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定:不妨对投资环境进行动态分析

    新华网江门5月28日电（翟秀艳） 在今天召开的第三届中国投资论坛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刘世定就投资环境动态研究的若干问题和与会嘉宾进行了探讨。刘教授提出,可以采用一套能够同时覆盖投资先行者和后来者所关心的那些投资环境因素的指标来进行投资环境的动态分析。

    据了解，刘世定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制度结构、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经济与社会发展，刘教授在国内重要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文章。

    刘世定教授说这是他第一次来江门，他今天听了本次会议提供的两份案例分析报告——“地方政府在城市投资环境改善中的作用：江门投资环境案例研究”（国家信息中心投资环境调研组）和“投资环境政策改革：杭州案例分析”（蒲宇飞等）——之后，发现两份报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把世界银行投资环境研究的指标用于投资环境变迁的描述和分析，或者说，用于动态过程的分析。而在世界银行关于中国投资环境的研究报告中，基本上是采用的静态比较方法。刘世定教授认为有必要就如何对投资环境进行动态的分析谈几点自己的想法。

    刘教授首先发问：先行者和后来者的投资环境评价是一致的吗？他分析说，动态地看，投资者进入一个地区的规模（可以按投资者数量计量），一般呈S型变动。这一过程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只有少数先行者进入；继而，投资人数迅速增加；最后，投资人规模达到基本平稳状态。

    我们把投资环境理解为投资者为实现其收益所面对的外部条件。抽象地说，我们可以采用一套能够同时覆盖投资先行者和后来者所关心的那些投资环境因素的指标来进行投资环境的动态分析。但在进行投资环境动态评价的时候，有可能会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先行者和众多后来者的投资环境评价是一致的吗？换言之，先行者所看中的那些“好”的环境特征，后来者是否会认为并不是那么好；或者后来者认为是“好”的那些特征，可能先行者并不看中？

    刘教授说，后来者判断投资环境的状况，除了可以直接观察和分析诸如基础设施、政府政策等条件之外，还可以通过观察先行者的遭遇得到大量重要信息。如，制度实施状况、非正式支付状况、市场进入的壁垒等方面的大量信息是通过先行者的状况来获得的。但是，先行者却没有这些信息可以利用。他们就像熊彼特所描述的企业家那样，在陌生的环境中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他们必须注意把握一些特殊的能降低不确定性的条件，这些条件构成了他们关心的投资环境的一部分。特殊的人际关系就是这样的条件之一。投资先行者具有的小数目特征，使他们能够与进入地区中的重要机构（比如政府）和人物有更多接触的可能性，特别是在政府对外来投资持欢迎态度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这样的接触使他们之间便于建立人格化的特殊关系。而人格化的关系的性质，包括具有怎样的理解、怎样程度的信任、怎样范围的承诺，对先行投资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后来的人数众多的投资者，要建立那样的特殊人格化关系则要困难得多，这使得他们将更关注那些普遍性的条件。

    刘教授认为，对吸引投资者进入的政府来说，赋予先行者某些特殊的权益以诱导他们进入，是一个常见的做法。先行者通常也很重视这些优惠条件，将其视为对他们所承担的特殊风险的一种回报。对早期投资环境来说，这种特殊权益的授予常常是“优”的，因为它能够吸引潜在投资者进入，同时由于进入规模有限，常常还不至于因造成对后来者及本地厂商的排斥而形成外部负效应。然而，随着进入者队伍的扩大，特殊权益是否还是投资环境的值得称道的因素就有疑问了。一方面，特殊权益的广泛授予使它自然而然不再成为特殊的东西，而转化为普遍性的权益；另一方面，如果仍然保留对某些人的特殊权益，而另一些人不能得到这些权益，则会引起不公平感，并诱导寻租行为，这将是一种充满摩擦和浪费的投资环境。

    刘教授还指出，在投资动态的不同阶段，除了对一些特殊的投资环境因素有不同的优劣评价之外，对一些在不同阶段都有意义的投资环境因素，还存在着组合上的不同评价。同样的组合，在不同阶段可能会有不同评价。

    刘教授接着对内生的投资环境与外生的投资环境进行了分析比较，他说，如果进行的是投资环境的静态分析，那么，投资环境事实上一概被处理为外生的。也就是说，将它处理为既定的、仅仅是单向影响投资者行为和结果的因素。但是，一旦我们试图进行投资环境的动态分析，那么，就需要研究前一时期的投资者进入状况、他们的行为和结果对后来投资者的影响。这时候，前在投资行为和后果，构成了后续投资的投资环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投资环境是内生的。

    刘教授说，在进行静态分析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一种简单的两分法来处理：一方是投资者进入地区所拥有的各种条件，包括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状况、制度环境、政府工作效率、社会安全状况、生活条件等；另一方则是投资者、他们的反应和行为、他们取得的绩效状况等。但是，在进行动态分析的时候，由于内生投资环境的存在，因此，再采取这种简单的两分法来处理就不妥当了。我们有必要考虑先行投资者对投资环境的改变。

    刘教授以外来投资者组织的发育为例来阐述内生投资环境。据刘教授介绍，从2001年起，他们在苏南的盛泽镇进行了数年对商会组织的跟踪研究。他们通过研究了解到，在地方政府直接掌握的资源量相对下降的条件下，地方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靠外来投资者的进入。为了更有效地吸引外来厂商，当地政府把眼光投向先行进入者，提出了“以商引商”、“网络招商”的思路，积极利用外来投资者自身的组织资源（人际关系网络也是一种组织形式）来实现地方招商的目的。地方政府的措施之一是鼓励外来厂商组织商会，在盛泽镇，组织有“温州商会”、“闽南经济促进会”、“广东商会”等。当这类组织在招商中发挥作用的时候，它们实际上构成了新的投资者的投资环境。

    刘教授指出，作为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资源聚集状况也具有很强的内生性，因为它依赖于投资。资源聚集状况动态在特定时点的投资环境评价中是一个很敏感的概念。假定在一个特定地区中，受资源聚集程度影响的收益呈倒U型变动，即随着聚集程度的提高，收益先增加，到达最高点以后转而减少。很容易理解，在资源聚集的最优点到达之前，由于存在聚集经济（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因此，投资环境处在新的投资者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但是当资源聚集已经达到或超过最优点，继续投资将带来聚集不经济的时候，对投资者来说便已经不是一个好的投资环境了。

    刘教授说，在对投资环境进行动态研究的时候，有两个过程需要在概念上分清。一个概念是投资环境的改善，另一个概念是优化的投资环境的变迁。他举例说，假定有两个时点，分别记为T0和T1。随着时间从T0向T1的推移，投资环境发生了变化。如果在时点T0上，投资环境是非优的，经过一个时间段，到T1时投资环境变得更好了，那么，我们就说投资环境改善了。如果在时点T0上，投资环境是优的，在时点T1时投资环境也是优的，但是由于条件的变化——比如由先行的小数目投资者发展到后来的大数目投资者——优化的投资环境的具体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对于这种变化，我们可以说是优化的投资环境的变迁。

    刘教授最后指出，抽象概念上的区分并不困难。不过，在具体面对经验事实进行分析的时候把这两个过程区分开来，也许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工作。这里，需要对两个时点上的状况分别进行分析和评价，再把它们加以比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