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画的那条龙飞走了

4月15日，礼拜天的中午，我和李辉正与丁聪沈峻夫妇在一个饭店吃饭。李辉出去接了个电话，回来脸色很难看，我心里就有种不妙的感觉，停顿了片刻，他告诉我们，是大威的电话：他的母亲郁风老太太今天凌晨走了。
一时间，我们都难过极了——这里本来是我们三家时常聚餐的地方。我们四人黯然举杯，李辉说：我们为老太太送行吧。
其实，这是大家早已预料之中的结局。可它来了，我们又觉得它来得真是太突兀太不讲理了。一个九十一岁高龄的老人，两年里，连续做了几次大手术，癌细胞扩散了，最近一直在抢救。我们都惊叹老太太超旺盛的生命力，这次，我们还在期盼奇迹再次发生。多希望她还像从前一样，又从医院里跑出来了，快乐地笑着，马上招呼朋友们到饭店里美餐一顿。这两年，住医院对老太太已经很家常了，她有一次甚至跟我说，我现在很习惯住院了，我把那儿也当成一个家了。她到最后也没把自己的病当一回事。老朋友邵燕祥说，她对生死看得很淡，从不把自己的病挂在嘴边，就像疾病是一件衣服，出了院就把它丢医院里了。
这次她是大年初三住进的医院，刚进去时状态很不好，我们很担心。可两天后的一个中午，她又缓了过来，用大威的手机给我们打电话，第一句话就是，应红啊，我又死不了了！接着就是那串熟悉的笑声，快乐又顽皮，当然声音很虚弱。我说，那当然。你要记得你答应过请我们去香格里拉吃自助餐，我们可都等着你呢。她听了又哈哈笑，连说，没问题，没问题，等我出了院马上请，请丁聪、沈峻，还有你们俩。根本没料到，这就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她的声音。
春节前一个多礼拜，我们陪苗子先生从香港回来不久，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打电话过去，老太太没头没脑的第一句话就是：应红啊，我快要死啦！吓得我连忙问她怎么不舒服，她说讲不清，就是不舒服。可接着我就听到她在话筒那头爽朗的说笑声，好像当时她家客厅里正高朋满座呢。我抱怨老太太，你怎么能这么说！她话题一转，说，沈嘉蔚从澳洲来了，我们正聊天呢。沈嘉蔚是在澳洲的中国画家，是他们夫妇的朋友，为他们画过像。过后几天，听苗子说起老太太的确身体不太好，过了春节要再去住院。
腊月二十九那天，我们提前去给他们夫妇拜年，怕春节期间两位老人应酬多，太累。记得很清楚，是下午四点多钟，推门进去，屋里很静，苗子一人坐在客厅的沙发里，老太太正躺在卧室里吸氧，十几分钟后她出来了，穿着那件我一直觉得很好看的中式蓝印花布夹衣，人显得疲惫，但还是漂亮。她一边说着你们来啦，一边走过来突然跟我和李辉一一拥抱。我有些奇怪，觉得老太太今天怎么啦？过去见面可从来随意得很。为什么像是生离死别？但这只是当时的一闪念，根本没有再认真去想过。我们通常两三天就会见上一面，本来打算过了初三一起吃饭。没料到，大年初三，老太太就住进了协和医院，此后我们真的就再没见到。现在回想才恍然明白，老太太，冥冥之中，其实那次你就是在跟我们告别了，那个拥抱就是你跟我们永诀的仪式吧？
记得去年，丁聪和戴爱莲都在协和医院住院。一个周末，老太太特意跑到花店买好了鲜花，约我们同她一起去医院探望。一路上她不停地说，他们三个都是属龙的，今年都是九十岁。我陪着她找到戴爱莲的病房，那时戴爱莲已病危，她伏在病榻前，拉着老朋友的手久久不放，还让我给她和戴爱莲拍了一张又一张照片，我几次催促她走，她都不肯，最后我只好硬把她拉走。那次回去后，她一连几天都很伤感，总是跟我们讲起叶浅予和戴爱莲的许多往事。一个多礼拜后，戴爱莲去世了，她很认真地写了一篇很长的悼念文章，文章写好后，她让我们看，我帮她起了题目《会跳舞的那  条龙飞了》，她觉得这个题目好，当场很高兴地给沈峻打电话，说戴爱莲是会跳舞的龙。沈峻说，那你就是会写文章的龙，丁聪是会画画的龙。你们还飞不走呢！老太太说，我也会画画，我是既会写文章又会画画的龙。沈峻说，所以你最厉害啊，所以你会活得最久。老太太听了哈哈大笑。
可如今，这条大家都觉得很厉害、既会写文章又会画画的龙真的也飞走了。
几年前，有位年轻女记者问过我，为什么会喜欢郁风老太太？为什么呢？我一时语塞，真很难用一两句话讲清。
她的一生，经历过那么多的人事沧桑，曲折磨难，甚至牢狱之灾。可她到老还是个极天真、透明、纯粹的人。邵燕祥每次见到她都感叹：郁风你天真得永远像个十六岁的女中学生！我们便补充，可不是现在的而是她那个时代的女中学生。她好恶分明，常常直言不讳。所以我们常跟她开玩笑说，一定要帮她编两本书：一本是《“风”语录》，一本是《“风”事迹》。每次在朋友的聚会上，大家包括老太太自己都会讲出几段“风”语录和“风”事迹，为这两本书增添新的内容，都极精彩，让大家捧腹开怀。黄永玉常说她真是个很罗嗦但永远能给大家带来快乐的人。
这么多年里，我对老太太的了解是从无数的好奇开始，慢慢地体味着她的喜好，她的趣味，她的风格；细细地品赏着她的画，她的文字，还有她在家里侍弄着的花花草草甚至她的衣著打扮，才渐渐感受到她藏在内心最深处的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她十六七岁就跟着叔父郁达夫进入三十年代的中国文艺圈，结识了许多那时的文化名人。有一次她跟我描述郁达夫带她第一次见到鲁迅的情景，她说印象最深的是鲁迅拿香烟的姿势很特别，不是通常那样两个指头夹着，是用三个指头捏着。三十年代她跟江青学演话剧，教她扮演武则天。她说江青操一口山东腔的国语很滑稽，便笑着给我模仿起来。虽然“文革”时因为跟江青的这段因缘，让她在秦城监狱度过了七年的牢狱之灾，但她到后来还坚持认为三十年代的江青是好的，五十年代初的江青也是好的。有一次她跟我聊起潘玉良，我问她当年在南京中央大学为什么不跟徐悲鸿学画，而选了潘玉良？她说，你不知道徐悲鸿那时刚从国外回来有多红，都报名做他的学生，上他的素描课，学生挤得满屋子，后面的根本看不到前面的模特。而潘玉良从巴黎回来，名气不大，但画得很好，有特色，我就报名修她的课，结果她只有两个学生，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男生。我问她潘玉良是不是长得不好看？她点点头，笑着说，不是不好看，是真难看。
我发现老太太并不像我的父辈们那样，喜爱苏联的文化艺术，有的近乎狂热，她最爱的还是中国传统的和民间的，还有西方的。跟她相处了大半个世纪的丁聪曾开玩笑说，别看郁风表面上有多革命，骨子里还是喜欢巴黎的咖啡馆情调。她有一张十五六岁时的大“美人照”，那打扮和气韵真像个西班牙女郎。高兴时她喜欢用西班牙文唱那首著名的《鸽子》，前两年到香港，有一晚在一家西餐馆吃饭，正好有一支西班牙乐队在演奏，老太太跑上去，唱一曲原汁原味的《鸽子》，把全场震了。这几年她总说，去一趟西班牙就此生无憾了。但终究没有去成。
许多年前，她从澳洲写来一封信，她说，“我这个人算不算有点特别，从小到老，现在八十岁还是这样，看着窗外一棵树，路边一种花，天上一块云，远远一幢房子，或是什么别的，上帝或人工的操作，只要觉得美，都能使我着迷。哪怕是关在牢里的岁月，看着那肥皂盒里的绿茸茸的青苔就舒服，美滋滋的享受，哪怕是片刻，也能完全忘记一切。至今坐飞机坐车我都愿靠窗，只要不是黑夜，我总不想闭眼不看。”
“在什么书上看过，亚里士多德说：‘美比历史更真实’。也许是的。”
是的，“美比历史更真实”，这就是我们可爱的郁风老太太之所以那么可爱的原因。后来，她要编一本散文集，我说就用这句话做书名吧。
记得去年秋天，老太太突然很多次跟我讲起澳洲的Jacaranda。那时澳洲正是春天，是Jacaranda盛开的季节。十多年前，刚去澳洲不久，她第一次发现了这种美丽而又奇妙的花，在一封给朋友的信里她非常惊喜地描写道，“我第一次发现它是在博物馆旁边一片空地上孤零零一棵大树。其他的树在冬天也不落叶，而它却姿态万千地全部以粗细相间的黑线条枝桠显示它的生命力。有一天我又经过那里，突然它开出满树淡蓝紫色的花！没有任何绿叶和杂色的花。再过几天越开越盛，枝桠全不见了，一片紫色的烟雾，地上落花也是一片烟雾……”就是那段日子，她画了很多张Jacaranda的水粉画。
后来有一天她又跟我说，真想再回一次澳洲，再看看盛开着的Jacaranda。那时，她刚做完了一个疗程的放射性治疗。我想她心里肯定很清楚，今生今世，已不可能。
Jacaranda，这种奇妙的淡蓝紫色小花，美丽，纯粹，浪漫，而又生命力旺盛坚强。也许，这就是她生命世界里最钟爱的色调最钟爱的花。老太太，现在正是北京春天的花季，桃花开了，樱花开了，连翘也金黄艳丽了，满树的海棠花正怒放。去年这个时候，我们陪你去洛阳看牡丹。本来我们约好这个春天再一起回你的故乡杭州，你惦记着那里的白屋翠竹，还有田野里一片片金灿灿的油菜花。可你却走了。想到这些，我真的太难过……
2007年4月18日写于北京
作者简介:    应红  现居北京。出版有散文随笔集《我眼中的风景》《世纪之问》等。现任作家出版社编辑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