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20世纪初中国历史转变时期的研究

  推动20世纪初中国历史转变时期的研究
     ———“191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政治
    1910年代（1910~1919）覆盖了自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自民国成立再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时期，也是近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军阀纷争社会动荡、现代经济较快发展、思想文化流派纷呈的历史时期，对近代乃至当代中国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为进一步推动对1910年代中国研究的深入，并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变化的大背景下探讨民国历史，2006年8月25日~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在北京主办了“191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作为20世纪之初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1910年代的中国政治是此次会议的讨论主题，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提交会议的不少论文涉及到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其中关于民初政治的研究尤为引人注目。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朱宗震，剖析了民初革命党人的教条主义思维模式。他认为，民国成立后虽然采用了议会民主制，但政治上年轻幼稚的革命党人，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教条主义的思维模式。不是根据客观形势和政治力量对比去认识形势，而是按照议会民主制的规则和原理，主观地判断形势，制订了错误的政策，最后导致自己的惨重失败。
     台北大学李朝津，考察了民初有关共和民主政制的论争。他认为，论争的特征首先集中在政治结构上，即国会、内阁以至总统的功能与角色；其次是法律观点占有十分重要的比例，宪法之争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再次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论争虽没有结果，但其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其后仍引起无数纠纷，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值得进一步探讨。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辛亥革命后各派政治势力较为关注，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也颇遭争议的政治口号。四川大学杨天宏，对同盟会因应形势，从“革命党”蜕变为议会政制下的“政党”，又在对这一口号连续不断的批判中回归“革命党”的历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党及民主宪政的历史命运进行了探讨，认为既有的批判包含着对于该口号作为历史文本有意或无意的误读，在政治实践层面，反映了在国家政制转型过程中政治利益的复杂性与思想建设的滞后性；在学术研究层面，则直接影响到历史事实重建的准确与完整。
     陕西师范大学张华腾则提出，应扩大视野，多角度、多层面地看待袁世凯当政时期的北京政府，以更深入地认识这一时期的民国历史。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汪朝光，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总统府和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国务院互为对立面的府院之争为研究主题，讨论了北京政治的常态和异态，是对当时北京政治多重面相研究的深化。他认为，总体而言，北京政治格局的常态是大总统和国务总理各有分际，多数情况下两者之间的矛盾并不十分凸显，唯独府院之争是个例外，实可谓北京政治的异态。之所以如此，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但民国政治的实力原则仍然起着关键的作用。经过府院之争的波折，北京政治由府院相争的异态复归为内阁主导的常态，但内阁主导正逐渐向武人主导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朱英，以江苏省议会弹劾省长案为例，分析了民国时期省议会与省长之间的冲突。他认为，民国时期的所谓议会制度尽管从表面上看已经建立，但实际上议会并没有确立应有的权威，加上议员自身各方面素质的限制，致使议会难以真正发挥应有的功能与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王续添，通过对1910年代新国家建立过程中制度选择的研究，认为国际环境、时代背景、清末以来国内政治生态和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地方性力量的成长和壮大，使新国家构建中的制度选择更加复杂多变；地方主义、联邦主义为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建构增添了新的制度选项。
     韩国岭南大学孙承会，以淸末民初的河南为中心，详细分析了地方治安组织的成立和性格，以揭示民国初期国家建设的真相。四川师范大学黄天华，则以1917年~1918年的康藏纠纷为考察中心，分析了国家建构与边疆政治问题。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杨天石，介绍了现存蒋介石日记的整理、刊布情况，肯定了蒋日记在研究蒋的生平、活动以及近代中国许多政治内幕及其决策过程等方面的史料价值，也指出蒋日记的真实性问题，并提出对蒋介石研究应转到学术领域。
     此外，与会学者还就1911年清政府处理铁路国有事件过程中的失误与失败问题、辛亥革命期间各省军政府的约法问题、孙中山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关系问题、护法军政府改组的几个问题，以及北京政府时期国庆日的确定和国庆活动的情况和冯玉祥与护国战争的关系等问题，予以了考察和讨论。

思想
    
    1910年代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十分活跃的时期，会议有多篇论文讨论到相关问题。
     复旦大学姜义华，在解读长期被学界忽视的孙中山1915年11月15日《致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函》的基础上，结合孙中山当时的思想实际和社会实践，分析了孙中山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如何以社会主义理想建设中国的思想，认为孙中山无愧为努力以社会主义理想建设中国的伟大先行者。
     韩国成均馆大学吴炳守，从分析1913年到1917年梁启超以政党政治论为中心的国家建设构想及其实践出发，系统分析民初梁启超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构想的基本面貌，阐述了作为政治道德精英的传统知识分子向作为批判现实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发掘出以梁启超为中心的研究系知识分子的历史意义。
     日本京都大学石川祯浩，探讨了日本评论家茅原华山和李大钊之间的思想关系，分析了李大钊早期思想中的日本因素，并以此论证了1910年代中日两国言论界的相互关联性。华南师范大学左双文，则梳理了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人对“二十一条”交涉的反应及应对之道，认为这些开启后来中国思想革命新时代的核心人物，当时的救国主张还是较为含糊、朦胧的，甚至是苍白贫乏的，但他们都在努力寻找救国的方案，寻找国家、民族摆脱困境与屈辱的途径，并开始注意到启蒙民众，提高国民觉悟的重要性。
     近年来，探究传播媒介与思想、政治、社会之间的互动，构成近代中国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复旦大学章清，以报刊媒介与读书人的生活形态为论题，解析民初思想界，探讨报刊媒介所营造的思想环境，以及读书人在此中所确立的新角色与新身份。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王奇生，以《新青年》为视点，考察了新文化是如何被“运动”起来的，具体细致考察了《新青年》及其所倡导的新文化向社会的传播过程。他认为，依据留存下来的《新青年》文本解读其思想意蕴，是既有研究的普遍范式，而不同时空背景下的阅读方式、阅读心境与阅读感受之差异，则多为研究者漠视；就《新青年》和“新文化”在全国各地传播的进程而言，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发端，可能代表了当时人较为普遍的看法。事实上，自晚清以来，民主与科学观念，经过国人的反复提倡，到五四时期已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话语，而反孔、伦理革命与文学革命等问题，在当时的反响最为激烈。然而从思想史的角度评述《新青年》，日益成为学界的主流话语，而最为时人关注、也最具实绩的文学革命，则渐渐淡出史家的视野。
     此外，四川大学王东杰，以四川大学历史学科1902年~1952年的发展历程为考察中心，解析了在学术“中心”与“边缘”的互动中，并不仅是“主流”典范向学术“边区”的扩散，更是不同学术风格的融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左玉河，探讨了从“函夏苑”的设计到专门研究院所的创建过程，大体反映了民国初期学术研究建制化演变之轨迹。

经济
    
    1910年代中国的政局虽然时有动荡，但现代经济与民族资本却有了较快的发展。与会学者讨论经济问题时，南京大学陈谦平，关注到企业制度问题，以企业注册问题和英商公会为例，讨论了民国初期英国在华企业制度的建立。他认为，因国内工商业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大，迫切需要商事法律的保护，然而由于治外法权的关系，外国公司与外国商会的注册游离于中国政府管辖范围以外，英国商人从而在另一制度层面———自治意义上展开了建立企业制度的活动。复旦大学吴景平和邹晓昇，考察了上海钱业公会成立及其初期的组织运作情况，认为传统会馆、公所向近代同业公会的变化过程，虽然是渐进的，但其方向却是明确的；上海钱业公会的成立，既是上海钱业同业组织的统一，也表明这一中国本土的金融行业为应对经济与社会变迁所持的进取态度。
     日本京都大学森时彦则从日本纺织业对华棉纱出口的动向，分析1910年代中国棉纱市场的急剧变化，考察日本纺织业对华出口在1910年代出现由扩大出口量到提高质量的变化，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东亚棉纺织工业品流通带
     来的结构性变化，促使日本纺织业对华战略从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日本神户大学森纪子则主要从牛肉市场的角度，分析了1910年代列强在青岛的经济活动状况，讨论了围绕牛肉市场出现的各种矛盾和磨擦。

其他
    
    1910年代的中国社会变化急剧，为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主题。
     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孙江，考察了华北土匪在地方社会和军阀政治中的位置，认为土匪在民国初年混乱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已成为地方社会重要的破坏力量；面对军事化土匪集团的出现，乡村固有的自卫组织和地方政权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而原本应该维护地方治安的军阀政权，却和土匪集团形成了“同犯”关系，结果出现了“兵匪合流”的怪异现象。
     广州大学蔡朝晖，运用《申报》广告的相关内容，解析五四时期上海社会认同与商人心态，对五四运动的研究作了新的尝试。华中师范大学刘家峰，考察了中国基督教会领袖诚静怡从传教士助手成长为教会领袖的经历，认为1910年代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年代，随着一批中国精英基督徒成为教会领袖，中西共管体制开始形成。
     南京大学胡成，则关注了近代租界内的华人生活及华人与租界当局的关系问题，以1910年上海鼠疫流行期间的检疫和防疫为个案，探讨了华人社群与外人市政当局在合作中的反抗关系。认为鼠疫爆发后上海租界行政当局最初的强制性检疫、防疫措施，引起租界华人社会的不满，华人精英提出了自主检疫和救治的要求，外人市政当局不得已而让步，租界华人获得自主检疫权；华人社群进行的是日常生活的反抗，并没有推翻外人市政统治的明确意愿，目的只在捍卫和争取自己的基本权益；与同时期内地诸多民族主义反抗相比，租界华人与外人市政当局合作中的反抗，似更多受到争取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精神之鼓舞，而非来自抵御异族侵略的单一民族主义理念之动员。
     此外，也有学者研讨了国民外交协会与巴黎和会、五四运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有学者考察了民初西藏拉萨汉人社会生活等问题。
     研讨会期间，还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问题及其他”为主题，举行了圆桌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自由讨论。
     总体而言，“191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集中展示了目前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研究的前沿性与创新性。在拓展研究领域，发掘研究史料，扩大研究视角，得出研究新论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果，对于今后进一步推动对20世纪初中国历史转变时期的深入研究，并以大历史的角度观察和研究民国历史，将有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