乎不可能改变农民身份。
官方如果不彻底改变身份歧视的不平等观念和政策，不建立保障农民权益的法律、制度和民间监察机制，轻徭薄赋绝无法真正落实，乡村亦难走向真正社会现代化的轨道。
——摘自《思想理论动态参阅》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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