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收集了30个月的材料，读了百万字的文字，终于在本月12日动笔写《民国十六年——蒋介石毛泽东的权力转折》。第一页涂改的厉害，几乎不知从何下笔。脑子里的素材混成一团。但写了十几页后，看过的史料文献慢慢清晰起来。不记得的线索也慢慢回忆起来了。

       写这本书的想法由来已久，重要的原因是我发现在20世纪的这一年中国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影响了整个世纪，甚至影响到现在。而这一年，尽管有不少文献资料，也有人写了解密之类的书。但我看了不过瘾。因为看不到对这个重要的年份里所发生事件的新的解释。
       中国研究近代史的大家杨天石先生说：应该建立中国近代史新的解释体系。由于不断有新的文献资料被发掘（或档案公开），已经出版的许多资料和公认的史实都已露出了破绽。

       中国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史）大都有“工具”的痕迹，总是从“我”开始，或从“阶级”开始。这种“工具”式的框架，成为了研究工作的桎梏。
       比如：对袁世凯认识。他可不是简单的“窃国大盗”啊，实际上是他具有现代意识的军事思想，使中国军队面对西方列强武装入侵时不再束手无策。他还兵不血刃地终止260年的清王朝，不是件易事啊。当初孙中山喊“袁大总统万岁”，蔡元培等社会精英全力支持，可不是他们瞎了眼嗷嗷乱叫的。事实是袁世凯制定的在共和框架下的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直到现在还在运用。
       比如：对孙中山的认识，美国人韦慕廷教授写的《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是公认的讲究孙中山的重要著作。可他对孙中山在1915年的婚礼却鲜有说法。宋庆龄与孙中山的这次传奇式的婚礼，对中国近代史是有较大影响的。同时对孙中山的人格也有新的定位（他怎么就下得去手）。还有，在孙中山的最后十几年里，有个叫梅屋庄吉的日本长崎市西滨町人对他有巨大帮助。可韦慕廷教授几乎没涉及……诸如此类。

       我要写1927年，这些“鲜活的面容”是无法回避和掠过的。到19日，用14000字把袁世凯孙中山这两个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他俩死后分化出来的利益集团，在大陆打了33年1916—1949）写完了。长出一口气。

       在蒋介石毛泽东的权力转折过程中，还有许多许多“鲜活的面容”。共产党的创始人“南陈北李”都在1927年受到重创，李大钊被吊死了，陈独秀在儿子被打死后自己也被撤职了。那位曾经支持毛泽东理论的瞿秋白，在这一年有过短暂的辉煌。毛泽东真正的敌人张国焘，在这一年表露出了想独揽大权思。

        在国民党阵营里，多变的汪精卫，忠诚的廖仲恺，老实的胡汉民，糊涂的许崇智，本都可以在1927年前后到达巅峰，但因为内讧纷纷败下阵来。他们都没有享受过民国“黄金十年”（1927—1937）以及共和国成立后的成果。
       还有死在1927年的王国维康有为吴昌硕等学者，被赶出了皇宫的末代皇帝，以及南迁的鲁迅等知识分子。这些“鲜活的面容”也常在眼前飞扬。

       昨日，在与一位作家朋友谈论写史的方法时，他说：不用二月河的笨办法，也不用纯文学的雅路子。而要用现代人的阅读习惯，顺着历史的主线，删繁就简，浩浩荡荡，摧枯拉朽，直捣黄龙。对话文白相杂，叙述以现代语言为主。用有力的锋芒，现代的观念，让历史不在发出霉味儿。这位朋友说的，正是我在实践着的。气味相投，很高兴哦。

       20多年的记者生涯，让我在写作过程中，不时会想到现在。我知道历史总是在重复。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了允许农民承包的土地流转。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的地盘里，地主阶级即将重新诞生。毛泽东“打土豪，分田地”的朴素政治经济学理论，开始被瓦解。
       有时我会忽然很羡慕那些太史令，至少他们记录的是真相。可要掌握真相，太难。广东有个叫吴东峰的作家因写纪实作品遭了官司。一将军家属说他虚构，法院终审要他赔3万元。好多作家声援他，可无济于事。哪儿说理去？法院判决就是真相吗？

       今天，上海终审判决了杨姓小伙子死刑，他曾在上海杀死多名警察。他的一句供词成了网路名言“他们不给我说法，我就要给他们说法”。境外媒体报道他的新闻时，使用过“当杀手成为英雄”标题。难道是我们的道德观已经沦落到如此地步吗？恐怕不能简单地下结论。毫无疑问，杨是该死的。但这个案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疑问尚多。
       同样真相不明了的还有本月11日发生在哈尔滨的一起打人致死案件，大致情况是：6名30多岁的警察，穿着便衣与5名20多岁的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警方说他们“无业”。这在中国是个很可怕的称呼，是个不好的代名词）在酒吧门口为点小事打架。结果警察把一个姓林的小伙子打死在当场。14日上午，黑龙江政府新闻办为此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应该说规格很高。但从《南方都市报》上得知，会议只进行了14分钟。这不能不说遗憾。播音员的播音速度一般是一分钟180字左右，而人们的日常讲话，一分钟可以讲230字左右。试想一下，如果新闻发布会上不说一句废话，14分钟能说多少个字呢？能给出真相吗？
       我们不知道若干年后，在法律案例书中会如何叙述这样的案子？而历史研究者又会如何引用这两件事？它们会变成“鲜活的面容”吗？

       越说越远了，就此打住。还是接着看《剑桥中华民国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