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王晓渔

这算不上一本完美之书，却是一本期待已久的书——这是我拿到《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以下简称《潜流》）的第一印象。这两年，幽灵般的狭隘民族主义几乎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暂且不说“9．11事件”之后隔岸观火的鞭炮声，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越因为佩带了一条白色方形、棕色圆点的丝巾被指认为“日本国旗”，就可以称得上现代版的“草木皆兵”。（还好，目前尚没有人把红十字旗看作变形的“日本国旗”）相比之下，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可以用“罕见”来形容，偶尔有一两篇也常常是“供批判用”。或许，学者们认为“不值一驳”，但这种绥靖式的态度恰恰从反面推动“愤青”认定自己的言行“无人可驳”。
《潜流》是一本文集，系从纸面媒体和网络载体上选编文章而成。类似的文集在出版界为数不少，但大多是“剪刀加浆糊”或“复制加粘贴”的手工艺品。而《潜流》却是一本有着成熟编辑理念的文集，明确提出要“系统、理性、深刻地对狭隘民族主义进行剖析和反思”。这究竟是王婆卖瓜，还是夫子自道？我们从选目即可作出判断。全书总共四编：前三编分别从《中国可以说不》、《超限战》、《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这三部狭隘民族主义代表作出发，最后一编则侧重于理论的剖析与重建。作者阵容既包括秦晖、徐贲等资深学者，又有王怡等年轻学人，均是富有“清明理性”的公共知识分子。
从标题可以看出，这本书的主旨并不是简单地打倒一切民族主义。首先，它对民族主义作了区分：狭隘民族主义和健康的民族主义。这种区分有些粗糙，并且有着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但它暗示了民族主义的两重性。借用书中所收萧功秦先生的观点，即民族主义有理性与非理性之分、有温和与极端之分、有务实与激进浪漫之分。虽然这本书所收的很多文章此前都曾拜读过，这次重读依然让我有震惊之感。比如那篇“臭名昭著”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作者马立诚因为此文被人称作“汉奸”，仔细看下来，文章并没有采取“一边倒”的亲日态度，而是一边批评石原慎太郎式的日本民族主义，一边批评国人的极端民族主义。许多网友“全盘否定”马立诚，是否意味着他们认同石原的观点呢？
在我看来，《潜流》还只是批判与反思狭隘民族主义的第一步。这本书所收的文章多从价值层面入手，但一向持一元论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却喜欢以“价值多元论”为借口，拒绝这种理论层面的批评。反观狭隘民族主义的病灶，其中既有旧仇又有新恨的病根。所谓旧仇，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所遭受到的种种失败；所谓新恨，是指近年来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以一种“同情的理解”的态度来看狭隘民族主义者，与其说他们是在价值层面主动选择了非理性、极端和激进，不如说他们在事实层面被灌输了一种修改和编织而成的“狭隘民族主义叙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狭隘民族主义者也是受害者，而且是不自觉的受害者。这也提醒我们在批判之后还需有所建设：《潜流》不妨出版第二辑，像茅海建写《天朝的崩溃》一样重写1840年以来的历史；《潜流》还不妨出版第三辑，像秦晖讲述南斯拉夫－科索沃问题一样重写近年来的“列国志”。
1990年代以来，一个幽灵，民族主义的幽灵，在知识界徘徊。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论争言犹在耳，各种激进的反美言论在网络上仍然很有市场。民族主义尽管在公共的视野中尚不成气候，但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潮不可忽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主义大有由隐而显，从潜伏期中爆发，走上历史舞台前沿的趋势，值得引起知识界的警惕。
有学者指出，民族主义是世界现代化的产物。毫无疑问，启蒙与救亡运动给每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力，催化了民族意识和公民意识的高涨。国家的权力与民主的权力作为两大斗争目标成为20世纪以来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潮，在这里，国家是个体的保障，个体通过国家的独立和排除异族的统治，达到个人权力的维护的目的。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民族文化极大了鼓舞了被压迫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陈寅恪所倡导的民族文化主义以及以杨文会、欧阳竟无为代表的佛教复兴运动致力于中国“本体”心灵的再造，其作为个体的结果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却与民族国家的文化诉求不谋而合。
尽管陈寅恪、熊十力们的努力非常本土化，但这种再造并不盲目排斥西方文化圈的方法论和参考文献。只有当一种将西方国家作为假想敌的冷战思维注入到民族主义之中，民族主义才蜕变为简单粗暴的游行、示威、口号和标语，才以激烈的浅薄的言辞来换取民众盲目的狂热。
1990年代是中国社会政治面貌的一个转型期。一方面是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国际环境的进一步缓和；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继续实施理性战略，毛泽东时代的反美旗帜被更务实的立场所取代。但矛盾在暗中积聚，青年人以他们的热情天真地、迫切地要求着祖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与经济趋势相匹配的角色，出发点是好的，却极易偏激化。
爱德华．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以及国内张颐武等研究学者的热烈响应本来是件好事，但一旦被民族主义者们所利用，成为他们宣扬排外思想的理论武器，情况就发生了转变。后者热衷于将文化领域的“殖民”概念无限制放大，制造一种兵临城下的错觉，并且依靠各种国际争端来证明自己的假说，从而达到激起民愤的目的，其破坏力要远远大于它的建构意义。
民族主义是个复杂的问题。同样重要的事实是，民族主义继续在一些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如法国、加拿大（魁北克）和德国——兴盛活跃。在东欧更是战争和仇恨的导火索。9月10日，波兰议会不顾总统的反对，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政府重新向德国提出战争赔偿，这是在国内反德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上升的形势下所做出的必然反应。可见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矛盾并不是中国的专利。
我个人反对将民族主义简单地斥之为“头脑发热行为”，诚如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所言，民族是不可抹杀的，民族感情的激烈程度必定有其社会背景存焉。但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则很容易因其偏激而获得成功，以其言过其实的如簧巧舌混淆视听，以其富有阅读快感的红色话语来赢得不明真相者的好感。1999年的《超限战》一书就是一例，此书在当年读者提名最受欢迎的新书中高居第三位，不言而喻，它迎合了读者对于战争的某种阅读期待，并以此为契机，为一种商业性行为贴上了民族主义的标签。
民族主义是个历史概念，但同时，它也在新的历史时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今年年初出版于美国的新著《中国的新民族主义：骄傲、政治和外交》（China’sNewNationalism：Pride，Politics，andDiplomacy）一书中，美国克罗拉多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彼得．海斯．格里斯对中国当下的民族主义现状作了如下描述：一种时尚的虚无主义，一种沉溺于苦难记忆之中的自虐者，一种红卫兵式的话语狂欢。但格里斯并不认为这群中国的“第四代人”是一些理想主义者，他们似乎非常实际，口头上反美反日，私下里还是日本电器照买，美国食品照吃，书照念，国照出，两面派的美学标尺似乎公私分明。
民族当然是我们每个人的宿命，国籍可以更改，但民族仿佛指纹，却烙印在我们的身上。如何建构民族主义，化解民族之间的鸿沟和仇恨，消除身份认同的障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有人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打击面不免过宽。情绪的确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面，但民族主义更是权力、社会运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抛开这些核心问题不谈，就不能在学术层面上将狭隘民族主义的谬论和伪装清除干净。这是重中之重。
《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超限战》……已经构成了一个中国“非典型”民族主义的谱系。我不知道在之后的岁月中，这个谱系是否还会继续“增殖”，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引导，误入歧途的色彩反而越来越浓了。
乐山主编的这本民族主义批判文集尽管多少有些迟到，却是近来不可多得的系统梳理民族主义的严肃著作，鞭辟入里的批判与反思对于识别民族主义者的煽情言辞和极端主义行径有着各个击破的疗效。
就此，我们可以冷静地质问：中国民族主义将走向何处？且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