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语者 : 东西方酷刑的简单比较

酷刑的产生，原因各种各样。有一些源自于愚昧，例如在某些地方，人们认为用烙铁烫舌头，根据烫出的痕迹，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在撒谎。还有一些源自于古代社会对于法律意义的判断，例如，古代社会基于法律社会成本的考虑，都有当众施行酷刑的做法，不论东西方都一样。古代社会只要是当众行刑，肯定都是酷刑，目的是杀一儆百，用吓唬的方式向群众宣传法制。还有一些是源于折磨他人快感，这里既有原始的复仇欲望，也有等级社会的影响等。
中国古代的酷刑，最著名的是唐朝出现的一批酷吏，其中来俊臣等人所撰《罗织经》一书，将种种酷刑系统地保留在文字中，成为铁证。有人据此认为，中国古人特别喜欢酷刑，甚至还推论出中国从来就是一个野蛮社会，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产生这一错误观念的原因是眼光短浅，对世界了解有限。欧洲历史上，酷刑同样大量存在，与中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按照历史学家的观点，《圣经》可追溯的历史距今大约4000年。《圣经》里就有酷刑的记载，而且是符合宗教教义的合法行为，例如将犯人用石头砸死，而且是当众的集体行为，也就是说，行刑人不是一个，而是一群人。这种做法的深层原因是，一方面众人都直接表达了对罪行的愤慨（何为罪行是另一个问题），另一方面也可减少单独行刑人的心理负担。这一集体行刑的传统，在今天的美国依然延续。例如，美国的电刑，合上电闸的刽子手不是职业人士，而是招募的志愿者，而且由3、4名志愿者，同时合上不同的电闸，每一个人彼此之间不知道哪一个电闸是真通电的。当然，这些志愿者完事之后，也会有一笔免税的报酬。
《圣经》最初产生于西亚地区，但是，当众行刑的做法，在欧洲早期同样存在，罗马帝国的角斗场将一集体行为发挥到极致，对犯人的惩罚成为集体狂欢。当然，角斗士并不全是犯人。教会统治欧洲以后，集体观看行刑的传统依然延续。教会的宗教裁判所当众烧死犯人的做法屡见不鲜，其中很多人在今天看来，并不是刑事犯，而只是思想犯，即所谓异教徒。启蒙运动后，教会的统治失去了以往的权威，然而，集体行刑在欧洲依然保留。当时欧洲城市里的贵族和平民，如同看戏一样观看真实地杀人。贵族还有视线最佳的座位，喝着茶，聊着天，吃着小点心，打扮得花枝招展。几万人同时观看行刑在欧洲历史上并不少见。由于众多人观看，死刑执行的时间就不能短，折磨罪犯1、2个小时很正常，如同演戏为了取悦观众。如果受刑的死者不是乞丐、强盗之类的普通人，而是国王、贵族等有身份地位的人，行刑之后争抢犯人的衣物，争食犯人的肉体，在欧洲也发生过。以自由、民主、人权为口号的法国大革命，当众行刑的狂欢更加频繁。美国直到20世纪早期，依然有这种集体狂欢的酷刑，当然，对象是黑人。至今，美国处死犯人依然允许小范围地观看。
在当众行刑方面，中国与西方社会不太一样，原因是中国古代的城市不像欧洲，没有在市中心搞群众活动的大型广场，因此，中国古代以游街为主。游街时，人们看到的是活人，而非行刑过程。死刑执行要么是在偏僻的角落，要么随便找一个闹市区，观看的人数有限。游街的方式在欧洲历史上也有，只不过因为广场杀人占主导，游街在欧洲处于次要地位。两者还有一个不同是，中国古代的游街，犯人是胸前挂牌子，欧洲是戴高帽子。中国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将这两种方式结合在了一起。除了延长死刑执行时间外，将尸首等长期悬挂示众，也是古代社会非游牧民族常用的方法。中国古代一般将受刑者的尸体或人头悬挂于城门上，西方则悬挂于广场或市中心。1755年，美国清教徒集中的麻萨诸塞州处死一名黑人，其头颅在市中心悬挂了4年！恐怕是世界之最了。
中国唐朝时期产生一批酷吏，有一定的社会原因。中国的科举制度在隋朝建立，从初唐起，科举制度就产生了社会影响。科举制度造成的一个局面是，社会底层人士有机会经过个人奋斗而进入社会上层。在等级社会的制度下，这种状况遭到守旧者的反对。唐朝酷吏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是来自平民的新贵对旧贵族反抗的严厉镇压。类似的情况在汉朝也出现过，同样起于平民草莽的汉朝皇室，使用酷吏的一部分原因，也是对豪门世家反抗的强力镇压。理解了这一点，就比较容易理解法国大革命时期断头台的疯狂，也就同样容易理解，为何同样号称自由、民主的英国会领导欧洲的贵族旧势力反对法国大革命。
然而，唐朝之后，进入宋朝，科举制度已经被社会普遍接受，等级社会上下层之间，终于有了一个合理合法的正常通道。此种状况在欧洲要到启蒙运动之后才出现。因此，宋朝的酷刑大为减少。电视连续剧《大宋提刑官》反映了一个名叫宋慈的人，他是全世界最早的法医理论建立者。也就是说，宋慈开创了判刑要讲证据的系统理论和具体实践。宋慈的这一做法距今约900年，成为现代司法制度的源头。而在同时代的欧洲，当时正是教会统治时期。欧洲教会的宗教法庭和裁判所，长期都不需要任何证据，只需要口供就可以判刑。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教会长期为思想定罪，而思想罪很难有证据，尤其当时很多欧洲人都不识字，思想罪也只能是言论罪，只能靠口供定罪。由此我们也就会明白，世界历史上，思想罪、言论罪真正猖獗的，是教会统治下的欧洲。同时，在教皇的诏令之下，为了获得口供，对嫌疑人进行酷刑拷打也是符合上帝旨意的行为。
宋慈去世几年后，教皇英诺森四世在1252年说：“如果折磨对于那些践踏人类纲常的人是适用的，那么，对于践踏上帝之法的人来说就更是适用的”。教皇的这一说法，使得严刑拷打、折磨犯人成为教会认可的方式。而且，由于拷打和折磨由牧师亲自实行，教皇还赦免了牧师的罪行。由此可以看出，教会完全知道酷刑是不好的做法，但是，为了上帝，实行酷刑就可以免罪，上帝也需要酷刑。100多年以后，英国爱德华二世任国王，此人性格软弱害羞，比较反对酷刑。当时的教皇克雷芒五世给爱德华二世写信说：“我们听说，你禁止拷问，说有悖于英国法律。可是，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凌驾于教会法规，也就是我们的法规至上。因此，我在此命令，你应该立即诉诸拷问，查办那些人……你已经使你的灵魂陷入成为异教徒的保护者的危险之中了。”结果，爱德华二世同意了教皇的主张。爱德华二世后来被自己的老婆关入监狱，逼迫他将王位传给儿子。由于爱德华二世是一个双性恋，他老婆又残酷地处死了他：用一根烧红的铁条插入他的肛门。记载说，爱德华二世受刑时，其惨叫声传出数里。
在教会和教皇的大力主张下，欧洲历史上的酷刑比比皆是，全世界最早的秘密警察也产生于欧洲教会。一些教会人士装扮成普通人，在酒吧、饭店、集市等公共场所探听和记录每个人的闲谈，稍有对上帝不敬之言，便成为罪证，此人很快就会“失踪”，往往是被关入了教会的监狱。教会监狱里，实行的就是在严刑拷打和各种酷刑下，只重视口供的定罪方式。对此，教会还有很高尚的理由：如果你没有罪，上帝就会帮助你，上帝会给你提供忍受酷刑的精神力量；既然你在酷刑之下最后招供了，说明上帝没有站在你一边，你就是有罪的。因此，在欧洲启蒙运动中，除了自由、民主、人权等口号之外，还有一个具体的口号，就是废除酷刑。事实上，这些口号针对的对象，主要就是教会，以及与教会沆瀣一气的国王。
在欧洲教会统治时期，也有一些看起来具有人性化的规定。例如，教会规定，怀孕妇女要等到生下孩子后才能执行死刑，因为肚子里的生命是无辜的。然而，教会的法律制度一片混乱。这个规定导致的结果是，凡是被认为可能犯有死罪的妇女，都想方设法地赶紧怀孕。只要怀了孕，即便最后不能逃脱死刑，至少也能推迟一段时间。那么，被关在监狱里的妇女如何怀孕？狱卒是首选人物。狱卒帮助嫌疑妇女怀孕，甚至还能收钱发财。教会不是管不了，事实上正好相反，某些教会人士如果看上某个漂亮女犯，也会以此为由让女犯自愿献身。
欧洲历史上产生于教会统治的种种酷刑方式及其理由，并没有在教会失去统治地位后退出历史舞台，很多酷刑的方式被后人继承和发扬光大。例如有一种水刑，就是用漏斗往嫌疑人的嘴里大量灌水。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只要人不死，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也就是说，实行酷刑的人也知道酷刑招人恨，但还是要用，又不想让人抓到把柄，这种水刑就是受欢迎的方式之一。至今，美国的CIA仍然使用它。去过重庆的人很多都会去渣滓洞看看，当年那里的特工很多是“中美合作所”培训的。渣滓洞里陈列的酷刑，有中国自身的，也有从美国引进的。再看看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美军关塔那摩基地监狱里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看到，欧洲历史上酷刑的传统，如何在美国那里被继承和发扬。顺便说一下，现代色情业有一个领域叫虐恋，李银河先生曾经为其正过名。虐恋之所以会在西方产生，与西方历史上的酷刑有必然关联。酷刑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另一种体现就是西方魔术，大卸八块，身首分家等魔术都是西方人所创。
欧洲教会统治时期，一些鉴别犯罪的方式，不光是可笑愚昧，而且明显是双重标准。例如，把嫌疑人扔进水里，如果浮上水面，就有罪，沉下水不起来就无罪。一般人被扔到水里，都会挣扎地浮上水面，因此，只要用这种方式鉴定罪行，绝大多数都必然是有罪的。沉下水里不起来，要么是水性杰出，要么已经淹死了，有罪无罪也无所谓了。还有一种鉴别的方法是用烙铁烫嫌疑人，如果烫伤就有罪。但是，哪一个人不会烫伤？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方式的使用对象都是普通人，对于教士则是另一套方法。教会规定，宗教专职人员如果涉嫌犯罪，不需要经受酷刑（有点像“刑不上大夫”），只需要在神坛前面吃一块圣饼。如果有天使出现，堵住嫌疑人的喉咙，不让他吞下圣饼，那么，这个宗教人士就是有罪的。但是，只要不是受宗教蒙蔽的傻子，谁都知道，天使永远不会出现，所以，教会的自己人，永远不会有罪。美国直到现在都经常发生教士鸡奸男童的事情，受害人要求惩罚教士，长期都没有结果，教会方面始终护着自己人。反过来看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商鞅就提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王子与庶民之间，也没有不同的罪行鉴定方式。欧洲历史上源自教会的双重标准，如今在美国依然存在。美国的种种酷刑，一般不会使用在美国本国公民身上，而是使用在非美国公民身上。
简单来说，东西方历史上，酷刑都曾经普遍实行，在这个法制的领域，西方甚至比中国更加野蛮和残酷。接受了一些西方现代人的观念，不懂得历史，不了解历史，胡乱就把中国历史说成世界上最糟糕的，是一种对中国人自己不负责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