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碟子下菜

看碟子下菜,其实和随机应变是一个道理。但是,看碟子下菜这个表述更形象一些。的确,下什么菜,不能由着自己的主观,得先看看是什么碟子。碟子大,菜少,浪费空间不说,客人看了会觉得主人吝啬,所以看碟子下菜也是一门学问。
政坛不倒翁裴矩就是一个非常善于看碟子下菜的高手,甚至是个艺术大师。从《旧唐书•裴矩传》看,裴矩似乎没什么特点或者很难说有什么性格,如果真要说有的话,那就是以君王的性格为性格。隋炀帝喜欢声色犬马,爱好新奇刺激,并且有扩张版图、“吞并夷狄”的野心,他裴矩就深入西域,广为搜集,撰成《西域图记》三卷呈上。
大业三年(607),当炀帝巡游东都时,当时为黄门侍郎、光禄大夫的裴矩就征集四方的珍奇宝物,“作鱼龙曼延角抵”,展览出来向外国人显摆,并且在大街商家广盛美酒佳肴,来此做生意或旅游的胡人可以随便吃喝,以示大方。这样浅薄的摆阔当时就为有识之士所笑,看起来也不像裴矩这样腹有诗书的世家子弟的作派,不过这都是次要的,关键是炀帝看了龙心大悦,称裴矩“至诚”,这就行了。
裴矩每次上奏,都先摸清炀帝的最新动向,所以一奏一个准,说出了炀帝想说而没说的话。炀帝大为高兴,说“裴矩大称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这话当然没错,不过倘把“国”字换成“帝”字,那就更对了。
更为难得的是,裴矩在拍炀帝马屁的同时,对同僚甚至下属也是客客气气,“每遇人尽礼,虽至胥吏,皆得其欢心”。这就使得他比一般得志便猖狂的小人显得档次高出不少。从伺候隋炀帝这样的暴君都能得以善终看来,裴矩的确不简单。
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所杀,裴矩做了宇文化及的尚书右仆射。宇文化及为窦建德打败,裴矩又做了窦建德的尚书右仆射。窦建德出身贫贱,是个不识诗书的大老粗。在这里,裴矩又显出了他的高明之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就像《围城》里的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见到物理学家谈相对论,见到生物学家说进化论,见到当兵的连说“他妈的”,这是容易想到的取巧之道。裴矩在窦建德手下干活,他不是也以粗鲁无文来显示“阿拉自家人”,相反,他处处显示自己是个有知识有才能懂制度懂法律的高级“白领”。他为窦建德创定朝仪,制定法律,使这个泥腿子政权“宪章颇备”,这对窦建德而言,无异是瞌睡时递上个枕头,当然“大悦,每咨访焉”。裴矩成了窦建德的智囊。
窦建德败后,裴矩归了唐朝,先是服侍高祖李渊,“甚见推重”。到了开明的李世民上台,这裴矩像是突然间服了强钙壮骨粉,头颈一下子硬了起来,好几次犯颜直谏,说的当然也颇有道理,很像个诤臣模样。
自然,倘以为裴矩的本事只是投其所好四个字,那也是皮相。“看碟子下菜”只是第一步,要人家喜欢你的那个菜,还得要看你的菜味道好不好,营养怎么样。裴矩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上的莱不但对口味,营养也丰富,这就不是阿谀奉承之辈所能做到的。他的《西域图记》,固然是为了拍炀帝的马屁,但书本身也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他为了写这部著作,在西域调查研究了十几年,对西域的“风俗及山川险易、君长姓族、物产服章”作了详细的记载。
裴矩作为职业官僚,以“晓习故事”著称,能熟练地运作一整套国家机器,唐初百废待兴、官员由征战型向建设型转化之际,十分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才。他与虞世南一起撰写的《吉凶书仪》,“参按故实,甚合礼度,为学者所称”,这非得有过人的学识不可。他所撰写的《开业平陈记》也很有水平,为时人称赏。而向唐太宗直谏且为其所接受,更是要有胆有识有才。切中时弊,一语中的,并不光是脸红脖子粗就能做到的。
裴矩生活在一个政权交替的时代,城头变幻大王旗,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要想生存,就要学会做个变色龙。由此可见,处事灵活,善于变通对于做局者是非常重要的。人的脑筋死,局往往也就死了。非常现实的一点就是计谋要随着对象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特点,而针对他的计谋并没有高明低下之分,关键是看适合与否。适合了就是最灵的,不适合了,就是失效的。
胡雪岩在人们心目中,其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也就是人们说的“红顶商人”。他对付朝廷是很有一套的,因为他深深地参透了中国的现实。对于洋人和洋务,胡雪岩能否游刃有余呢?毕竟洋人大不同于中国人,外国政府也大不同于清朝政府。
结果是,胡雪岩并没有沉醉于自己过去的胜利,因循守旧,一意孤行,而是将他的计谋做到了因人因时而易。他因为身处沿海,最先看到洋人的坚船利炮,最先与洋人打交道。在与洋人打交道时,他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洋人的政府与清朝政府不一样。这是他得出的非常重要的信息资源。对清政府来说,商人稍有赢利,他就想来分沾你的好处,恨不得一口把你吞下去;一旦好处得不到,他便处处给商人使绊,使你不得安全,直到让你破产。
而洋人的政府,则帮助洋人做生意。你没钱他放款给你,你越洋做生意它会派军舰保护你。一旦中国人欠了钱,他就把枪炮对准中国的城市,甚至自己的商人无理,他还处处袒护。
而洋人自身,在胡雪岩看来,也有他们的非常突出的好处。他们的好处就是讲道理,讲信用。你认认真真去和他做生意,他也就认认真真和你谈,不会想到生意之外的歪点子。中国的商人就不同,他在商业上做不赢你,逮着机会,他就会在其他方面坑你。比如利用地方流氓势力,比如利用官府。所以胡雪岩觉得,很多时候,和中国自己的商人打交道很吃力,和洋人打交道,就很省劲儿。洋人的整个体制,已经大大减少了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这样倒过来看,胡雪岩的结论是非常准确的。于是,他根据自己的识见,制定了一整套适合洋人政府和洋商的策略和计谋。
比如,在和洋人打交道时,他也把信用放在第一位,努力争取洋人的信任。当洋人认识到他是中国少有的讲信誉的商人时,几乎把所有的交易都给了他。试想,如果胡雪岩对洋人仍然像对待国内商人那样尽使歪点子,万一在商业上做不赢,就逮着机会,在其他方面坑对手的话,那么洋人就不会和他做生意了,甚至引起国际纠纷,到时就有灭顶之灾。在与洋人经商的新问题上,老商业家胡雪岩胜利了。
胡雪岩过人的应变素质,使他在经商的过程中不断感悟,不断升华,他的智慧和商业活动也就能达到一个炉火纯青的境界。而这一切正是他对人性有深刻认识、善于因人变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