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国近代第一个民间智库

现在公众和一般的业内人士都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民间智库，源起于《南方周末》记录孙亚菲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民间脑库的弱势生存 》，文章开篇就提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脑库几乎与市场经济同时发轫。茅于轼、盛洪、张曙光于1993年夏天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开了民间研究机构的先河”。

孙亚菲不知道，还有比天则更早创办的民办经济研究所----北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这是一个现在很少有人知道的民办研究所，创建于1988年3月，后来由于四通方面的原因而关闭；同年还有陈子明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成立，不过这个民办研究所一年后就被关闭；次年（1989年），马洪创建了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CDI），这几个都是天则前创建的著名研究机构。或许，孙亚菲认为北京四通经济研究所和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不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智库吧，大军智库的仲大军先生也是持这个观点；而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则被当作官方智库了。

实际上，北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是由民营企业投资设立的，没有国有资产进入，是完全意义上的“民间机构”；而且这个研究所通过专家团的研究分析，向执政党、立法机构和中央政府提出立法、政策制订仍至修宪建议，并卓有成效，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智库机构”。因此，北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应该算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民间智库。

马洪创建的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CDI）是一个智库机构是基本上没争议的了，他们的别称就是“中国脑库”。但算民间智库还是官方智库可能有点争议：马洪是当时国务院领导的智囊，CDI成立时深圳市政府一封礼单就是200万元人民币，我当时每个月还只有十元钱的伙食费兼零用钱呢，现在的理事长还是前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份的陈慕华老先生，CDI的官方背景是从不讳言的，但CDI没有列入深圳市政府事业单位名单也是事实，现在也主要是靠市场化运作持续发展，笔者认为CDI可以算作民间智库。

北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于1988年3月创建，由当时最为风光的全国规模最大民营高科技企业----四通公司投资成立，四通公司在当时中国经济界的地位，相当于现在的海尔、中兴、华为等企业，当时四通的一个经理去华为做副总裁都被认为是很没面子的事情。在民营企业没有发展壮大时，是不可能产生民间智库的，四通的快速扩大积累了雄厚的资本，为中国第一个民办社科类研究机构的创建提供了条件。

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从事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研究，不过，在政治研究方面比较薄弱，这主要因为其首任所长是由曾任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国务院办公厅研究室、国家发改委的、外号“曹破产”的曹思源担任，他是中国破产法立法的主要推动者和起草者，因为他在破产法领域和经济学领域的权威地位和名气，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不可避免地主要专著于经济和经济法方面，曹思源80年代在人大会议旁听制度和修宪等方面的推动作用与其说是通过四通研究所完成还不如说是通过他个人来完成的。

曹思源是江西人，我的老乡，他1946年生于江西景德镇，1974年进入景德镇市委党校，1968年大学毕业后到景德镇黎明制药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1974年调入景德镇市党校任教，后调江西庐山党校工作，1979年进入中国社科院念硕士研究生，师从于光远先生，1982年毕业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几个月后就因不再喜欢教书而调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1985年因起草《破产法》而调入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他是《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组长，但《破产法》又不是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范围，只有调走了。在国办研究室，他迎来了《破产法》的出台，随后又调往国家发改委，1988年辞去公职，担任中国第一个民间智库—北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对孙亚菲在文章中写的一句话：“先行者的足迹总是充满艰辛”，相信曹思源对此应该有着非常深的感悟。

如果没有曹思源的下海，会不会有北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很可能不会，曹思源决定离开国家发改委后，首钢和四通同时向他抻出橄榄枝，四通是一间很红火也很牛气的民营企业，但首钢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国营的级别非常高的经济体，不过曹思源在政府部门呆烦了，不想再进一个“准政府部门”，他选择了四通，四通则为他量身订做了一个研究所发挥他的专长，如果安排他担任副总经理或其他职务，很可能他还做不好。

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时只有四个员工，第一个客户是深圳市政府（准确地说应是深圳市发改委），成为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第一个，标的为5000元。曹思源刚从政府部门出来，那时还不懂做生意，深圳市领导请他去做研究咨询，他就咚咚咚跑去了----第一个客户啊！课题做了一段时间，才逮到个机会向市领导提出研究咨询费的问题，市领导同意并让其找相关委局的负责人，这个时候才发现没有签订委托合同也没有事先约定费用，曹思源的机票和广州到深圳的长途大巴费都是自己贴的，委局领导问曹思源要收多少费，曹思源认为应收3万元，但深圳虽然有钱，深圳官员可不是乱花纳税人钱的种，一口价：5000元，得了，没有事先约定！没有合同！曹思源只好咽下这个哑巴亏。这笔研究咨询费还不是当时就拿的，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落袋平安。

1988年是曹思源学习商业运作的一年。在公开出版物和网站资料中查不到他的第二个委托项目收到多少费，相信不会少就是了，曹思源当时在经济界的名气是非常大的，以致研究所内根本就不设市场营销、业务管理、客户服务等部门，客户全部会主动找个门来。不过他也有时做些不收费的研究咨询项目，只要他喜欢，几个月后在海南的一个研究咨询项目他就一分钱都没有收。

由于曹思源的外号“曹破产”人人兼知，在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时同时还在北京市工商局注册了一个破产咨询公司，研究所与公司以“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方式运作，主营范围当然也是区域和微观破产研究咨询。1989年的政治局势使破产法的推广应用工作受到极大的影响，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要求下，企业不敢破产，曹思源和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刚起步就陷入了低潮。

90年代初，四通开始遇到经营上的困难，执着于单一产品的战略，使其后续发展乏力，最终停止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运作。但思源破产咨询公司没有关门，曹思源坚信破产法仍将广泛应用促进经济发展，他将公司维持下来，后改名“北京思源破产事务研究所”，仍以破产研究咨询为主业。但他兴趣广泛，对宪政和公民社会等也倾注了很多心血，就又成立了一个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曹思源以“遵宪守法”为研究所工作的基本原则，强调在当前的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从事研究咨询工作，思想不偏激，但崇尚宪法权利的他还是不完全为政府所接受：有一次宪法研讨会，上面找招呼不让开，但他坚持开了，为官方所不喜。从曹思源的发展过程来看，为人耿直是他的个性，也是他的人格优点，但同时影响了他的事业发展。他身在官场时，个性影响了他的升迁：如果不是他太过耿直，他不至于六年换四个单位，升迁也会快一些；后来以民间研究人员身份投身商海，在与政界打交道时，也吃了不少亏：他坚信宪法赋予给自己的学术自由空间，而不多配合政治，几次宪法研讨会都不被官方接受，最后在2005年无法获得北京市社科联的民办社科类研究机构年检而研究所停止运作。其实他在八十年代就与李长春、吴官正等政要结下良好友谊，这些领导也清楚他的学术水平和政治观点，稍微调整一下，他的事业应该可以做得更好的。不过作为人格优点，为人耿直使他在海内外获得了无数的朋友。

术业有专攻，曹思源著述颇丰：从第一部专著《谈变“破产法”》20年下来共有著作二十四部之多（包括演讲稿精选录及境外出版的著作），主要集中于破产法、民营经济和宪政领域。以此成绩，他入选“影响中国21世纪的50名经济学家”名单。

2005年3月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和北京思源破产事务研究所均因无法通过北京社科联的年检而被民政部门注销，但他仍以个人名义进行经济和政治研究。思源破产事务研究所的网站仍在，但内容已有几年没有更新了。今年他已经62岁，到了退休的时候了。但他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专业专注”的学术态度及他在中国民间智库发展过程中的卓越示范贡献永远被新生代民间智库人士永远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