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让我们捂紧了钱袋子？

谁让我们捂紧了钱袋子？

撰稿·汪　伟(记者)

至少在2008年第三季度之前，还有人预言，中国能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因为金融业的开放程度有限，中国的金融机构的确幸运地逃过一劫，而没有像欧美银行那样，面临破产清算的窘迫局面。但随着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美国和欧洲实体经济的衰退成为定局，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经济并不能“独善其身”，更遑论“一枝独秀”了。

2009年将是困难的一年。对那些过分依赖出口拉动经济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尤其如此。这些经济体都程度不同地依赖于美国国民的消费。数字可以证明这一点：美国的GDP占到全球GDP的四分之一，而其中的72%又是国内消费创造的。但美国是这次危机的风暴中心，因此美国的国内消费将从72%的高位走低。据预测，到2008年底，美国国内消费占GDP的比例将回落至70%以下，今后则将很一直下降到65%，甚至更低。这对过分依赖美国市场的商品出口国来说是个坏消息，也足以让任何“独善其身”和“一枝独秀”的乐观打算落空。

对中国来说，要保持经济增长，提振国内的消费是当务之急。这也是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但这很不容易。因为要让普通中国人放心地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消费，势必要改变中国社会目前的利益格局——首先是分配格局。这尽管必要，却显然不是所有人都乐见的局面。提振内需的计划因此将受到许多障碍的考验。

　　中国人为什么不敢消费？

2007年，中国国民消费只占GDP的36%。通常认为，消费不振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消费意愿不足，其二是消费能力不足。而消费意愿往往又受限于消费能力。那么，中国人不敢消费，是因为没有消费能力吗？

从常年居高不下的储蓄率来看，中国人其实可以为消费做出更多的贡献。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用罗素的话说，是因为他有理性，为了未来的福利，可以牺牲眼前的享受。中国人之所以要在负利率的当下坚持存钱，是由其他原因决定的。换句话说，他牺牲了眼前的享受，并不完全是没有消费能力，而是出于无奈。

第一个原因是经常被提到的，大多数中国人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或者社保水平很低。农村居民和没有退休金的城市居民，必须自己筹划养老。他们所能够依靠的，一是子女，二是储蓄。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能够享受较高水平的退休金，对企业退休职工来说，如果仅靠退休金生活，生活质量就会比工作时大幅下降。为养老而储蓄，是中国人继“养儿防老”之后的第二个最深入人心的养老方案。

中国一直没有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因而是有利于人员流动的社会保障制度。比如，一个湖南的农民工在深圳打工期间，要缴纳30%的收入作为社会保险。但等他老了，深圳方面不会付退休金给他，因为他在深圳只工作了几年就回老家去了，没有达到连续缴费的最低年限。他也不能把自己的保险账号带到湖南去继续缴费，因为湖南和广东是两套社保体系，互相不能对接。所以他离开深圳的时候，只好把打工所得的20%(统筹部分)白送给深圳市政府。这种制度性的弊病妨碍了社保制度实现其预定的目标。

除了“存钱防老”，中国人还必须“存钱防病”。国家和农民共同出资建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只是在大病时提供一部分(不超过50%)住院和治疗费用。在农民急需的门诊保障方面，“新农合”无所作为；而且这一制度建立的时间很短，只有5年的历史，所以资金总量很小，需要中央政府持续注资，才能维持下去。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比农民高，但相对于中国的医疗费用而言，很难让人有安全感。由于政府投资不足，医院和医生都倾向于给病人最昂贵而不是最合适的治疗方案，这尤其加重了疾病的经济压力。有统计说，不少中国人不到身体实在扛不住了都不会去医院，因为他们担心付不起医药费。很多人因此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昂贵的教育收费当然也是中国的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由于政府在公共事业上投入不足，一个理性的国民就必须克制眼前的消费，而把大部分收入存进银行，以备未来生活所需。

这是中国人不敢消费的直接原因。

政府投资抑制了消费

低消费率和高储蓄率往往同时存在。银行里的钱也不是从此锁进保险柜。银行要获得利润，还是要通过贷款的方式，把钱投进生产领域。所以高储蓄率往往伴随着高投资率。

很多国家都经历过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并存的时期。19世纪的美国和二战后的日本是这样，1978年之后的中国也不例外。家庭财富的增长带动了投资和经济起飞，经济发展又使得家庭财富继续增加。一定时期之内，社会似乎进入了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这种增长的模式可以称之为投资驱动型经济。

但投资和生产的规模不可能无限度地扩张。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消费。在国际贸易不发达的时代，一国之内的生产和消费必须保持平衡状态。如果生产扩张得太快，以致和消费水平严重失衡，出现过剩，反过来将使企业破产，社会生产力下降，以使得生产重新与消费平衡。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危机”。

中国是典型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并存的“投资驱动型经济”。这种经济模式持续了30年之久，却没有因为生产和消费不平衡而导致经济危机。这不是经济学原理失灵，而是因为今天的生产和消费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尽管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投资驱动型经济”，但由于GDP总量占世界四分之一的美国是典型的“消费驱动型经济”，生产和消费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保持平衡。

所以，全球的产销平衡取决于美式生活方式和美元的强势地位。美国的经济总量、政治制度、军事力量、科技水平甚至地理位置，都给美国国民带来了乐观、稳定的预期，让他们敢于“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从理论上来说，超前消费和贷款消费会引起通货膨胀，所以不可能持久。但由于美元是世界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美国政府掌握了美元的发行权，就可以通过输出通胀来推迟经济危机的爆发时间。格林斯潘就是这样做的。他主导的美元政策维持了长期的繁荣，但现在，还债的时候到了。

美国将进入一个消费率下降而储蓄率上升的阶段。与此相反，像中国这样的商品出口国，必须在国内找到市场，以弥补因为美国衰退而失去的那部分订单。降低国内储蓄率、提高消费率是唯一的选择。

不幸的是，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由于高投资率有赖于高储蓄率，而高储蓄率又有赖于低消费率，所以长期来看，高投资率必然会抑制消费。

显然，中国的相关政策一直助长“投资抑制消费”的倾向。这些年国家的财政收入和财政外收入增长很快，近年来更是连续三年以30%左右的速度激增，但是养老、教育和医疗制度迟迟不见起色，钱花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大多数钱被投资到了基础设施、国有企业和形形色色的效益不明的项目中去了。

这无疑是严重的角色错位。而且，作为一个典型的投资驱动——尤其是政府投资驱动的经济体，中国很难产生强劲的内需。这是当下中国消费率如此之低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