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王年一师

悼王年一师

顾训中

    或许是年龄的缘故，近年来，已时有亲朋好友故去的噩耗传来。尽管如此，当从北京传来消息说，王年一教员已于本月13日上午不幸病逝，我依然十分地震惊，不敢相信！因为，虽则不能时时面聆教诲，却不时能在网上读到他的关于文革研究的近作，似乎他一直十分活跃于这一领域，且因此而受到诸多同道的尊重。并且，依他的年龄，还只七十有五，是时下老年人中的小弟弟，远未到离开的时候。天不假年于好人，真是又一例证！

    稍稍平静之后，再次上网收集王教员的好文。细细研读他的文字，往事点点滴滴涌上心头。

    我与王教员的相识，还是1980年代中叶的事。

1985年夏，从位于北京当时还称作解放军政治学院那里传来消息，这所全军最高学府之一将首次招收硕士研究生。这对我们这些军队社会科学学科的教员来说，不啻是个天大的喜讯。尤其对我这样早想着通过考硕来摘去“工农兵学员”帽子却苦于一次次无端失去机会、并已达考硕年龄极限的人来说，更是如此。经历了十分严格的考试，最后从来自全军的600多考生中筛选出了27名学员，成了政治学院、也是半年后正式组建的国防大学的首届硕士研究生。我有幸成了其中的一员。

我当时是在空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工作，自然就来到了党史研究生班。承担我们班主要教学任务的就是王年一教员所在的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的教员队伍十分整齐。之所以说“整齐”，是因为，在1980年代思想解放大潮的推动下，这里有着分别对建党后各个历史时期都有着深入研究、有着独到见解和著述、并在国内党史界得到公认的一支完整的教师队伍。这在其他院校、包括地方那些著名高等院校中，都是不多见的。应该说，这是我们这届学员的幸运！其中，王年一教员就是他们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教员是中国大陆文革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早期发表的一些关于文革研究的文章成为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开篇之作。他的那本《大动乱的年代》是得到国内外公认的文革史研究的代表之作，迄今仍得到业界的重视。

十分有意思的是，王教员与其他教员不同，开讲时并不是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或采用传统的系统讲授方式进行授课，而是十分独特地采用了答疑的方式。他要求我们预先阅读相关资料，然后在课堂上提问题，由他进行解答。他还鼓励我们这些初涉文革史的学员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一起参与讨论。这一迥异的讨论式教学法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翻阅当年的课堂笔记，他的问题解答一如他的为人，也体现了那个时代开放的风气，可谓坦诚、简洁，既毫不回避问题，又以事实说话，绝不矫揉、夸张。其实，我们这些学员虽则多为部队院校的党史任课教员，也已有着长短不一的教龄，但毕竟对于文革历史不那么熟悉，实在也提不出什么有深度的问题。当时我们还有些顾虑，担心这样的方式会学不到什么东西。现在回过头来看，或许这正是王教员的高明之处。因为，尽管当时已经有了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十年历史作了官方的结论，但由于重要史料的不公开，许多当事人仍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公开真相，而作为文革重要一方的所谓“四人帮”及其同伙也被剥夺了公开说话的机会，因而文革中的许多史实依然云遮雾障，一时确实无法说清，更无法在那样的场合系统地依照他个人的见解予以解说。但正是这种独特的教学方式，激起了我们对文革历史探究的浓烈兴趣。以我为例，来学习之前，我更有兴趣、也更有积累的并非是这一段历史。但经过这样开放式的探究、思考，再加上我们这一代毕竟对其中的许多过程身临其境，因而产生了研究这段历史的强烈意愿，至今仍不能罢休！

在教学中，王教员没有系统讲授自己的见解，却为我们请来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从事文革历史研究多年并已有建树的苏采青、郑谦二位研究员，分别为我们讲授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考》、《关于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帮助我们开拓视野，了解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

    国防大学两年的研究生学习，不只为我圆了硕士梦，更是开始了我一个新的学习研究里程，那就是，从王年一等教员身上学习的那种注重史料、不唯结论、勇于创见、超越自我的史家品格。说实话，在此之前，部队院校的党史教学往往只是照本宣科，按照既有的文件、结论，甚至是既有的统一授课提纲进行。所谓教学水平的提高，充其量只是依此基调、在方式方法上稍加讲究而已。但是，在当年国防大学那些党史教员们身上，我看到了史学教师应有的另一种风范。他们在各自的教学、研究领域中，在史料缺乏、陈旧观点依然占据着领导地位、因而研究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形下，努力开掘史料，象战士攻坚那样努力寻求突破口，发现一个个疑点、难点，依据史料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但凡当年身处这一领域的人们应该记得，对于当时仍然十分封闭、落后的党史研究而言，他们的这些研究成果往往有着石破天惊的效果，震动着还刚刚有点思想解放气息的党史研究界。而与此相应的，这些识见的提出也往往有着巨大的风险，不只会引起同道们的争论，还常常会受到一些无端的指责，甚至颇具文革遗风的那种上纲上线批判。但是，这些教员们没有畏惧，更没有退缩，依旧不折不挠地探究着。如果有朝一日需要记录党史研究史的话，应该给当年国防大学的那些党史教员们记上浓烈的一笔！

    离开国防大学后，我们的师生情谊并没有结束，而又有了新的展开。

记得回到上海的空军政治学院后不久，就受到了王年一教员编写《文化大革命辞典》的邀请。这是由他和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张天荣副主任共同发起、并由他们组织了以北京为主、遍布全国各地的众多文革史研究者共同参与的一项浩大工程。出于信任，他们要我负责上海地区条目的编写工作。这的确是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上海历来被称作文革的“重灾区”，也是所谓“四人帮”的发源地。要搞好这一工作，不只需要有对上海文革过程的通盘了解，需要有认真踏实的寻访调查功夫，还得克服种种意想不到的阻力。在此期间，我们间常有书信电话往还。在他们二位的指导帮助下，总算差强人意，如期完成了上海条目的编写工作。据说，这部辞典的全部容量达600万之巨，称得上是当时对文革全貌的最真实记录，十分有价值。然而，接下来的消息却不让人乐观了。因为，不久即发生了那场众所周知的“政治风波”，思想解放大潮嘎然而止，意识形态再次收紧，这类牵扯到“伤疤”的研究自然受到了干预。据说，解放军出版社连样张都已经出来了，但一直无法付印！还据说，王、张二位曾多方奔波，想尽种种方法，包括更改书名为《十年通鉴》，等等，终于无济于事，失败告终！从此，这本浸透了全国那么多研究者、尤其是王年一、张天荣心血的《文化大革命辞典》，再也无法面世，直到今天！我相信，这一结局对于我们所有参与者而言都是憾事。我更相信，对于王教员而言，他心中的痛楚无人能够体味！毕竟，文革史的研究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后来在翻阅《李慎之文集》时，看到了他老人家为这部《文化大革命辞典》写的一篇“序”，其中说道：“一个民族的历史不但是一个民族的经验和记忆，也是一个民族的良知和智慧。中国人民流过的血和泪一定会凝成使自己今后不再流血的智慧。我相信。”然而，现实与理念终究有着距离。对于文革这场全民流血的革命运动至今仍不能公正、公开地进行研究，那么，良知和智慧的取得必然需要漫长的过程！

之后的不久，听到了王年一教员不幸中风的消息，不知这与《辞典》一事的打击是否有关。有一年，我有机会到北京出差，在林蕴晖教员的带领下，我们一起去王教员居住的位于永定路26号的国防大学第二干休所看望他。或许是因为中风后还不久，尽管思维并无大碍，但说话终究有些不便。我们没有久留，便退了出来。

再之后，是九十年代中期的一年，听说他到上海他大儿子家来了。周末的一天，我转了几辆车，来到了上海西北角北新泾他儿子家。遗憾的是，他和夫人已经离开回京了，没能见到。

毕业后尽管见面机会寥寥，但我们间还有书信往来，因此还算信息相通。也因此，当2005年年初我与这里的一位同道决定着手编写上海文革史时，第一时间就写信向王教员通报了情况，并希望能得到他的指点。意料之中的是，王教员立即写来了热情洋溢的回信，一如他的一贯作风，言简意赅，直截了当。他对此举大加赞赏，称赞这是“填补了空白”，鼓励我们“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条条。要大胆地写，只要有事实根据，就不要怕！”“不要再自设禁区！”他还例举了一本他刚刚读到的文革书稿，极力称赞其“写得大胆泼辣”，希望我们也能如此。后来读王教员的文章，揣测可能就是指陈小雅写的《中国“牛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接连来了三封信，点评了已经出版的关于上海文革史的两部著作，即《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徐景贤的《十年一梦》，提示了一些应该注意的问题，并多次鼓励我们“定能写出佳作”，甚至还具体指点我如何联系出版问题。他在信中坦诚地表示：“我愿尽其所能协助你们。”他那一贯的提携后人的热情跃然纸上！然而，遗憾的是，因了种种原因，我不得不退出了此书的写作。去年年初，我将这一决定写信报告了王教员。同样意料之中的是，他没有任何回复。我想，他内心一定因不解而十分地迷茫！也因此，尽管并非是我的主观原因，我仍然对王教员的热情期许抱着深深的愧疚！或许，这将成为我内心中一件永远的憾事！

此后，我一直关注着王教员对文革研究的新成果，看到他思惟如此活跃，还一直以为他一切尚好，未有大碍。直到今年上半年，还在《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第408期上看到了他反驳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而写的《坚决反对“试错”论》一文，并写了呼应他的文章《周泉缨误读毛泽东之一例》。没想到的是，竟然如晴天霹雳般传来了他去世的噩耗……

王年一的过早去世给文革研究所带来的缺损是无可弥补的！而且我以为，这一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表现得越来越清晰！

王教员生前曾毫不避讳地宣称，他十分崇敬林彪元帅。他的逝世恰好是“九一三”，36年前林彪和夫人、儿子等极其悲惨地死于非命的那个日子。这难道只是巧合吗？或许只有一种解释是合理的：他至死也在为他所敬仰的这位中共领导人没有得到公正评价而奔走！

我愿意相信。

写于2007年9月14～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