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昕睫:萧友梅——但求无愧我心(中国青年报 20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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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友梅(1884~1940),字思鹤,又名雪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音乐教育家,作曲家

    如今,后人只能通过一张发黄的老照片,来遥想萧友梅的“马褂乐队”在北京大学大礼堂的那场青涩演出。

    台上只挂着几盏煤气灯,好奇的数百名师生坐在台下聆听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一支15人组成的管弦乐队手里拿着提琴、洋号,却一水儿的长袍马褂。唯独担任指挥的那个大高个,穿着西式礼服,戴一副黑边眼镜。据说当时乐器不全,声部都得靠钢琴补上。

    不过演出倒是获得了成功。后来徐志摩给学生讲济慈的《夜莺歌》,有学生抱怨没听过夜莺叫,他便指点学生去听萧友梅指挥演出的“培德花芬的第六沁芳南”(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据说曲中能听出夜莺的歌唱。

    在萧友梅归国之初,音乐专业不过是高等学校里的附庸。有与美术合为图音系,有与体育合为音体系,也有大杂烩式的称为图工操唱。后经萧友梅的奔走,音乐才率先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独立成科。

    1927年,在蔡元培的支持下,萧友梅又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音乐学院——国立音乐院(后改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开办之初,萧友梅即向各省教育厅发函要求选送学生,以求“乐声遍及华夏”。

    不幸的是,1929年夏天却发生了一场风波。起因是学校规定暑期留校住宿的学生需交8元宿杂费,后来有人利用学生的不满情绪,指使学生赴南京请愿,以便趁机取代萧友梅。

    学潮的结果,萧友梅请辞,音乐院宣告停办。只是学院改建为音乐专科学校之后,南京教育部仍聘萧友梅为校长,但要求原音乐院的学生凭音乐专科学校的通知来校注册。许多参与学潮的学生,包括后世著名的音乐家冼星海在内,都没有收到通知,从此被取消了入学资格。

    客观地说,此次风潮的起因纯属经济问题,并无政治因素,但音乐学院因此降格,实是萧友梅生平“最痛心”的一件事。

    只是若干年后,“冼星海退学”和其后“聂耳未被音专录取”,却成了音乐史学界的两桩公案,早已身故的萧友梅也由此被置于“人民音乐家”的对立面。他所创办的音专,也被定性为“买办资产阶级的学校”。

    在中国大陆沉寂了40多年之后,直到1982年,上海音乐学院才为这位缔造者树起半身铜像,那两桩公案也有学者考证澄清。在铜像落成典礼上,当年的音专学生情不自禁地想起老校长家中张挂的对联——“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这所由萧友梅一手创办的学校只有2600元的开办费。据第一届学生、著名歌唱家喻宜萱回忆,当时,学校就设在一个小弄堂内。萧先生同大家挤住在一起,每天穿着一套普通的旧西装上下班。他既没有专用汽车,也没有当时稍有地位的人都有的专用黄包车,外出办事,近处就靠两条腿,远处就乘电车……

    其后十多年内,学校因为付不起房租九迁校址,以至校长萧友梅在每年开学典礼上都要苦笑着说:“搬家是音专的家常便饭。”

    萧友梅设置的课程主要是西洋音乐,但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学民族乐器,据说他评价音乐作品的标准是看是否“适合中国人的耳朵”。

    钢琴家丁善德在回忆文章中评价,在音乐教育上,萧友梅深受好友蔡元培“兼容并包”教育思想的影响。同时,这位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毕业的萧博士,又浸染了“德意志民族固有的严谨作风。”

    有一次,顶头上司蔡元培想介绍一位女士到国立音专任钢琴教员。萧友梅在复函中表示“极感关怀之厚意”,但同时指出:“敝校教员早已聘定,一时无法延揽。”

    后来,学校对一屡犯宿舍规则的女生做了“取消学籍”处分。蔡元培受人所托致函萧友梅说情。萧友梅回复说,处罚的目的是给学生们一个提醒,让他们有进取之心,如果收回处罚,对学校影响极坏。“两拒蔡元培”传为一时佳话。

    1940年,萧友梅要求音专内迁未果,其后又严词拒绝了汪伪政府的延揽,只得独立在风雨飘摇的上海继续办学,此时的萧友梅在生活上已是贫病交迫。

    据作曲家陈洪回忆,1940年岁末,他在医院里最后一次见到萧友梅。这位已身染沉疴的校长,尚且惦记着钢琴教室门上有一条长缝,风儿嗖嗖地吹着弹琴者的手,便嘱咐要用硬纸条把门缝塞紧。

    几年后,陈洪才知道,这是辛勤创业的音乐教育家最后的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