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寧︰亨廷頓的三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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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劉軍寧
2009-01-10
就對中國政治學界乃至整個學術界而言,剛剛去世的亨廷頓教授也許是當代海外政治學 家中影響最大的一位。有趣的是,他對中國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興趣。我也沒有查到他有來過中國進行過任何正式學術訪問的記錄。本世紀初,我在哈佛流浪期間與 亨廷頓教授曾有一面之緣,當時聚會的人很多,我們只是做了簡單的寒暄。沒想到七年之後,先生已經作古。
就像亨廷頓發現人類歷史中有三次民主化浪潮一樣,亨廷頓的學術立場也在中國掀起了三次小小的浪潮。中國學術界的第一次亨廷頓浪潮是他的《變遷中社會的政治 秩序》(寫成六十年代後期)一書。這本書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來到中國,打開了中國的政治學界認識比較政治學、政治發展研究的大門。政治穩定、政治制 度化之類的專有名詞也隨之流行起來了,甚至還進入了中共十三大的政治報告。但是,從總體上看,這本書的影響主要還只局限在中國的政治學界。
中國學術界的第二次亨廷頓浪潮是他的《第三波︰二十世紀後期的民主化浪潮》(寫成于九十代初期)一書。《第三波》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來到中國。這本 書令人信服地向國人證明,民主化是人類文明的大趨勢。不民主的國家躲得過正月,躲不過十五。各國民主化轉型的模式各有不同,遇到的種種困難也舉不勝舉,但 是邁向民主化的趨勢卻是不會逆轉的。這本書在中國讀者中引起的掌聲很多,爭論很少。這本書來到中國使亨廷頓的影響沖出了以政治學為代表的中國學術界。許多 世紀工作者甚至企業家都對該書抱有濃厚的興趣,甚至從中尋找行動的指針。
由《第三波》一書所引發的第二次亨廷頓浪潮尚未平靜下來,第三波亨廷頓浪潮也隨著亨廷頓教授《文明的沖突》(寫于九十年代末期)一書來到中國。這本書把中 國人的眼光第一次大規模地引向了當今世界上主要不同文明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不是一般的關系,在亨廷頓看來,是必然要的沖突的關系。這一主張讓許多中國人 驚愕不已。因為在此之前,中國人對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明和發達民主國家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之間的關系持這樣一種朦朧的看法︰中國的黃色文明將走向藍色文 明,東方文明將與西方文明交融共處。所以,《文明的沖突》一來到中國,就受到了巨大的關注,並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這本書使得亨廷頓在中國的影響從以政治學 為代表的社會科學界擴大到文化、歷史、文學研究等人文學科。許多研究哲學、文化、文學的學者也開始大談政治學家亨廷頓及其文明沖突論。
在亨廷頓的學術主張在中國所引發的三次浪潮中,以“文明沖突論”的第三次浪潮影響最大、最廣。亨廷頓引起了國人對文明間沖突的關注。現在,亨廷頓教授已經 辭世,不會再有新寫的著作問世。在追念亨廷頓教授去世之際,作為中國當代三次亨廷頓浪潮的親歷者,我也借此機會與讀者分享我所發現的亨廷頓教授學術主張的 內在沖突,這或許有助于我們通過重新認識亨廷頓來進一步認識中國的政治發展。
為了便于論述,我把亨廷頓教授三本著作在中國發生的三次影響稱作“亨廷頓的浪潮”,把他的學術主張的內在沖突及其在中國所引發的沖突後果稱作“亨廷頓的沖突”。如果我們把亨廷頓的浪潮與亨廷頓的沖突結合起來看,亨廷頓的立場是前後不一的,對中國的影響也是相互抵消的。
在第一次亨廷頓浪潮的代表作《變遷中社會的政治秩序》中,他對世界的民主化趨勢是沒有多少信心的。他在書中甚至對甦聯的極權主義政治體制給予積極評價,認 為甦聯政治體制的政治制度化程度很高。他還把1949年後乃至文革期間的中國、甦聯和美國都看成是政治參與度高的國家。而在他看來,制度化程度高是政體發 達與優越的重要指標。不僅如此,對于不發達國家如何選擇政治發展的模式,亨廷頓先生認為威權政治是比民主政治更好的選項,尤其是現代化進程的初期,甚至認 為威權專制是通向民主政治的必經之路。在該書中,他對後來甦聯、中國所發生的變化也沒有絲毫的預見。然而,亨廷頓在這本書中對民主政治的保留和威權政治的 暗中欣賞,並沒有逃脫中國讀者的眼楮。一些敏銳的人士一眼就從亨廷頓立場找到了亟需的學術資源,于是在中國提出了新權威主義的主張。在這本書中,亨廷頓的 自我定位是主張威權專制的馬基雅維利,用中國話,是威權主義的軍師。
在 第二次亨廷頓浪潮的代表作《第三波》中,作者的立場有了很大調整,世界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當年高度評價的甦聯東歐政體已經不能存活。世界範圍的民主化 轉型蔚然成風。于是,在這本書中,作者站到了威權主義的對立面--民主政治一邊。不僅如此,作者還積極為民主轉型出謀劃策,提出種種策略建議。作者對民主 充滿熱情,對世界的民主化進程樂觀,並要置身其中。用作者自己的話,他要做民主的馬基雅維利,或者說,民主化的軍師。
在第三次亨廷頓浪潮的代表作《文明的沖突》中,作者又對世界的民主化進程做出了嚴重的保留。在他看來,世界的主旋律不再是民主轉型,而是文明的沖突。這個 文明的沖突,不是諸多文明的沖突,而是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明與以中國的儒教和中東的伊斯蘭教為代表的東方文明之間的沖突。而且,在可見的將來,這 種沖突一直會持續下去,並且看不出任何化解的可能。隨之發生的九一一恐怖襲擊,似乎證明了亨廷頓的準確預言。這部著作為包括中國在內的民族主義者和反全球 化人士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一次,亨廷頓又成了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軍師。
回過頭看來,亨廷頓,作為威權主義、民族-民粹主義的軍師,在中國已經成果碩碩,威權主義與民族主義也扎根中國。以後要看的是,作為民主化的軍師,亨廷頓在中國何時還有用武之地,民主化的浪潮何時澎湃。這才是我所真正關心的。
《東方早報》2009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