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因“9-11”而变

   六年前的9月11日，象征美利坚帝国繁荣、强大的纽约双子塔，在恐怖袭击下轰然倒塌，数千个生命随之灰飞烟灭。定格的一刹那，世界从此改变。恍惚发生在昨夜，醒来时却已记不清“9·11”前世界的模样。它如此深刻地改变了美国、改变了世界、改变了芸芸众生

“9·11”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炸毁的大楼可以很快重建，但是对被袭击的恐怖记忆和心灵之痛却可能延续几代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曹卫国发自洛杉矶“9·11”事件已经过去六年了，美国人的生活归于平静。但由于反恐措施的强化，一些变化正悄悄地改变着普通人的生活和他们对世界的看法。

“登天”之难

   对于贾什·范德林来说，“9·11”以后，“上青天”成了一件难事。
   ５０多岁的贾什·范德林是洛杉矶一家金融公司的高级经理，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在美国各大城市之间飞来飞去。他对《国际先驱导报》说，“9·11”事件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表现在航空旅行上。“由于机场加强了安检，现在我每次坐飞机出行大约要比‘9·11’以前在机场多花至少一个小时。安检人员要求我把衣服口袋里的所有物品都取出，甚至脱下鞋子检查。”
   机场加强安保措施后，延长了安检时间，特别是在航班高峰期，每个安检口总是会排起长队。不过范德林对机场的这种做法并不反感。“这是保证安全必须付出的代价。只有严密的安全检查才能使恐怖分子没有可乘之机。”
   记者在乘坐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时，也曾被“刁难”过。安检处的工作人员一边说着“sorry”一边微笑着打开记者随身携带的电脑包，而且翻来覆去检查好几遍，甚至还把显示屏打开了。“能藏在哪儿？能发现什么呢？”对于记者的问题，检查人员只是一笑，有些深沉地回答：“这个，不能告诉你。”

安全之忧

   范德林的办公室位于洛杉矶市中心金融区的一幢高楼中。当地媒体披露说，“基地”组织曾计划把洛杉矶第一高楼美国银行大楼作为攻击目标，甚至制定了用飞机撞击大楼的方案，联邦调查局和洛杉矶警方因此如临大敌，加强了对市内高层建筑的安全防范。
   “我妻子担心我工作场所的安全。”范德林告诉记者。不过他本人对此并不为然。“当年的‘9·11’恐怖袭击是在美国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发生的。而现在‘基地’组织正在被美国围剿，他们怎么还有能力对美国发动大规模的袭击呢？”
   的确，“9·11”事件后美国各地的联邦机构、政府大楼和法院等都加强了保安措施，来访者需要经过严密的安检程序方可进入，不少重要机构还要求有内部人员的陪同才能入内，这也给经常前往这些部门采访的记者带来了不便。
    洛杉矶一家地方报纸的女记者雷切尔·尤拉加专门从事司法报道。“在‘9·11’以前我去联邦调查局大楼、洛杉矶警察局及高等法院等部门采访时还可以进到官员的办公室，而现在这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尽管保安人员和我都很熟，但每次去采访仍要按章办事接受严格的安全检查。”

心灵之痛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发生后出台了《爱国者法案》，赋予执法人员在获取公民隐私和截获个人通信方面更大的权力。而这也成为影响美国人日常生活一项的重要法律。此外，布什政府还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赋予国家安全局秘密监听美国人与海外电话通信的权力，这些做法在美国国内引起极大争议，民权活动者指责这是布什政府借国家安全和反恐名义对公民宪法权利的践踏。
   不过在加州一所小学任教的丽莲·托普兰却不把这放在心上。“我不担心政府调查人员是不是在关注我在图书馆查阅的资料或是与朋友在电话中的谈话内容。”
   但是，有一件事却让托普兰很头疼，那就是如何在每年的９月１１日给自己的学生解释当年的恐怖袭击。“我们一直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最自由的国家，全世界的人都在向往美国。可是‘9·11’事件却让我们发现世界上竟还有人要以这么绝望的方式攻击美国。”
   托普兰告诉记者，她的父亲是越战老兵，幼年曾经历过“珍珠港事件”，“父亲对我说，‘9·11’事件给他心灵的震撼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珍珠港事件’，因为这是美国人在本土第一次遭到敌人的袭击。”
   炸毁的大楼可以很快重建，但是对被袭击的恐怖记忆和心灵之痛却可能延续几代人。

西方国家的新年关

   每逢9月11日，美国都要对任何可疑行为保持高度警惕，而如今这种“年关”的压力在无形中已经波及到英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晴川、聂立涛、何大隆发自华盛顿、柏林、伦敦又到“９·１１”纪念日了，西方各国的反恐神经也开始高度紧张起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这些国家而言，这天的到来就像过“年关”那般令人煎熬。9月8日，“基地”组织创始人本·拉丹在录像中露面，也给这个“年关”带来了浓浓的“年味”。本·拉丹露面的同一天，美国总统布什还在悉尼出席APEC会议，获闻此事，立即提醒与会诸位“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

美国：难过心理年关

 六年来，美国人年年都会纪念“9·11”。今年，尽管不少美国人表示希望“以遗忘的方式来纪念”，可是越是刻意淡忘，越是难以忘怀。因为对美国而言，６年前的那场浩劫，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悲恸和恐惧。每个纪念日，都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心理年关”。
    最近几天来，华盛顿特区的警方明显加强了戒备，政府所在地和国会所在地街道两旁及各主要路口都增加了许多警车。机场更是严格执行多道安检，每个人都要脱鞋搜身。美国土安全部部长还在6日提醒民众，恐怖组织“亡我之心不死”，要人们多加警惕。
    对于美国政府而言，似乎一切的灾难都是自“9·11”开始。如果没有“９·１１”，就不会有关塔那摩，就不会有中情局的“黑狱”，也不会有闹得沸沸扬扬的窃听事件。没有“９·１１”的悲剧，可能就没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而这一切，都是美国政府以防止“９·１１”重演为名而进行的。
    美国政府用尽全力反恐，尤其是在“9·11”之际，更是盯死了“基地”组织的各个动向。包括德国4日那起袭击，都是在美国的帮助下破获的。可是六年后，８０％的美国人还深信，不出十年，另一次“９·１１”式的恐怖袭击将会再度发生。
    
德国：不再是后方

    其实“９·１１”的“年关”效应不仅仅局限在美国。９月４日，德国安全部门逮捕了计划对法兰克福机场和美国驻德机构实施恶性炸弹袭击的３名恐怖嫌疑分子，幸运地避免了一起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
   事后，德国联邦刑警局局长奇尔克表示：“德国将成为国际恐怖分子实施具体袭击计划的目标，而不再像从前那样，仅仅是恐怖分子进行休息和撤退的后方基地。”根据德国警方所掌握的情况，有德国公民接受了境外恐怖组织炸药爆破的训练，目的是在德国从事恐怖袭击活动。他们作案动机主要是出于对美国人的仇恨。
    这一切都加重了德国人的恐惧心理。德国一民意调查研究所９月５日随机调查了１０００名德国人，结果显示，７６％的人担心德国会再次遭受恐怖袭击。早在２００５年底和２００６年初，伊拉克连续发生绑架德国人的事件时，蒂宾根大学的托马斯·豪西尔德教授就指出，“德国同美国走得更近，将是德国遭受恐怖袭击的一个导火索”。
   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政府只有不断加强反恐措施。

英国：担心越反越恐

   对英国而言，“9·11”事件的影响尤为显著。六年来，英国警方共破获30起恐怖阴谋，对200多个恐怖组织和2000多名恐怖分子的活动进行了监视。这不能不说是下了苦功的。2005年7月7日的伦敦发生地铁连环爆炸后，英国政府就一刻也不敢松懈地防备恐怖袭击。
   去年8月10日，英国希思罗机场挫败一起制造爆炸客机事件。而今年6月29日和30日恐怖分子又计划在伦敦和格拉斯哥制造汽车爆炸事件，幸亏被及时发现，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英国政府将全国安全警戒提高至最高级别——“危急”状态。
   尽管各种反恐措施卓有成效，可是英国民众反而存在一种“越反越恐”的感觉，认为英国政府跟随美国的反恐政策太紧，结果“引火烧身”。“9·11”纪念日原本只是属于美国人的，如今英国人也感到一种难言的压力和恐慌。

“9·11”加速“文明的冲突”

   就像纪伯伦国际学校的遭遇一样，“9·11”也增加了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薇、梁辉发自华盛顿、北京“9·11”发生后的今天，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隔阂似乎正在加深，并且日益深入到人们的生活细节当中。有人甚至宣扬：“世界已经走进了文明冲突前夜。”难道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真的会成为一个自我验证的预言？

阿语学校触发纽约人心魔

    纪伯伦国际学校一路顶着“狂风暴雨”，最终还是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开门授课。校名取自出生于黎巴嫩、后移居美国的著名和平主义诗人纪伯伦。然而，这所在纽约首开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课程的学校今年２月建校消息一经宣布，便在纽约引发轩然大波，抗议之声不绝于耳。重压之下，学校被迫改址，只能与另外两所中学共享校区，而首任的讲阿拉伯语的校长黯然辞职，由一名不会说阿拉伯语的犹太教育人士接任。
    ９月４日开学当天，在一群支持者和摄影镜头的目送下，５５名学生还是顺利走进校门。待他们在教室坐定后，这些支持者开始发放宣传单，呼吁市政厅调查前任校长辞职事件。
    然而，就在几个街区外，距离市政厅几步远的地方，抗议者一如既往高喊口号，谴责这所学校将成为极端分子的训练基地。联邦政府教育部批准和资助开设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课程，原本是为了满足国家不断增加的对阿语人才需求。出于同样目的，教育部还在纽约各地设立了６０多所双语学校，教授中文和西班牙语等外语。然而，只有这所阿语学校“触礁”。
    在一些社区成员、学生家长和以维护高等教育中的美国价值为宗旨的民间组织成员眼中，只教授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这种加强中东研究的方式过于狭隘。他们甚至认为，这所学校会成为滋生极端分子的温床，因此，要求了解学校课本、课程和教员的情况。“我们希望确定，学校提供的是课本而非宣传材料。”反对者帕米拉·霍尔说。如今，这群反对者已经和持有同样立场的一些宗教和人权组织结成联盟，继续呼吁市政府关闭纪伯伦国际学校。
    设想一下，如果时间倒转回“９·１１”前，纪伯伦国际学校的命运是否会不一样？

心理隔阂比任何武器都致命

    或许，“９·１１”后，阿拉伯访客在美国海关接受检查时间长只是个别现象；或许，穆斯林学生赴美留学遭到拒签也是偶然出现。然而，太多个别与偶然累积起来，揭示出一种现实——这场恐怖袭击让来自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人们之间产生怀疑、误解甚至排斥。
    根据今年早些时候“美国—伊斯兰关系理事会”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美国２００６年对穆斯林的歧视率上升了２５％，主要由于因仇恨造成的犯罪事件数量上升。理事会说，歧视还突出体现在穆斯林在美申请公民身份的延迟上，以至于穆斯林反对政府歧视的控诉在２００６年增至８９０例。
    在欧洲反恐形势下，属于不同文明的人群之间也响起了同样不和谐的音调。英国挫败恐怖分子炸机阴谋后，英格兰西北部一座清真寺被人纵火焚烧，而去年发生的丑化伊斯兰教先知的“漫画事件”，更是使这支变了调的曲子越唱越离谱。
    在东南亚天主教国家菲律宾，协调与南部穆斯林聚居地关系原已错综复杂，全球反恐战争开始后，双方碰撞加剧，给南岛尚且和谐安定的生活蒙上阴影。以该国三宝颜一处伊斯兰学校为例，自从几名教员因涉嫌与恐怖组织有关而被军方逮捕，附近百姓便对这所学校避而远之。
    反恐战争打响六年来，安全措施日益严密，但人们心中的不安全感却未相应减少。不同国家、民族、种族和文明之间的隔阂和相互不信任感比任何武器都致命。它并非完全是文明冲突的产物，但如果得不到正确化解，将会导致世界走向更无尽的深渊。

文明的本质是包容共生

    就在三宝颜的伊斯兰学校附近，有一所由土耳其人开设的国际学校。校内，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学生坐在同一课堂内学习，课后携手做伴。校长说，在“９·１１”后，他们已经在多个国家开设了这样的学校，目的就是向世界证明，来自不同宗教和文明的下一代可以共同成长，和谐共处。
    “文明的本质都是包容、共生的，之所以出现摩擦、矛盾以及所谓的心理隔阂，只是国际社会世俗化的反映，并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西方学者鼓吹文明冲突论，是一种西方文明的傲慢，是它的优越感在作祟。
    朱锋教授认为：“本·拉丹与西方的冲突，都并非源自两种文明的母体，美国的反恐战争其实是美国霸权政治的反映，而恐怖主义其实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肌理性毛病。只要有差异，摩擦和矛盾就不能消除，暴力冲突就难以平息。”
    “美国的反恐战争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放大了这种对抗，当然，国际社会也要警惕恐怖主义公然藐视人类尊严，随意践踏人类道德底线。”对于人类社会如何避免走向文明的对抗，朱锋教授认为，人类社会必须共同促进世界的繁荣、稳定与发展，实现真正的包容，中国“和谐世界”理念正是基于此提出的。

反恐六年见证“大国的兴衰”

   “9·11”事件六年来，布什政府反恐反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使得美国“领导”国际社会的能力受挫，国际格局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多极化趋势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沈丁立发自上海“9·11”事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究竟如何，正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世界面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此还会看得更加清楚。
    “9·11”事件本身在世界上的影响是复杂的。尽管美国反恐本无非议，但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的反恐都出了很多问题。可以说，目前的国际格局正呈现出对冷战后美国一超独霸的“不利变化”。

反恐反掉“一超”基础

    由于美国对造成“9·11”事件的原因回避检讨，事后整体上缺乏反省，而且由于缺乏文明间沟通能力而失去了进行文明对话的机会，其结果是恐怖主义不减反涨，中东局势危机重重，美国软硬实力皆有损耗。
    美国政府试图利用“9·11”事件打造一个“民主”的大中东，但迄今为止是事与愿违。在发动了针对伊拉克的非法战争之后，美国终于发现伊拉克多数人并不欢迎美国，而且在没有萨达姆的时代伊拉克并没有更为民主和平。伊朗利用这个战略机遇更加寻求核计划的发展，从暗的核计划逐步走向明处，利用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外衣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迫使美国在接受伊朗核计划或军事打击之间做痛苦选择，海湾局势难以平静。
    目前，美国在伊斯兰国家中的武力“反恐”已经受到重大挫折，无论是在阿富汗还是巴基斯坦或是伊拉克，美国在军事上均已陷入深重泥沼，都面临着尽快撤出的强大压力。

其他强国纷纷兴起

    正是由于美国打击的一些对象缺乏涉恐的确切证据，缺少法律和道义的支撑，这使美国的道义和物质力量受到严重侵蚀，促使当代国际体系加速转型。俄罗斯、中国、法国、德国等国政府和人民在不同程度、不同时段对美国的伊战表示反对或不满。这一切也使得美国“领导”国际社会的能力受挫。六年来，伴随着美国反恐的累累失误以及美国对各国反恐的依赖，美国对地区强国的兴起无暇四顾。
    “9·11”事件后美俄曾一度改善关系，俄在处理车臣问题上就一度赢得了美国的肯定。但好景不长，美国反恐战略，尤其是坚持要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的做法，激起了普京政府的强烈不满。美俄两国正在反导、能源、中亚、北极等一系列问题上形成冲撞。
    纵观“9·11”事件后的国际格局，我们看到美国的道德资本受到诸多侵蚀，国家战争资源被广泛消耗在不见希望的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巴基斯坦的“反恐战线”上。美国债台高筑，美元地位持续跌落，华盛顿影响世界的能力下降。美国不仅在反恐和防扩散问题上持续受挫，它在处理新兴强国的崛起问题上手法简单，长期后果堪忧，而这一切，恰是新世纪新世界格局形成的前奏。（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