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最神秘的外交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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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２·毛泽东、尼克松联手策划“最神秘的外交飞行” 尼克松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要与红色中国建交？20世纪最神秘的外交飞行，因何在巴基斯坦这个小国上演？毛泽东缘何转告基辛格：猴子的尾巴长不了？ 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反复暗示希望同中国和谈。周恩来让巴基斯坦总统转给尼克松一封私人信件，明确表示欢迎他派特使到北京来 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有两桩心事：一是搞点什么惊人之举使自己名垂青史，一是设法连任下届总统。 于是，尼克松在对外关系中首先考虑的就是：主动同中国和好，借助中国从越南脱身和抗衡苏联。因此，他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要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探索重新同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 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后，尼克松认为时机成熟，在7月出访亚欧前夕，宣布对中国放宽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的限制。在出访过程中，尼克松请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总统向中国领导人传话，希望同中国对话。
同年9月，周恩来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后，尼克松加快步伐，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立即寻找机会同中国驻波兰代办接触。 12月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在华沙科学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追着向中国驻波兰使馆人员表达了这一愿望。中国作出了积极响应，同意恢复中断两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但只谈了两次又因美国入侵柬埔寨被中方中断。 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再次中断后，尼克松和基辛格感到这种会谈易受美国国务院的干扰，而且每次都是互念经过批准的稿子，既耽误时间，又不解决问题。于是尼克松决定另辟渠道，直接同中国领导人对话。 1970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照片。 在基辛格看来，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在这之前，没有一个美国人受此殊荣。这位像谜一样的主席是在极力地表白一种什么心理，我终于茅塞顿开，毛泽东有意识地表明，美中关系现在已经引起他个人的关注”。 几乎就在斯诺观看国庆盛典的同时，尼克松同意接受《时代》周刊杂志采访，专门评论刚刚结束的约旦危机。藏在尼克松评论里的潜台词，是他对中国扮演一个世界角色这一问题的态度：或许这一角色在以后的5年内不可能，甚至在10年内也不可能，但是在20年内是有可能的，否则世界将面临极度的危险之中。如果说我在有生之年有什么要求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夙愿得偿，就让我的孩子代我了却心愿。 10月下旬，尼克松又一次更为明显地表达了这一心迹。当时几个国家的政治首脑来到纽约庆祝联合国成立25周年。尼克松在华盛顿会见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利用这一机会表达自己对恢复中美友好关系的兴趣。 10月25日，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即将访问北京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尼克松就他们曾经尝试过的各个方面的沟通向叶海亚作了简要介绍，但没有提及华沙会谈一事。他请求叶海亚向中国方面转达，他们认为恢复中美友好关系是“必要的”，他们绝不参加任何反对中国的共同组织，他们愿意派一名高级别的秘密使者去北京。尼克松提到罗伯特·穆菲、托尔斯·E·杜威或者基辛格都可能作为使者。 在第二天的国宴上，尼克松为美国和罗马尼亚的许多共同利益频频举杯，特别强调了罗马尼亚和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关系。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总统首次使用中国的正式名称。 从11月10日至15日，叶海亚·汗总统一直呆在北京，在这期间，美国人假装着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三个星期后，即12月8日，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希拉利和基辛格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说他收到了一封给基辛格的、与叶海亚旅行有关的信。 第二天基辛格将希拉利邀到白宫自己的办公室。他向基辛格展示了一个信封，里面装有一封在白色的蓝线信笺上手写的公函，这是由人亲自送给希拉利的，因为叶海亚不相信海底电报通讯的安全性（这是一条所有邮件通过巴基斯坦渠道的传送形式）。 希拉利说，他没有被授权将此公函交给基辛格，因此，他只好将公函的内容向基辛格口授，他说得很慢，以使基辛格能记录下来。 这是一封周恩来写给理查德·尼克松的有权威性的私人信件。 周恩来在信中强调，他不仅代表自己，也代表毛主席、林彪副主席。 周恩来宣称，中国“一直愿意、并且一直在努力通过和平方式进行磋商……为了讨论从中国的领土台湾撤军的问题，非常欢迎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到北京来”。 周恩来用一种得体的语言说，中国已经从各个渠道收到美国方面发来的信息，“但是这是第一次美国领导人通过第三国领导人向我们传递信息。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伟大朋友，因此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一信息上”。 周恩来承诺，总统的私人代表即将应邀去北京。诚然，这次会见的目的据说是讨论“从中国领土台湾撤军的问题”，不过基辛格认为这是一般性的例行公事，用这样的方式向当时中国的主要敌人美国发出邀请，可以不至于太影响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纯洁。对于不能实现的任何合作，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是不会明确表明态度的。 希拉利带来的这一信息至关重要，这一信号是直接的、容易理解的，即使美国人接受有困难，也无法拒绝。 希拉利一离开，基辛格立即沿着大厅走进椭圆形办公室，同尼克松谈了很长时间。他们一致认为应该准备接受邀请。 于是基辛格起草了一份回函，于12月16日交给希拉利。信笺上没有一个印刷文字或美国政府的水印图案，公函也没有署名。 美国人的回函一发出，中国就强化了反应信号。12月18日，毛泽东长时间地接见了埃德加·斯诺，间接地表示中国希望马上与美国会谈，尼克松总统可以前来中国会谈。但基辛格认为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又一次过高估计了美国人的敏感性和智慧”。 又过了4个月，1971年4月26日，美国白宫秘书齐铭勒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尼克松总统希望有一天能够访问中国。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官希雷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说：本政府若干时候以来一直是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的。 4月31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才以《毛泽东访问记》的形式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出来。尽管此时一些事件已成为历史，但斯诺的报道仍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响，成为许多报刊、电台的头条新闻。日本《读卖新闻》说：“中国又向世界扔出了一颗‘炸弹’，是为了抢先抓住正在变化的世界形势，以极长远的观点下了行动的决心。” 斯诺和毛泽东的会见“影响之大不仅在美中关系方面，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也将是超乎想象的”。法国和德国报纸都迅速报道了“毛泽东和尼克松希望会谈”的消息。法国《战斗报》评论说，毛泽东的谈话是“一项最重要的声明”。 1971年10月，国际事态的变化以人们意想不到的速度迅猛发展。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尽管美国反对，但没有得逞。 然而，此时斯诺的身体却也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垮下去。他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并动了手术。但病中的斯诺仍希望亲自到中南海去采访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谈。 也就是在斯诺住院期间，他收到了一封印有“白宫”字样的来信。这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写来的。尼克松在信中说，他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斯诺能先期作为他的访华特使，他将感到极大的荣幸。 然而，尼克松的来信并没有给斯诺带来兴奋。在斯诺看来，美国同新中国之间的关系早就应该建立了。过去长达20多年的美中隔断，不是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国人的过错，完全是美国当权者的政策一手造成的。 1972年2月15日2点16分，就是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的时刻，斯诺离开了这个令他眷恋的世界。 毛泽东深思熟虑后明确指出：要解决中美两国的问题，就得同美国当权派谈。中、美、巴三国联手导演二十世纪最神秘的外交飞行 在获得美国的信息后，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明确指出，要解决中美两国的问题，就得同美国的当权派谈。 1971年2月，尼克松在美国国会作外交报告时说：“在今后一年里，我要仔细研究我们应当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美中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以及怎样消除实现这些机会的不必要的障碍。”并表示：“凡是我们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去做。” 1971年4月，中国决定邀请在日本参加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尼克松马上同意。 4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说：“你们这次应邀来中国访问，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来往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 “小球推动了大球”，中美两国互相摸清彼此的战略意图后，周恩来不失时机地于1971年4月21日通过叶海亚总统向美方发出邀请：“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尼克松获悉后极为高兴，除4月29日口头表示同意外，5月17日又请巴基斯坦驻美大使正式答复说：“为了解决两国之间那些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视，总统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 中国原主张基辛格公开来。毛泽东说：既然要来，就公开来嘛，何必藏头露尾呢？周恩来也认为：这个秘密很难保守。但美国回信坚持要秘密来。中国方面只好说在中国境内可以保密，在中国境外就没办法了。 5月31日，中国请叶海亚·汗转告尼克松中方意见。 6月2日晚，基辛格把上述备忘录交给尼克松时，他们十分激动。尼克松看后兴高采烈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他马上取来陈年白兰地，破例在晚饭后同基辛格干杯祝贺。 6月4日，尼克松回信表示感谢欢迎他访华，并说由于时间短促，以及为基辛格的旅行找个借口，建议基辛格于7月9日到达北京，11日离开。基辛格将从巴基斯坦乘波音707飞机由伊斯兰堡直飞北京。 6月11日，周恩来回信表示同意。 在叶海亚·汗总统的热情帮助下，基辛格经过精心安排，于7月1日开始了他的“波罗”行动。 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白宫新闻秘书在例会上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派基辛格博士于7月2日至5日到越南南方执行调查事实的任务，随即到巴黎同戴维·布鲁斯磋商。在基辛格赴巴黎途中，他将同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官员们会谈。” 基辛格于7月1日离开华盛顿，在西贡活动了3天，到曼谷停留1天。6日到达新德里，8日到伊斯兰堡。为不使印度恼火，他宣布在巴基斯坦也只呆2天。 为了秘密访华，基辛格在8日晚宴上，假装肚子痛。叶海亚·汗总统特地高声宣布，伊斯兰堡天气太热，影响基辛格的健康，巴基斯坦决定请他去那蒂亚加利的总统别墅休养，以摆脱记者的追逐。 美国妄图在台湾保留点军队，毛泽东幽默地反驳：猴子变人还没有变过来，还留着尾巴。他指示要跟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1971年7月9日中午，基辛格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周恩来派叶剑英、黄华、熊向晖和韩叙等到机场迎接。 基辛格在北京只呆了48小时，先后同周恩来会谈17个多小时，加上参观故宫和商谈公告，时间非常紧张。 9日16时，周恩来去钓鱼台5号楼同基辛格会谈。当周恩来和基辛格完成了历史性的握手后，基辛格便将自己的随员介绍给周恩来。 “约翰·霍尔德里奇。”基辛格指着一个大高个子说。
周恩来握着霍尔德里奇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 基辛格介绍斯迈泽：“理查德·斯迈泽。” 周恩来握着斯迈泽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 洛德没等周恩来开口就自报姓名：“温斯顿·洛德。” 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摇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也跟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开玩笑：“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 基辛格一行的紧张、拘束很快就消失了。他们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 基辛格首先表示感谢中方的热情招待，说：“如果有机会，我也希望以同样的热情在美国招待周总理。” 周恩来落落大方地说：“我没有去过美国，也没有到过西半球，但我们是在同一时候工作，你们在白天，我则在晚上。” 果然是名不虚传！答得自然得体，既未说去，也未说不去。基辛格神经再度绷紧。 接着，周恩来又说：“按中国的习惯，请客人先讲。” 基辛格念起了稿子。当念完开场白后，他放开稿子说：“今天，全球的趋势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一起，现实也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到你们美丽而神秘的国家。” 周恩来打断他的话说：“不，不，并不神秘，熟悉了就不神秘了。” 接着，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给了他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 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基辛格从撤军问题谈起，着重谈了以下问题： （一）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2/3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余留的军事力量； （二）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 （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 （四）美蒋条约留待历史去解决； （五）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在谈到印支问题时，他保证将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他们准备制定一个从越南和印支撤走武装力量的时间表，但希望得到一个维护他们的体面和自尊的解决办法。 周恩来针对基辛格提到的问题坦率地说：“我们双方有不同的看法，用我们的话来说，世界观和立场都不同。但这种分歧并不妨碍我们两个在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寻求阁下所说的平等友好相处的途径。首先一个问题是平等，换句话说是对等，一切问题从对等出发。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即中美两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而且过去是友好的，将来也会友好的。我们邀请你们乒乓球队访华就是证明。” 然后，周恩来着重谈了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并阐明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军必须限期撤走，美蒋条约无效。 谈到印支问题时，周恩来特别指出：“美国朋友总是喜欢强调美国的体面、尊严。你们只有把你们的所有军事力量统统撤走，一个不剩，这才是最大的荣誉和光荣。” 当晚11点20分会谈才结束，周恩来随即去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 当周恩来说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点军队时，毛泽东说：“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 听了美国要从印度支那撤军的汇报，毛泽东说：“美国应当重新做人。多米诺骨牌是什么意思？基辛格英文比我们好。让那些骨牌倒了算了。这是进化嘛！当然不打它也不倒，不是我们打，是他们打。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我们让尼克松来不能就为自己。” 汇报到日本问题时，毛泽东说：“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 毛泽东预言说：公告一经发表，会引起世界震动，尼克松可能等不到5月就要来了。果然，不足200字的“七一五公告”震惊了世界，尼克松也提前访华 第二天上午，基辛格继续同周恩来会谈。寒暄之后，基辛格表示：“请你们放心，美国要同中国来往，绝不会对中国进攻。美国同自己的盟国和对手绝不会进行结盟针对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摆在别的地方。” 最后，周恩来建议：尼克松可以在1972年夏天来华访问，并表示尼克松访华前先同苏联领导会晤可能更慎重些。 基辛格表示，还是按照已安排好的程序进行，先北京，后莫斯科。如果总统夏天来，离美国大选太近，有争选票之嫌。 双方约定尼克松1972年春天来访。然后商定晚上商谈尼克松访华公告。 原来基辛格在来北京途中，以后又在会谈中提出，他此次访问势难长期保密，公告须及时公布。为此，需要商议一个共同措词的公告，同时公布尼克松访华之事。 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定黄华、章文晋参加讨论和拟定公告草案。 当晚听完汇报，毛泽东表示，尼克松来访，谁也不主动，双方都主动。公告中也不写我要见他的话，要学诸葛亮留一手。 于是，周恩来同叶剑英、熊向晖等去见基辛格。黄华、章文晋把拟定的公告稿交王海容、唐闻生送毛泽东审阅。 这次会谈只谈了三件事：一是黄华、章文晋将同美方商谈公告稿；二是确定明天走的时间；三是通知美方不搞录音。 周恩来谈了约半小时，就回到四号楼。王海容说毛泽东已经睡了，公告稿没有审阅。黄华只好拿原稿同基辛格谈，但未获结果。 双方对公告稿的争议有三处：一是尼克松来华访问是谁主动提出的；二是会谈要讨论哪些问题；三是来访的适当时间。 原稿中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邀请”，基辛格不同意，表示这样写让人看了像个旅游者。周恩来考虑如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才邀请，他们的面子不好看，于是改成“获悉”尼克松要来访，我们邀请，就避免了谁是主动的问题。 对会谈要讨论的问题，在“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加上“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不只是讨论台湾问题。 关于来访时间改为5月以前，不说具体日期，以便灵活安排。 第二天，毛泽东起得很早，看了公告稿很满意，说：“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样写好，不然好像我们只关心我们的问题。” 关于访华日期，毛泽东说：“公告一发表，会引起世界震动，尼克松可能等不到5月就要来，早一点来也好嘛。”后来尼克松提前来访，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言。 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于9时40分让黄华就公告稿继续同基辛格商谈。 基辛格看后认为，这一稿中方设身处地考虑了美方的意见，同他们的要求异常接近，马上表示同意，但在接受邀请前加上“愉快地”一词。公告的原文是：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这个公告虽然不足200字，但能达成这样的结果实属不易。 双方商定于7月15日同时公布。7月11日吃完午饭后，基辛格一行愉快地乘原机飞回巴基斯坦。他对此次密访甚感满意，说他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访问成果“超过了他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秘密使命”。 7月15日公告一发表，确实震惊了整个世界…… １９７２·中日建交谈判，周恩来为什么对田中角荣发火 田中角荣为何认为，中日之间沉重的历史问题，只有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手上才能得以解决？田中角荣一句什么话，惹得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在周恩来面前，田中角荣不敢再提自己54岁当首相，却私下表示谈判要“拼命”。周恩来为何要加快中日恢复关系的速度 1972年9月25日上午11时30分，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荣乘专机抵达北京机场，日本国旗飘扬在蔚蓝的天空中。 下了飞机，田中角荣显得很紧张，他是来谈判不是来观光的，而且能不能大功告成还很难说。按照日本人初次见面的习惯，他对前来迎接的周恩来说：“我是54岁当了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 周恩来也自我介绍：“我叫周恩来，请多关照。” 周恩来亲自陪同田中角荣到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下榻。田中角荣高兴地对周恩来说：“日本正在把赤坂离宫改造成迎宾馆，建成以后，请您做第一位客人。” 走进会客室，田中角荣一定要给周恩来脱大衣：“您把最好的18号楼提供给我使用了，我就是这里的主人。到了这里，我应该给您脱大衣，这是对长者最起码的礼貌。” 气氛一下子异常融洽。这时田中角荣又强调自己54岁。在日本政治家里面，像他这样中专毕业、没有大学学历的人是很少见的，同时他又是战后最年轻的“平民首相”。 周恩来听了笑笑：“田中先生，我51岁当的首相，中国的首相，当到今天已经23年了。” 此后在中国的五天中，田中角荣再也不提他54岁当首相了。 虽已入秋，但北京那天的气温超过了摄氏30度，田中角荣进了房间脱掉外衣，开口便说：“啊，好凉快啊。”房间温度是他最喜欢的摄氏17度。房间的角落里放着他最喜欢的台湾香蕉和木村屋的豆沙面包，早餐时还有他家乡新泻县的三年黄酱。田中角荣私下和大平正芳外相议论：“真是到了一个不得了的国家，谈判和交涉不拼命可不行了！” 当天下午，在尼克松访华时第一次会谈的地方，以周恩来和田中角荣为中心，双方代表团不是面对面，而是在围成马蹄形的沙发上就座。这是周恩来精心安排的，因为“这样坐有家庭式气氛”。 稍事休息后，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始正式会谈，一开始就进入单刀直入的交锋，主要议题是台湾问题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问题。 关于台湾的各种问题非常棘手，田中角荣作了详细说明。周恩来听后说：‘对于台湾，日本可以像以往一样，进行经济合作、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我们不干涉。” 关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田中明确说：“坚持这个条约是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大前提。” 对此，周恩来说：“这个没问题。日美关系是日本和美国的问题。我们彼此都有国内的情况。争论归争论，还是要求大同存小异。” 田中角荣回答说：“当然，谈判无论如何总是要达成协议。”会谈后，他在一张四方形厚纸笺上写下了对周恩来的感受：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 会谈之后，二阶堂官房长官向记者发表谈话称：“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令人惊讶地坦率地就双方的基本立场、观点交换了意见。非常有意义。我得到了一个强烈的印象，会谈一定能够成功。” 事实也的确如此，田中角荣来到北京之前，中日双方就以行动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 1972年3月以后，周恩来重新开始接触日本访华团和来访者。会谈中，周恩来多次询问：下任首相是谁？ 周恩来从各种独特的渠道了解到日本政局的许多情况。5月15日晚招待日本公明党访华团时，他问：“各位说下届首相是田中，没有错吗？我们也认为下届首相是田中。如果是这样的话，请转告田中，如果当选首相后他想到中国来看看的话，北京的机场始终开放，等待着他的到来。而且，我将作为主人去迎接田中，不会让田中没面子。” 周恩来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表这么重要的讲话？访华团副团长大久保直彦说：“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数年过后我才似乎明白了，周恩来知道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希望在闭眼之前，无论如何要使日中问题有个眉目。” 事实是这年春天，周恩来已经知道自己患了癌症。 7月7日，田中角荣新内阁成立。田中在第一次内阁会议后，在会见记者时表示“将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邦交正常化的谈判”。周恩来迅速表示欢迎：“尼克松可以来，为什么日本的新首相不可以来？我们做事总要公正嘛。” 田中内阁成立伊始就决定推进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不是太快了？面对国内的疑惑，田中角荣说出了他的内心话：“要一鼓作气解决日中问题。我现在是力量最强的时候。日中问题，是历届自民党政府背着的最麻烦的沉重负担。我要解决它。毛泽东、周恩来，是现在中国当家的。虽然他们是共产党，但我信任他们。他们几十年出生入死，对世界上的事非常明白，不会为人左右，轻易改变观点。他们非常清楚与日本携起手来需要作哪些让步，知道如何跨过日本这个相当高的障碍。因此，要在毛泽东、周恩来健在的时候，一鼓作气解决。” 田中角荣“添麻烦”的答词，是日方翻译失误吗？周恩来一反常态，不绕弯地批评日方犯了错误。大平外相担心：邦交正常化谈判破裂，我们怎么回日本？ 25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盛宴欢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一行。周恩来亲自夹菜到田中面前的碟子里，又劝田中喝茅台：“这酒喝多少杯也不会上脸。” 田中回答说：“我喝两杯就醉了。” 酒宴方酣，爱出汗的田中角荣额头已经挂上汗珠。他一会儿用毛巾擦汗，一会儿啪嗒啪嗒地摇扇子，又一次显出“庶民宰相”的作风。而大平外相则眯缝着眼睛微笑着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又一次显露了他的“钝牛”性格。 周恩来致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欢迎词，在日本国歌声中，他走向日方代表团成员坐的四张桌子，同每一个人都碰了杯。他一回到座席，田中角荣就赞佩地说：“周总理真是海量啊！”周恩来笑着回答：“年轻时干杯干得更多。” 席间，中国军乐队还演奏了田中首相家乡新泻县的《佐渡小调》、《越后狮子》和大平外相家乡香川县的歌曲《金毗罗船》。《佐渡小调》刚开始演奏，周恩来就问身边的田中：“是你家乡的民谣吧？”可是田中没听出来，等主旋律演奏出来之后才说：“啊，是的。” 接下来是田中角荣致答谢词。他说：“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日中关系仍继续处于不正常、不自然的状态。”他充满信心地说：“我相信，哪怕双方的立场和意见存在着一些小异，日中双方根据求大同和互谅互让的精神，克服意见分歧，达成协议是可能的。” 田中“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一语，日方翻译译为“很遗憾是……给中国国民添了麻烦”。日方翻译后，周恩来问中方翻译，日语里这个“添麻烦”到底什么意思，日方翻译翻得准确不准确？确认是这个意思以后，他的表情骤然严肃。当时所有中方出席宴会的人都很不高兴，为什么要使用那个词？ 乔冠华反应最激烈，宴会结束他发火说：“就凭这个，他能到中国来？杀了我们多少人啊，侵略了我们多少年啊，造成了我们多少的民族灾难啊，这个就是添麻烦？不行、不行、不行！”一旁的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连连说：“老乔，你别激动。这个事情，再看看，我们总有办法对付他的。” 关于“麻烦”一语，当初有一种说法是外务省的翻译有错误。日文的“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与中文的“很遗憾的是……给中国国民添了麻烦”，在语感上有相当差距。 但是，参加田中致词撰稿的当时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桥本恕否认了失误一说：“绝不是翻译的问题，考虑到日本国内舆论，那已经是到了极限的提法了。我考虑了不知多少天，推敲了不知多少次，夸大一点说，是绞尽脑汁写出的文章。当然也给大平外务大臣、田中首相看了几次，得到了他们的同意。当然中国很重要。但是也要考虑与日本友好相处的其他国家的关系，并且要得到大多数日本人的理解。”言下之意，日本外务省希望至少要避免受到“磕头外交”这样的指责。 26日下午2时，第二次首脑会谈在日方住宿的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周恩来表情严肃地进入国宾馆，会谈从一开始便被紧张的气氛包围着。 周恩来一反常态，少有地严厉批评日方说：“今天早晨高岛条约局长所作的说明，我已听到汇报。真是奇谈怪论。那样的说明不是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的意见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台湾问题是政治问题。用法律理论来处理，你们没注意到是错误的吗？” 在上午大平外相和姬鹏飞外长的会谈中，日方高岛条约局长说了好几次“由于日本与台湾当局缔结的条约，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已经结束”，这等于依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合法代表。而对于中方放弃要求战争赔偿权的问题，高岛局长提出，“赔偿问题已经在日台和平条约中涉及，因蒋介石放弃了赔偿要求，此次没有必要再次写进日中联合声明”，完全不顾新中国表现出来的友好。 周恩来也表达了自己对昨晚田中“添了麻烦”讲话的看法：“这个词只是在不小心把水溅到路边妇女裙子上，道歉时才能使用。可是你们却在提及中日两国不幸的过去时使用。在这样的情况下，田中先生，应该怎么表达这个事情，给历史一个正确的评价吧。” 田中角荣解释说：“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分量很重。如果你们有更适当的词汇，可以按你们习惯改。” 对“添麻烦”的理解，其实是中日双方最重要的问题——日本侵华战争如何表达。中国坚持首先明确那场战争的性质是侵略，这是两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前提。日方自觉理亏，但又不想接受中方的表达方式。这样就谈不下去了。 本来日方普遍持乐观态度，认为谈判会互有让步，达成一致。周恩来的强烈反应，使他们受到很大震动。下午4时，在推迟的午餐桌旁，大平根本就不想拿筷子：“大多数日本国民都认为我们是为了完成邦交正常化才到中国访问的。邦交正常化谈判破裂，我们怎么回日本？” “不用那么担心，政治的全部责任由我这个总理大臣承担。你们不用担心。”田中说道。他想起周恩来送给他的画有梅花的扇子，想起自己起程前曾对日本记者说，“这次访华要带一把扇子，天气虽然凉爽，但头也许要冒汗的”。 田中角荣登上长城第四个烽火台，超过了尼克松。中日外长意外的“车中会谈”，扭转了最微妙的形势。毛泽东突然会见田中角荣，临别赠送《楚辞集注》，日本新闻界纷纷推测其中深意 9月27日上午，中方安排田中一行参观万里长城。但此时，双方却面临着谈判最微妙的局面。 常言道，“不到长城非好汉”，对田中角荣来说，却是“不登顶端不算好汉”。他以矫健的步伐，沿着近30度的陡坡，使劲地往上登攀。姬鹏飞外长不时地劝他慢点，但过不一会儿，他又恢复了原来的速度。田中角荣走过一个个相隔几十米远的烽火台，打破了只登到第三个烽火台的计划，一直登上了第四个。为此，日本记者和其他外国记者报道说，“田中远远超过了尼克松”。因为尼克松在不久前的2月游览长城时，只走到第三个烽火台。还有报道说，这象征性地暗示了田中发展日中关系的决心。 田中角荣气力十足地登着长城的陡坡，显得精神抖擞。他回头看看经常慢一点的大平外相说：“大平，你太慢了。” 游长城时，田中只穿着西装，大平却套上了风衣。对大平来说，今日长城之游虽说也是平生之梦，但他只登上第一个烽火台就停下了脚步。此时，他的脑海里几乎被“谈判”二字占据了。他是带着一种强烈使命感来中国的，甚至在自己的书房保险柜里放了一份遗嘱：如果完不成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任务，誓不还家…… 去长城往返需花4个小时，大平外相和姬鹏飞外交部长同坐一辆轿车。当时就一个中方翻译，日方翻译没去，还有一个警卫人员。大平外相是个基督教徒，他很诚恳地说：“姬外长，我说心里话，田中先生对这个事情很担心，我也很担心，我们如果谈不成的话，我们回都回不去，国内反对我们来的人很高兴，国内希望我们来的人，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呢？” “那场战争的性质，中国人所坚持的那些观点，我个人都同意，当年我在张家口呆了一年零十个月，我没有参加军队，我是大藏省的一个官员，在张家口作调查。我怎么不知道那场战争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呢？我怎么不知道中国人民是怎么看待我们日本军队的呢？我太清楚了。田中先生比我年轻，但是战争后期日本在中国打仗消耗兵员很多，田中也被征兵派到东北牡丹江。到了牡丹江他就得了霍乱，住在牡丹江的陆军医院，所以没有拿过枪，也没杀过人，然而他也知道那场战争意味着什么。但是，现在日本和台湾地区还有所谓的外交关系，亲台湾的势力也比较强烈，自民党内的反对势力很强。在这个情况下，你让我们完全承认这一点，完全按照中国想要表达的内容来表达，田中和我回不去，回去以后我们也站不住。就算我们签订了联合声明，或者签订了其他什么政府文件，一回去也许我们就倒台了。” “但是‘添麻烦’的说法，我们也无法接受，所以，这个谈判很困难了。”对于大平外相的真诚，姬鹏飞很有些意外，他也理解日方的难处，“咱俩同龄，我们是各为其主，各为自己的国家在争。但是，你这个态度很好，很诚实，你讲的你们的处境和困难，我一定向总理报告。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就是你们能过得去，中国人民也能接受。” 从长城回来后，下午4时许，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了第三次首脑会谈。周恩来显得表情平静，似乎是中日外长在车上的谈话，让他找到了谈判达成协议的线索。 会谈后，日方全体人员一展愁眉，高高兴兴地正在吃饭，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紧急约见，毛泽东希望会见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这对日方来说是一项临时安排，被接见的只有田中、大平、二阶堂三位，没有翻译员和书记员。日本新闻界纷纷发表评论，25日至28日，周恩来与田中已经进行了几次会谈，此次中方的临时安排，说明关于关系正常化的会谈事实上已达成协议。 9月27日晚上8点30分，会见在毛泽东书房进行了约一个小时。田中角荣毫不拘谨，丝毫也没有感到紧张，与毛泽东谈话就好像是在与一位早已熟识的前辈谈话。 会见一开始，毛泽东面对田中，指着周恩来风趣地说：“你和我们这位吵完架了？不吵不行啊。” 周恩来微笑地听着，田中角荣答道：“不，我和周总理谈得很好。” 毛泽东微笑着说：“不打不成交嘛！”寒暄中，毛泽东时而用英语，时而用日语，话题从中日两国的交往，谈到国际形势，又谈到中美苏日的关系，从中国史谈到日本的政治制度和选举，从日本天皇谈到中国的唯一天皇——唐朝第三代皇帝、武则天的丈夫高宗，从马克思主义谈到佛教和思想文化的传播。 在这次会见中，“添了麻烦”一语再次成了话题。毛泽东说：“不能让年轻人说‘添了麻烦’，这样的话不够分量。”田中又一次解释：“日本话虽然是从中国传来的，可是在百感交集道歉时也可以使用这个词。”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指着堆积如山的书说：“我是中了书毒，离不了书。你看，这是《稼轩词集》，那是《楚辞集注》。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楚辞集注》6册送给你。” 周恩来把书从书橱中取下送给田中角荣，并告诉他书的标题是中国近代书法家沈尹默写的。 田中角荣紧握毛泽东的手，不住地点头：“多谢，多谢。毛主席知识渊博，还这样用功。我不再喊忙了，要更多地学习。祝您健康长寿。” 毛泽东一直把客人送到走廊中间。 毛泽东把13世纪出版的朱熹注释《楚辞集注》翻印本送给田中首相，引起了日本新闻界极大的兴趣，纷纷评论说，毛主席送此书有三层意思：一是挑选中国古代爱国诗人屈原的诗集来赞扬田中首相的爱国精神，用以告诉日本人民，田中首相正在完成的任务，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二是表示知道田中首相对中国古典文学感兴趣，对田中来华期间赋汉诗一事给予评价；三是表示赞赏田中首相在来中国之前对访日的基辛格说过的一句话。据报道，当基辛格问田中为何要急于访华时，田中明确答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比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要久远得多。” 会见结束后，二阶堂官房长官向记者吹风，破例介绍了毛泽东和田中的一些对话，并带上了自己的主观倾向：“毛主席同田中首相握手，难道不意味着解决具有历史意义的课题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吗？” 中日最后协商联合声明草案，日方猜测周恩来就近暗中指挥。大平外相掏出一张没给田中看过的纸条，亮出日方底线。周恩来关于“结束不正常状态”的提议，解决了谈判的最大悬案 中日双方离发表联合声明还有一步之遥，要迈开这关键性的一步却非常艰难。 与毛泽东会见之后，从晚10点10分开始，姬鹏飞和大平在国宾馆举行外相会谈。大平外相逐条宣读日方的草案，姬鹏飞一字一句努力记着笔记。大平说明结束后，中方秘书拿着笔记到别的房间去了。各项条款都这样进行之后，秘书把好像是什么笔记交给了姬鹏飞，姬鹏飞逐条介绍中方的见解。 于是，日方猜测周恩来可能在国宾馆其他房间里坐阵指示。关于日方的这一猜测，担任周恩来秘书的钱嘉东作出了一定的肯定：“日中双方协商的时候，周总理在国宾馆其他地方办公的事情是经常有的。所以，为了节约时间，尽快确定协商的结果，将双方达成协议的条文逐条记录下来，由总理裁定的做法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周总理是政策的决定者、指挥者，也是执行者。” 对于两国不幸的过去和断绝关系的时代如何表述，这是双方谈判最大的难关。 凌晨三点，大平外相从衬衣口袋里面拿出一张纸条说：“姬外长，这个是我们所能接受的最大限度的一个说法。如果再超过这个内容，我们就真为难了，那我们就卷铺盖回去了。” 日方翻译读了纸条上的内容：“日本国政府，对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痛感责任，深刻反省。”姬鹏飞还不放心，把这个条子拿来看看，发现这个条子是大平亲手写的。 姬鹏飞说：“大平先生，我建议我们休息十分钟。”大平很高兴：“好，休息十分钟。我刚才递给你的这个条子，还没有给老头子看过。估计首相还没有睡着，还等着呢，我得去给他看一看。” 姬鹏飞也马上去见周恩来。十二三分钟后，他们都回来了。姬鹏飞说：“大平先生，就按照您提的建议，按这个文字表达形式定下来。只是总理提议，将‘结束不自然状态’改为‘结束不正常状态’。” 日方接受了这一方案，在联合声明的前言中增加了一段文字，大平外相一字一句地口述：“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显然接受了“添麻烦”一语使谈判陷入混乱的教训，表明承认侵略战争的责任，坦率地进行反省。 前言中还写着：“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这段文字解决了北京谈判最大的悬案，正文用“不正常的状态”的表述方法，而前言并列写上“中日邦交正常化”和“战争状态的结束”，这样两国就可以分别向人民解释“不正常状态”的含义了：对于中方是指战争状态，对于日方是指没有外交关系。 对“中国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这条，大平根据条约局长的意见作了修改，最后这样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对此，中方同意了。 28日下午3时开始，第四次首脑会谈在国宾馆举行。交谈的主要议题是宣告日台和平条约无效和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的手续等等。 周恩来在开场白中说：“最后只剩下一个问题，台湾的驻日大使馆什么时候交给我们？” 大平外相回答说：“日期不好讲，请交给我办好了。” “明白了。那么宣告日台和平条约无效问题怎么办呢？” 大平外相也只是回答：“这个也请交给我办好了。” “我们重建邦交，讲信义是最重要的。我们跟外国交往，一向是言必信，行必果。”翻译一时译不出来‘言必信，行必果’，周恩来在桌上放着的纸上用铅笔写出来，给田中看。田中角荣说：“啊，日本也有这样的话，信为万事之本。” 晚上，田中角荣举行了答谢宴会。与刚来京时迥然不同，田中此时的言谈举止都表现出了完成邦交正常化使命后如释重负的轻松。席间，宾主欢声笑语，频频举杯，对饮着芳甘香醇的日本酒，但周恩来干的是中国茅台。 宴会临要结束，田中举起九谷陶杯说：“庆祝邦交正常化，用这样的杯子虽然见小，但多喝几杯，还是能喝很多的，请总理带回去吧。” 大平意味深长地接话道：“开始时小，渐渐搞大吧！” 田中角荣提议“机中会谈”，上了周恩来专机却呼呼大睡。周恩来请田中角荣代向“天皇”陛下问好，一句话多争取了10%的日本民众支持 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签字，从此中日两国间新的关系开始了。签完字，大平正芳来到民族文化宫，面对新闻界正式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已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作为这个邦交正常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们同台湾的外交关系终止了。” 下午，周恩来陪同田中角荣一行访问上海。本来田中有专机，但他突然提议让其他人先飞到上海等候，他和大平、二阶堂三个人就坐周恩来的专机。周恩来欣然同意，田中期待着说：“大平君和姬鹏飞先生的车中会谈很成功，我还要和你来一次机中会谈。” 但是一上飞机，田中角荣就睡着了。用日本人的话说，他是个“野人”，而且打呼噜。大平外相要拉醒他，周恩来把他的手卡住了：“他累了，你不要叫醒他，我同你谈一样。” 通过几天的接触，周恩来对田中的评价是“外强”，来势汹汹，很有气魄，做事也很果断。正如日本人给他取的外号“安装了电脑的推土机”，他要干的事一定干到底，而且很准确。至于大平正芳，日本人普遍认为这个人是“钝牛”，温和踏实，但是周恩来却评价他“内秀”。 面对这场“不对等”的谈话，大平很是高兴，什么话都说了：“车中会谈以后，我想了半天，我不能扛行李回去啊，晚年我就想做成这件事情。我这个朋友你放心，只要我们两个人在日本还不倒下去，同你总理之间达成的这个协议，我一定贯彻到底，绝不中途后退一步。”然后，又说田中，“这个人是个粗人，但极其敏感、极其聪明。他有一个毛病，听任何人讲话都听不到底的，包括我跟他讲话，总打断人。这次东京出发前，我跟他说了，田中先生，你这次去见的人，可不是一般的凡人啊，这是伟大的周恩来啊。世界上的政治家都传说，这个政治家不说则已，一说起来头头是道，就是半个小时，你千万不要说我明白了，你千万不要打断人家，这样会很失礼的啊。我提醒的话没讲到一半，他就说‘少啰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来北京这几天他确实明白了，有一次你讲话讲了40分钟，他硬是强忍着听完了。” 田中角荣来上海，住在锦江饭店南楼11楼。来接他们飞机的日本人，带来了这几天的国内报纸。田中把所有报纸都铺在地板上，趴在地上一一琢磨着国内对他访问中国的反应。在他看来，只有把各大报的头版放在一起，才能比较着看。报纸上百分之九十是讲好话的，有的用上了套红的大标题，也有说坏话的，说他“好像是被北京的茅台酒灌醉了，让步让得太多”。 30日，田中角荣从上海返回日本。上飞机的时候，周恩来追上去，把田中拉下来说：“请你向天皇陛下问好。” 天皇在中国一直是禁语，因为他是发动那场战争的象征，何况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但是既然建交了，开始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国就必须承认日本这个象征元首的存在。日本报纸反应非常强烈，说只有周恩来才有这种气度，才能在这种场合讲这样得体的话。有一个报纸讲，如果说进行民调的话，这一句话至少可以多争取10％的民众支持中国。 当田中角荣登上回国的飞机后，周恩来也登上了回北京的飞机，他欣慰地说：“我们和日本是两千多年的历史，半个世纪的对立，二十多年的工作。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时代螺旋式地前进了。”
同年9月，周恩来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后，尼克松加快步伐，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立即寻找机会同中国驻波兰代办接触。 12月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在华沙科学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追着向中国驻波兰使馆人员表达了这一愿望。中国作出了积极响应，同意恢复中断两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但只谈了两次又因美国入侵柬埔寨被中方中断。 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再次中断后，尼克松和基辛格感到这种会谈易受美国国务院的干扰，而且每次都是互念经过批准的稿子，既耽误时间，又不解决问题。于是尼克松决定另辟渠道，直接同中国领导人对话。 1970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照片。 在基辛格看来，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在这之前，没有一个美国人受此殊荣。这位像谜一样的主席是在极力地表白一种什么心理，我终于茅塞顿开，毛泽东有意识地表明，美中关系现在已经引起他个人的关注”。 几乎就在斯诺观看国庆盛典的同时，尼克松同意接受《时代》周刊杂志采访，专门评论刚刚结束的约旦危机。藏在尼克松评论里的潜台词，是他对中国扮演一个世界角色这一问题的态度：或许这一角色在以后的5年内不可能，甚至在10年内也不可能，但是在20年内是有可能的，否则世界将面临极度的危险之中。如果说我在有生之年有什么要求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夙愿得偿，就让我的孩子代我了却心愿。 10月下旬，尼克松又一次更为明显地表达了这一心迹。当时几个国家的政治首脑来到纽约庆祝联合国成立25周年。尼克松在华盛顿会见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利用这一机会表达自己对恢复中美友好关系的兴趣。 10月25日，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即将访问北京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尼克松就他们曾经尝试过的各个方面的沟通向叶海亚作了简要介绍，但没有提及华沙会谈一事。他请求叶海亚向中国方面转达，他们认为恢复中美友好关系是“必要的”，他们绝不参加任何反对中国的共同组织，他们愿意派一名高级别的秘密使者去北京。尼克松提到罗伯特·穆菲、托尔斯·E·杜威或者基辛格都可能作为使者。 在第二天的国宴上，尼克松为美国和罗马尼亚的许多共同利益频频举杯，特别强调了罗马尼亚和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关系。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总统首次使用中国的正式名称。 从11月10日至15日，叶海亚·汗总统一直呆在北京，在这期间，美国人假装着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三个星期后，即12月8日，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希拉利和基辛格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说他收到了一封给基辛格的、与叶海亚旅行有关的信。 第二天基辛格将希拉利邀到白宫自己的办公室。他向基辛格展示了一个信封，里面装有一封在白色的蓝线信笺上手写的公函，这是由人亲自送给希拉利的，因为叶海亚不相信海底电报通讯的安全性（这是一条所有邮件通过巴基斯坦渠道的传送形式）。 希拉利说，他没有被授权将此公函交给基辛格，因此，他只好将公函的内容向基辛格口授，他说得很慢，以使基辛格能记录下来。 这是一封周恩来写给理查德·尼克松的有权威性的私人信件。 周恩来在信中强调，他不仅代表自己，也代表毛主席、林彪副主席。 周恩来宣称，中国“一直愿意、并且一直在努力通过和平方式进行磋商……为了讨论从中国的领土台湾撤军的问题，非常欢迎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到北京来”。 周恩来用一种得体的语言说，中国已经从各个渠道收到美国方面发来的信息，“但是这是第一次美国领导人通过第三国领导人向我们传递信息。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伟大朋友，因此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一信息上”。 周恩来承诺，总统的私人代表即将应邀去北京。诚然，这次会见的目的据说是讨论“从中国领土台湾撤军的问题”，不过基辛格认为这是一般性的例行公事，用这样的方式向当时中国的主要敌人美国发出邀请，可以不至于太影响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纯洁。对于不能实现的任何合作，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是不会明确表明态度的。 希拉利带来的这一信息至关重要，这一信号是直接的、容易理解的，即使美国人接受有困难，也无法拒绝。 希拉利一离开，基辛格立即沿着大厅走进椭圆形办公室，同尼克松谈了很长时间。他们一致认为应该准备接受邀请。 于是基辛格起草了一份回函，于12月16日交给希拉利。信笺上没有一个印刷文字或美国政府的水印图案，公函也没有署名。 美国人的回函一发出，中国就强化了反应信号。12月18日，毛泽东长时间地接见了埃德加·斯诺，间接地表示中国希望马上与美国会谈，尼克松总统可以前来中国会谈。但基辛格认为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又一次过高估计了美国人的敏感性和智慧”。 又过了4个月，1971年4月26日，美国白宫秘书齐铭勒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尼克松总统希望有一天能够访问中国。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官希雷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说：本政府若干时候以来一直是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的。 4月31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才以《毛泽东访问记》的形式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出来。尽管此时一些事件已成为历史，但斯诺的报道仍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响，成为许多报刊、电台的头条新闻。日本《读卖新闻》说：“中国又向世界扔出了一颗‘炸弹’，是为了抢先抓住正在变化的世界形势，以极长远的观点下了行动的决心。” 斯诺和毛泽东的会见“影响之大不仅在美中关系方面，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也将是超乎想象的”。法国和德国报纸都迅速报道了“毛泽东和尼克松希望会谈”的消息。法国《战斗报》评论说，毛泽东的谈话是“一项最重要的声明”。 1971年10月，国际事态的变化以人们意想不到的速度迅猛发展。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尽管美国反对，但没有得逞。 然而，此时斯诺的身体却也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垮下去。他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并动了手术。但病中的斯诺仍希望亲自到中南海去采访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谈。 也就是在斯诺住院期间，他收到了一封印有“白宫”字样的来信。这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写来的。尼克松在信中说，他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斯诺能先期作为他的访华特使，他将感到极大的荣幸。 然而，尼克松的来信并没有给斯诺带来兴奋。在斯诺看来，美国同新中国之间的关系早就应该建立了。过去长达20多年的美中隔断，不是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国人的过错，完全是美国当权者的政策一手造成的。 1972年2月15日2点16分，就是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的时刻，斯诺离开了这个令他眷恋的世界。 毛泽东深思熟虑后明确指出：要解决中美两国的问题，就得同美国当权派谈。中、美、巴三国联手导演二十世纪最神秘的外交飞行 在获得美国的信息后，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明确指出，要解决中美两国的问题，就得同美国的当权派谈。 1971年2月，尼克松在美国国会作外交报告时说：“在今后一年里，我要仔细研究我们应当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美中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以及怎样消除实现这些机会的不必要的障碍。”并表示：“凡是我们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去做。” 1971年4月，中国决定邀请在日本参加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尼克松马上同意。 4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说：“你们这次应邀来中国访问，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来往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 “小球推动了大球”，中美两国互相摸清彼此的战略意图后，周恩来不失时机地于1971年4月21日通过叶海亚总统向美方发出邀请：“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尼克松获悉后极为高兴，除4月29日口头表示同意外，5月17日又请巴基斯坦驻美大使正式答复说：“为了解决两国之间那些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视，总统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 中国原主张基辛格公开来。毛泽东说：既然要来，就公开来嘛，何必藏头露尾呢？周恩来也认为：这个秘密很难保守。但美国回信坚持要秘密来。中国方面只好说在中国境内可以保密，在中国境外就没办法了。 5月31日，中国请叶海亚·汗转告尼克松中方意见。 6月2日晚，基辛格把上述备忘录交给尼克松时，他们十分激动。尼克松看后兴高采烈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他马上取来陈年白兰地，破例在晚饭后同基辛格干杯祝贺。 6月4日，尼克松回信表示感谢欢迎他访华，并说由于时间短促，以及为基辛格的旅行找个借口，建议基辛格于7月9日到达北京，11日离开。基辛格将从巴基斯坦乘波音707飞机由伊斯兰堡直飞北京。 6月11日，周恩来回信表示同意。 在叶海亚·汗总统的热情帮助下，基辛格经过精心安排，于7月1日开始了他的“波罗”行动。 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白宫新闻秘书在例会上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派基辛格博士于7月2日至5日到越南南方执行调查事实的任务，随即到巴黎同戴维·布鲁斯磋商。在基辛格赴巴黎途中，他将同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官员们会谈。” 基辛格于7月1日离开华盛顿，在西贡活动了3天，到曼谷停留1天。6日到达新德里，8日到伊斯兰堡。为不使印度恼火，他宣布在巴基斯坦也只呆2天。 为了秘密访华，基辛格在8日晚宴上，假装肚子痛。叶海亚·汗总统特地高声宣布，伊斯兰堡天气太热，影响基辛格的健康，巴基斯坦决定请他去那蒂亚加利的总统别墅休养，以摆脱记者的追逐。 美国妄图在台湾保留点军队，毛泽东幽默地反驳：猴子变人还没有变过来，还留着尾巴。他指示要跟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1971年7月9日中午，基辛格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周恩来派叶剑英、黄华、熊向晖和韩叙等到机场迎接。 基辛格在北京只呆了48小时，先后同周恩来会谈17个多小时，加上参观故宫和商谈公告，时间非常紧张。 9日16时，周恩来去钓鱼台5号楼同基辛格会谈。当周恩来和基辛格完成了历史性的握手后，基辛格便将自己的随员介绍给周恩来。 “约翰·霍尔德里奇。”基辛格指着一个大高个子说。
周恩来握着霍尔德里奇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 基辛格介绍斯迈泽：“理查德·斯迈泽。” 周恩来握着斯迈泽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 洛德没等周恩来开口就自报姓名：“温斯顿·洛德。” 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摇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也跟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开玩笑：“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 基辛格一行的紧张、拘束很快就消失了。他们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 基辛格首先表示感谢中方的热情招待，说：“如果有机会，我也希望以同样的热情在美国招待周总理。” 周恩来落落大方地说：“我没有去过美国，也没有到过西半球，但我们是在同一时候工作，你们在白天，我则在晚上。” 果然是名不虚传！答得自然得体，既未说去，也未说不去。基辛格神经再度绷紧。 接着，周恩来又说：“按中国的习惯，请客人先讲。” 基辛格念起了稿子。当念完开场白后，他放开稿子说：“今天，全球的趋势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一起，现实也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到你们美丽而神秘的国家。” 周恩来打断他的话说：“不，不，并不神秘，熟悉了就不神秘了。” 接着，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给了他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 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基辛格从撤军问题谈起，着重谈了以下问题： （一）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2/3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余留的军事力量； （二）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 （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 （四）美蒋条约留待历史去解决； （五）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在谈到印支问题时，他保证将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他们准备制定一个从越南和印支撤走武装力量的时间表，但希望得到一个维护他们的体面和自尊的解决办法。 周恩来针对基辛格提到的问题坦率地说：“我们双方有不同的看法，用我们的话来说，世界观和立场都不同。但这种分歧并不妨碍我们两个在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寻求阁下所说的平等友好相处的途径。首先一个问题是平等，换句话说是对等，一切问题从对等出发。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即中美两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而且过去是友好的，将来也会友好的。我们邀请你们乒乓球队访华就是证明。” 然后，周恩来着重谈了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并阐明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军必须限期撤走，美蒋条约无效。 谈到印支问题时，周恩来特别指出：“美国朋友总是喜欢强调美国的体面、尊严。你们只有把你们的所有军事力量统统撤走，一个不剩，这才是最大的荣誉和光荣。” 当晚11点20分会谈才结束，周恩来随即去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 当周恩来说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点军队时，毛泽东说：“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 听了美国要从印度支那撤军的汇报，毛泽东说：“美国应当重新做人。多米诺骨牌是什么意思？基辛格英文比我们好。让那些骨牌倒了算了。这是进化嘛！当然不打它也不倒，不是我们打，是他们打。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我们让尼克松来不能就为自己。” 汇报到日本问题时，毛泽东说：“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 毛泽东预言说：公告一经发表，会引起世界震动，尼克松可能等不到5月就要来了。果然，不足200字的“七一五公告”震惊了世界，尼克松也提前访华 第二天上午，基辛格继续同周恩来会谈。寒暄之后，基辛格表示：“请你们放心，美国要同中国来往，绝不会对中国进攻。美国同自己的盟国和对手绝不会进行结盟针对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摆在别的地方。” 最后，周恩来建议：尼克松可以在1972年夏天来华访问，并表示尼克松访华前先同苏联领导会晤可能更慎重些。 基辛格表示，还是按照已安排好的程序进行，先北京，后莫斯科。如果总统夏天来，离美国大选太近，有争选票之嫌。 双方约定尼克松1972年春天来访。然后商定晚上商谈尼克松访华公告。 原来基辛格在来北京途中，以后又在会谈中提出，他此次访问势难长期保密，公告须及时公布。为此，需要商议一个共同措词的公告，同时公布尼克松访华之事。 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定黄华、章文晋参加讨论和拟定公告草案。 当晚听完汇报，毛泽东表示，尼克松来访，谁也不主动，双方都主动。公告中也不写我要见他的话，要学诸葛亮留一手。 于是，周恩来同叶剑英、熊向晖等去见基辛格。黄华、章文晋把拟定的公告稿交王海容、唐闻生送毛泽东审阅。 这次会谈只谈了三件事：一是黄华、章文晋将同美方商谈公告稿；二是确定明天走的时间；三是通知美方不搞录音。 周恩来谈了约半小时，就回到四号楼。王海容说毛泽东已经睡了，公告稿没有审阅。黄华只好拿原稿同基辛格谈，但未获结果。 双方对公告稿的争议有三处：一是尼克松来华访问是谁主动提出的；二是会谈要讨论哪些问题；三是来访的适当时间。 原稿中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邀请”，基辛格不同意，表示这样写让人看了像个旅游者。周恩来考虑如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才邀请，他们的面子不好看，于是改成“获悉”尼克松要来访，我们邀请，就避免了谁是主动的问题。 对会谈要讨论的问题，在“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加上“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不只是讨论台湾问题。 关于来访时间改为5月以前，不说具体日期，以便灵活安排。 第二天，毛泽东起得很早，看了公告稿很满意，说：“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样写好，不然好像我们只关心我们的问题。” 关于访华日期，毛泽东说：“公告一发表，会引起世界震动，尼克松可能等不到5月就要来，早一点来也好嘛。”后来尼克松提前来访，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言。 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于9时40分让黄华就公告稿继续同基辛格商谈。 基辛格看后认为，这一稿中方设身处地考虑了美方的意见，同他们的要求异常接近，马上表示同意，但在接受邀请前加上“愉快地”一词。公告的原文是：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这个公告虽然不足200字，但能达成这样的结果实属不易。 双方商定于7月15日同时公布。7月11日吃完午饭后，基辛格一行愉快地乘原机飞回巴基斯坦。他对此次密访甚感满意，说他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访问成果“超过了他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秘密使命”。 7月15日公告一发表，确实震惊了整个世界…… １９７２·中日建交谈判，周恩来为什么对田中角荣发火 田中角荣为何认为，中日之间沉重的历史问题，只有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手上才能得以解决？田中角荣一句什么话，惹得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在周恩来面前，田中角荣不敢再提自己54岁当首相，却私下表示谈判要“拼命”。周恩来为何要加快中日恢复关系的速度 1972年9月25日上午11时30分，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荣乘专机抵达北京机场，日本国旗飘扬在蔚蓝的天空中。 下了飞机，田中角荣显得很紧张，他是来谈判不是来观光的，而且能不能大功告成还很难说。按照日本人初次见面的习惯，他对前来迎接的周恩来说：“我是54岁当了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 周恩来也自我介绍：“我叫周恩来，请多关照。” 周恩来亲自陪同田中角荣到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下榻。田中角荣高兴地对周恩来说：“日本正在把赤坂离宫改造成迎宾馆，建成以后，请您做第一位客人。” 走进会客室，田中角荣一定要给周恩来脱大衣：“您把最好的18号楼提供给我使用了，我就是这里的主人。到了这里，我应该给您脱大衣，这是对长者最起码的礼貌。” 气氛一下子异常融洽。这时田中角荣又强调自己54岁。在日本政治家里面，像他这样中专毕业、没有大学学历的人是很少见的，同时他又是战后最年轻的“平民首相”。 周恩来听了笑笑：“田中先生，我51岁当的首相，中国的首相，当到今天已经23年了。” 此后在中国的五天中，田中角荣再也不提他54岁当首相了。 虽已入秋，但北京那天的气温超过了摄氏30度，田中角荣进了房间脱掉外衣，开口便说：“啊，好凉快啊。”房间温度是他最喜欢的摄氏17度。房间的角落里放着他最喜欢的台湾香蕉和木村屋的豆沙面包，早餐时还有他家乡新泻县的三年黄酱。田中角荣私下和大平正芳外相议论：“真是到了一个不得了的国家，谈判和交涉不拼命可不行了！” 当天下午，在尼克松访华时第一次会谈的地方，以周恩来和田中角荣为中心，双方代表团不是面对面，而是在围成马蹄形的沙发上就座。这是周恩来精心安排的，因为“这样坐有家庭式气氛”。 稍事休息后，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始正式会谈，一开始就进入单刀直入的交锋，主要议题是台湾问题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问题。 关于台湾的各种问题非常棘手，田中角荣作了详细说明。周恩来听后说：‘对于台湾，日本可以像以往一样，进行经济合作、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我们不干涉。” 关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田中明确说：“坚持这个条约是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大前提。” 对此，周恩来说：“这个没问题。日美关系是日本和美国的问题。我们彼此都有国内的情况。争论归争论，还是要求大同存小异。” 田中角荣回答说：“当然，谈判无论如何总是要达成协议。”会谈后，他在一张四方形厚纸笺上写下了对周恩来的感受：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 会谈之后，二阶堂官房长官向记者发表谈话称：“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令人惊讶地坦率地就双方的基本立场、观点交换了意见。非常有意义。我得到了一个强烈的印象，会谈一定能够成功。” 事实也的确如此，田中角荣来到北京之前，中日双方就以行动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 1972年3月以后，周恩来重新开始接触日本访华团和来访者。会谈中，周恩来多次询问：下任首相是谁？ 周恩来从各种独特的渠道了解到日本政局的许多情况。5月15日晚招待日本公明党访华团时，他问：“各位说下届首相是田中，没有错吗？我们也认为下届首相是田中。如果是这样的话，请转告田中，如果当选首相后他想到中国来看看的话，北京的机场始终开放，等待着他的到来。而且，我将作为主人去迎接田中，不会让田中没面子。” 周恩来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表这么重要的讲话？访华团副团长大久保直彦说：“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数年过后我才似乎明白了，周恩来知道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希望在闭眼之前，无论如何要使日中问题有个眉目。” 事实是这年春天，周恩来已经知道自己患了癌症。 7月7日，田中角荣新内阁成立。田中在第一次内阁会议后，在会见记者时表示“将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邦交正常化的谈判”。周恩来迅速表示欢迎：“尼克松可以来，为什么日本的新首相不可以来？我们做事总要公正嘛。” 田中内阁成立伊始就决定推进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不是太快了？面对国内的疑惑，田中角荣说出了他的内心话：“要一鼓作气解决日中问题。我现在是力量最强的时候。日中问题，是历届自民党政府背着的最麻烦的沉重负担。我要解决它。毛泽东、周恩来，是现在中国当家的。虽然他们是共产党，但我信任他们。他们几十年出生入死，对世界上的事非常明白，不会为人左右，轻易改变观点。他们非常清楚与日本携起手来需要作哪些让步，知道如何跨过日本这个相当高的障碍。因此，要在毛泽东、周恩来健在的时候，一鼓作气解决。” 田中角荣“添麻烦”的答词，是日方翻译失误吗？周恩来一反常态，不绕弯地批评日方犯了错误。大平外相担心：邦交正常化谈判破裂，我们怎么回日本？ 25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盛宴欢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一行。周恩来亲自夹菜到田中面前的碟子里，又劝田中喝茅台：“这酒喝多少杯也不会上脸。” 田中回答说：“我喝两杯就醉了。” 酒宴方酣，爱出汗的田中角荣额头已经挂上汗珠。他一会儿用毛巾擦汗，一会儿啪嗒啪嗒地摇扇子，又一次显出“庶民宰相”的作风。而大平外相则眯缝着眼睛微笑着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又一次显露了他的“钝牛”性格。 周恩来致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欢迎词，在日本国歌声中，他走向日方代表团成员坐的四张桌子，同每一个人都碰了杯。他一回到座席，田中角荣就赞佩地说：“周总理真是海量啊！”周恩来笑着回答：“年轻时干杯干得更多。” 席间，中国军乐队还演奏了田中首相家乡新泻县的《佐渡小调》、《越后狮子》和大平外相家乡香川县的歌曲《金毗罗船》。《佐渡小调》刚开始演奏，周恩来就问身边的田中：“是你家乡的民谣吧？”可是田中没听出来，等主旋律演奏出来之后才说：“啊，是的。” 接下来是田中角荣致答谢词。他说：“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日中关系仍继续处于不正常、不自然的状态。”他充满信心地说：“我相信，哪怕双方的立场和意见存在着一些小异，日中双方根据求大同和互谅互让的精神，克服意见分歧，达成协议是可能的。” 田中“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一语，日方翻译译为“很遗憾是……给中国国民添了麻烦”。日方翻译后，周恩来问中方翻译，日语里这个“添麻烦”到底什么意思，日方翻译翻得准确不准确？确认是这个意思以后，他的表情骤然严肃。当时所有中方出席宴会的人都很不高兴，为什么要使用那个词？ 乔冠华反应最激烈，宴会结束他发火说：“就凭这个，他能到中国来？杀了我们多少人啊，侵略了我们多少年啊，造成了我们多少的民族灾难啊，这个就是添麻烦？不行、不行、不行！”一旁的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连连说：“老乔，你别激动。这个事情，再看看，我们总有办法对付他的。” 关于“麻烦”一语，当初有一种说法是外务省的翻译有错误。日文的“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与中文的“很遗憾的是……给中国国民添了麻烦”，在语感上有相当差距。 但是，参加田中致词撰稿的当时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桥本恕否认了失误一说：“绝不是翻译的问题，考虑到日本国内舆论，那已经是到了极限的提法了。我考虑了不知多少天，推敲了不知多少次，夸大一点说，是绞尽脑汁写出的文章。当然也给大平外务大臣、田中首相看了几次，得到了他们的同意。当然中国很重要。但是也要考虑与日本友好相处的其他国家的关系，并且要得到大多数日本人的理解。”言下之意，日本外务省希望至少要避免受到“磕头外交”这样的指责。 26日下午2时，第二次首脑会谈在日方住宿的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周恩来表情严肃地进入国宾馆，会谈从一开始便被紧张的气氛包围着。 周恩来一反常态，少有地严厉批评日方说：“今天早晨高岛条约局长所作的说明，我已听到汇报。真是奇谈怪论。那样的说明不是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的意见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台湾问题是政治问题。用法律理论来处理，你们没注意到是错误的吗？” 在上午大平外相和姬鹏飞外长的会谈中，日方高岛条约局长说了好几次“由于日本与台湾当局缔结的条约，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已经结束”，这等于依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合法代表。而对于中方放弃要求战争赔偿权的问题，高岛局长提出，“赔偿问题已经在日台和平条约中涉及，因蒋介石放弃了赔偿要求，此次没有必要再次写进日中联合声明”，完全不顾新中国表现出来的友好。 周恩来也表达了自己对昨晚田中“添了麻烦”讲话的看法：“这个词只是在不小心把水溅到路边妇女裙子上，道歉时才能使用。可是你们却在提及中日两国不幸的过去时使用。在这样的情况下，田中先生，应该怎么表达这个事情，给历史一个正确的评价吧。” 田中角荣解释说：“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分量很重。如果你们有更适当的词汇，可以按你们习惯改。” 对“添麻烦”的理解，其实是中日双方最重要的问题——日本侵华战争如何表达。中国坚持首先明确那场战争的性质是侵略，这是两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前提。日方自觉理亏，但又不想接受中方的表达方式。这样就谈不下去了。 本来日方普遍持乐观态度，认为谈判会互有让步，达成一致。周恩来的强烈反应，使他们受到很大震动。下午4时，在推迟的午餐桌旁，大平根本就不想拿筷子：“大多数日本国民都认为我们是为了完成邦交正常化才到中国访问的。邦交正常化谈判破裂，我们怎么回日本？” “不用那么担心，政治的全部责任由我这个总理大臣承担。你们不用担心。”田中说道。他想起周恩来送给他的画有梅花的扇子，想起自己起程前曾对日本记者说，“这次访华要带一把扇子，天气虽然凉爽，但头也许要冒汗的”。 田中角荣登上长城第四个烽火台，超过了尼克松。中日外长意外的“车中会谈”，扭转了最微妙的形势。毛泽东突然会见田中角荣，临别赠送《楚辞集注》，日本新闻界纷纷推测其中深意 9月27日上午，中方安排田中一行参观万里长城。但此时，双方却面临着谈判最微妙的局面。 常言道，“不到长城非好汉”，对田中角荣来说，却是“不登顶端不算好汉”。他以矫健的步伐，沿着近30度的陡坡，使劲地往上登攀。姬鹏飞外长不时地劝他慢点，但过不一会儿，他又恢复了原来的速度。田中角荣走过一个个相隔几十米远的烽火台，打破了只登到第三个烽火台的计划，一直登上了第四个。为此，日本记者和其他外国记者报道说，“田中远远超过了尼克松”。因为尼克松在不久前的2月游览长城时，只走到第三个烽火台。还有报道说，这象征性地暗示了田中发展日中关系的决心。 田中角荣气力十足地登着长城的陡坡，显得精神抖擞。他回头看看经常慢一点的大平外相说：“大平，你太慢了。” 游长城时，田中只穿着西装，大平却套上了风衣。对大平来说，今日长城之游虽说也是平生之梦，但他只登上第一个烽火台就停下了脚步。此时，他的脑海里几乎被“谈判”二字占据了。他是带着一种强烈使命感来中国的，甚至在自己的书房保险柜里放了一份遗嘱：如果完不成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任务，誓不还家…… 去长城往返需花4个小时，大平外相和姬鹏飞外交部长同坐一辆轿车。当时就一个中方翻译，日方翻译没去，还有一个警卫人员。大平外相是个基督教徒，他很诚恳地说：“姬外长，我说心里话，田中先生对这个事情很担心，我也很担心，我们如果谈不成的话，我们回都回不去，国内反对我们来的人很高兴，国内希望我们来的人，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呢？” “那场战争的性质，中国人所坚持的那些观点，我个人都同意，当年我在张家口呆了一年零十个月，我没有参加军队，我是大藏省的一个官员，在张家口作调查。我怎么不知道那场战争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呢？我怎么不知道中国人民是怎么看待我们日本军队的呢？我太清楚了。田中先生比我年轻，但是战争后期日本在中国打仗消耗兵员很多，田中也被征兵派到东北牡丹江。到了牡丹江他就得了霍乱，住在牡丹江的陆军医院，所以没有拿过枪，也没杀过人，然而他也知道那场战争意味着什么。但是，现在日本和台湾地区还有所谓的外交关系，亲台湾的势力也比较强烈，自民党内的反对势力很强。在这个情况下，你让我们完全承认这一点，完全按照中国想要表达的内容来表达，田中和我回不去，回去以后我们也站不住。就算我们签订了联合声明，或者签订了其他什么政府文件，一回去也许我们就倒台了。” “但是‘添麻烦’的说法，我们也无法接受，所以，这个谈判很困难了。”对于大平外相的真诚，姬鹏飞很有些意外，他也理解日方的难处，“咱俩同龄，我们是各为其主，各为自己的国家在争。但是，你这个态度很好，很诚实，你讲的你们的处境和困难，我一定向总理报告。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就是你们能过得去，中国人民也能接受。” 从长城回来后，下午4时许，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了第三次首脑会谈。周恩来显得表情平静，似乎是中日外长在车上的谈话，让他找到了谈判达成协议的线索。 会谈后，日方全体人员一展愁眉，高高兴兴地正在吃饭，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紧急约见，毛泽东希望会见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这对日方来说是一项临时安排，被接见的只有田中、大平、二阶堂三位，没有翻译员和书记员。日本新闻界纷纷发表评论，25日至28日，周恩来与田中已经进行了几次会谈，此次中方的临时安排，说明关于关系正常化的会谈事实上已达成协议。 9月27日晚上8点30分，会见在毛泽东书房进行了约一个小时。田中角荣毫不拘谨，丝毫也没有感到紧张，与毛泽东谈话就好像是在与一位早已熟识的前辈谈话。 会见一开始，毛泽东面对田中，指着周恩来风趣地说：“你和我们这位吵完架了？不吵不行啊。” 周恩来微笑地听着，田中角荣答道：“不，我和周总理谈得很好。” 毛泽东微笑着说：“不打不成交嘛！”寒暄中，毛泽东时而用英语，时而用日语，话题从中日两国的交往，谈到国际形势，又谈到中美苏日的关系，从中国史谈到日本的政治制度和选举，从日本天皇谈到中国的唯一天皇——唐朝第三代皇帝、武则天的丈夫高宗，从马克思主义谈到佛教和思想文化的传播。 在这次会见中，“添了麻烦”一语再次成了话题。毛泽东说：“不能让年轻人说‘添了麻烦’，这样的话不够分量。”田中又一次解释：“日本话虽然是从中国传来的，可是在百感交集道歉时也可以使用这个词。”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指着堆积如山的书说：“我是中了书毒，离不了书。你看，这是《稼轩词集》，那是《楚辞集注》。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楚辞集注》6册送给你。” 周恩来把书从书橱中取下送给田中角荣，并告诉他书的标题是中国近代书法家沈尹默写的。 田中角荣紧握毛泽东的手，不住地点头：“多谢，多谢。毛主席知识渊博，还这样用功。我不再喊忙了，要更多地学习。祝您健康长寿。” 毛泽东一直把客人送到走廊中间。 毛泽东把13世纪出版的朱熹注释《楚辞集注》翻印本送给田中首相，引起了日本新闻界极大的兴趣，纷纷评论说，毛主席送此书有三层意思：一是挑选中国古代爱国诗人屈原的诗集来赞扬田中首相的爱国精神，用以告诉日本人民，田中首相正在完成的任务，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二是表示知道田中首相对中国古典文学感兴趣，对田中来华期间赋汉诗一事给予评价；三是表示赞赏田中首相在来中国之前对访日的基辛格说过的一句话。据报道，当基辛格问田中为何要急于访华时，田中明确答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比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要久远得多。” 会见结束后，二阶堂官房长官向记者吹风，破例介绍了毛泽东和田中的一些对话，并带上了自己的主观倾向：“毛主席同田中首相握手，难道不意味着解决具有历史意义的课题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吗？” 中日最后协商联合声明草案，日方猜测周恩来就近暗中指挥。大平外相掏出一张没给田中看过的纸条，亮出日方底线。周恩来关于“结束不正常状态”的提议，解决了谈判的最大悬案 中日双方离发表联合声明还有一步之遥，要迈开这关键性的一步却非常艰难。 与毛泽东会见之后，从晚10点10分开始，姬鹏飞和大平在国宾馆举行外相会谈。大平外相逐条宣读日方的草案，姬鹏飞一字一句努力记着笔记。大平说明结束后，中方秘书拿着笔记到别的房间去了。各项条款都这样进行之后，秘书把好像是什么笔记交给了姬鹏飞，姬鹏飞逐条介绍中方的见解。 于是，日方猜测周恩来可能在国宾馆其他房间里坐阵指示。关于日方的这一猜测，担任周恩来秘书的钱嘉东作出了一定的肯定：“日中双方协商的时候，周总理在国宾馆其他地方办公的事情是经常有的。所以，为了节约时间，尽快确定协商的结果，将双方达成协议的条文逐条记录下来，由总理裁定的做法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周总理是政策的决定者、指挥者，也是执行者。” 对于两国不幸的过去和断绝关系的时代如何表述，这是双方谈判最大的难关。 凌晨三点，大平外相从衬衣口袋里面拿出一张纸条说：“姬外长，这个是我们所能接受的最大限度的一个说法。如果再超过这个内容，我们就真为难了，那我们就卷铺盖回去了。” 日方翻译读了纸条上的内容：“日本国政府，对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痛感责任，深刻反省。”姬鹏飞还不放心，把这个条子拿来看看，发现这个条子是大平亲手写的。 姬鹏飞说：“大平先生，我建议我们休息十分钟。”大平很高兴：“好，休息十分钟。我刚才递给你的这个条子，还没有给老头子看过。估计首相还没有睡着，还等着呢，我得去给他看一看。” 姬鹏飞也马上去见周恩来。十二三分钟后，他们都回来了。姬鹏飞说：“大平先生，就按照您提的建议，按这个文字表达形式定下来。只是总理提议，将‘结束不自然状态’改为‘结束不正常状态’。” 日方接受了这一方案，在联合声明的前言中增加了一段文字，大平外相一字一句地口述：“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显然接受了“添麻烦”一语使谈判陷入混乱的教训，表明承认侵略战争的责任，坦率地进行反省。 前言中还写着：“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这段文字解决了北京谈判最大的悬案，正文用“不正常的状态”的表述方法，而前言并列写上“中日邦交正常化”和“战争状态的结束”，这样两国就可以分别向人民解释“不正常状态”的含义了：对于中方是指战争状态，对于日方是指没有外交关系。 对“中国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这条，大平根据条约局长的意见作了修改，最后这样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对此，中方同意了。 28日下午3时开始，第四次首脑会谈在国宾馆举行。交谈的主要议题是宣告日台和平条约无效和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的手续等等。 周恩来在开场白中说：“最后只剩下一个问题，台湾的驻日大使馆什么时候交给我们？” 大平外相回答说：“日期不好讲，请交给我办好了。” “明白了。那么宣告日台和平条约无效问题怎么办呢？” 大平外相也只是回答：“这个也请交给我办好了。” “我们重建邦交，讲信义是最重要的。我们跟外国交往，一向是言必信，行必果。”翻译一时译不出来‘言必信，行必果’，周恩来在桌上放着的纸上用铅笔写出来，给田中看。田中角荣说：“啊，日本也有这样的话，信为万事之本。” 晚上，田中角荣举行了答谢宴会。与刚来京时迥然不同，田中此时的言谈举止都表现出了完成邦交正常化使命后如释重负的轻松。席间，宾主欢声笑语，频频举杯，对饮着芳甘香醇的日本酒，但周恩来干的是中国茅台。 宴会临要结束，田中举起九谷陶杯说：“庆祝邦交正常化，用这样的杯子虽然见小，但多喝几杯，还是能喝很多的，请总理带回去吧。” 大平意味深长地接话道：“开始时小，渐渐搞大吧！” 田中角荣提议“机中会谈”，上了周恩来专机却呼呼大睡。周恩来请田中角荣代向“天皇”陛下问好，一句话多争取了10%的日本民众支持 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签字，从此中日两国间新的关系开始了。签完字，大平正芳来到民族文化宫，面对新闻界正式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已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作为这个邦交正常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们同台湾的外交关系终止了。” 下午，周恩来陪同田中角荣一行访问上海。本来田中有专机，但他突然提议让其他人先飞到上海等候，他和大平、二阶堂三个人就坐周恩来的专机。周恩来欣然同意，田中期待着说：“大平君和姬鹏飞先生的车中会谈很成功，我还要和你来一次机中会谈。” 但是一上飞机，田中角荣就睡着了。用日本人的话说，他是个“野人”，而且打呼噜。大平外相要拉醒他，周恩来把他的手卡住了：“他累了，你不要叫醒他，我同你谈一样。” 通过几天的接触，周恩来对田中的评价是“外强”，来势汹汹，很有气魄，做事也很果断。正如日本人给他取的外号“安装了电脑的推土机”，他要干的事一定干到底，而且很准确。至于大平正芳，日本人普遍认为这个人是“钝牛”，温和踏实，但是周恩来却评价他“内秀”。 面对这场“不对等”的谈话，大平很是高兴，什么话都说了：“车中会谈以后，我想了半天，我不能扛行李回去啊，晚年我就想做成这件事情。我这个朋友你放心，只要我们两个人在日本还不倒下去，同你总理之间达成的这个协议，我一定贯彻到底，绝不中途后退一步。”然后，又说田中，“这个人是个粗人，但极其敏感、极其聪明。他有一个毛病，听任何人讲话都听不到底的，包括我跟他讲话，总打断人。这次东京出发前，我跟他说了，田中先生，你这次去见的人，可不是一般的凡人啊，这是伟大的周恩来啊。世界上的政治家都传说，这个政治家不说则已，一说起来头头是道，就是半个小时，你千万不要说我明白了，你千万不要打断人家，这样会很失礼的啊。我提醒的话没讲到一半，他就说‘少啰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来北京这几天他确实明白了，有一次你讲话讲了40分钟，他硬是强忍着听完了。” 田中角荣来上海，住在锦江饭店南楼11楼。来接他们飞机的日本人，带来了这几天的国内报纸。田中把所有报纸都铺在地板上，趴在地上一一琢磨着国内对他访问中国的反应。在他看来，只有把各大报的头版放在一起，才能比较着看。报纸上百分之九十是讲好话的，有的用上了套红的大标题，也有说坏话的，说他“好像是被北京的茅台酒灌醉了，让步让得太多”。 30日，田中角荣从上海返回日本。上飞机的时候，周恩来追上去，把田中拉下来说：“请你向天皇陛下问好。” 天皇在中国一直是禁语，因为他是发动那场战争的象征，何况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但是既然建交了，开始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国就必须承认日本这个象征元首的存在。日本报纸反应非常强烈，说只有周恩来才有这种气度，才能在这种场合讲这样得体的话。有一个报纸讲，如果说进行民调的话，这一句话至少可以多争取10％的民众支持中国。 当田中角荣登上回国的飞机后，周恩来也登上了回北京的飞机，他欣慰地说：“我们和日本是两千多年的历史，半个世纪的对立，二十多年的工作。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时代螺旋式地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