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怎样看冯道?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4:25:14
人世间有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
——李敖
冯道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在中国正史上，他是一个不太出名而又不得不提的人物，而提到他的原因,却多是介绍他的绰号”不倒翁”——他是一个身事十主、弃旧图新的人臣。再者就是称这个“不倒翁是老滑头、大汉奸”。
一千多年来，几乎所有的史书，大致都是这样的评价。
余秋雨先生在《历史的暗角》一文中，曾花了很大的笔墨剖析了在中国历史的暗角里的一个特殊群体——小人。余先生感情慷慨地称“他们是一团驱之不散又不见痕迹的腐浊之气”。其中，就有冯道。
余先生在介绍了冯道于五代乱世中、朝代更替时，弃旧主、迎新君、奴颜婢膝、卖主求荣的事例之后，这样写道“身处乱世、冯道竟先后为十个君主干事，他的本领远不只是油滑而必须反复叛变——人行道德、信誉、承诺、盟誓，全被彻底丢弃了，朋友之谊、骨肉之情、羞耻之感、恻隐之心，都可以一一抛开”.
余先生称冯道“这种官场小人在中国下层社会某些群落获得了呼应。我不是指强盗，强盗固然邪恶，却有自己的道义规范——我当然也不是指娼妓——在人生的绝大多数方面，她们都要比官场小人贞洁——与冯道、杜周、费无忌这些官场小人真正呼应的起来的，是社会下层的那样一些低劣群落：恶奴、乞丐、流氓、文痞——”。
这样辛辣的措辞，严整的笔锋，在余先生笔下，着实不多，可见余先生对冯道这样的“小人”，确是十分鄙夷的。然而，在李敖先生在其唯一一部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里，借康有为和法源寺中佘法师的对话，通过康有为的嘴说出了自己对冯道的看法——“冯道在五代乱世里，它不斤斤计较于狭义的忠奸观念上……不管是哪朝哪代，不管是谁做皇帝，只要有利于百姓，他都打交道……”并且文中还有这样一个例子：“契丹打进中国杀人屠城，无恶不作，中国的英雄豪杰，谁也保护不了老百姓，但是冯道却用巧妙的言辞，大臣的雍容，说动了契丹皇帝，放中国人一马……”。
这也许是当代的两位大师级人物第一次在文章中对同一个历史人物做出了完全相反的评价罢。一千多年来，替冯道说话的有之，且不乏名流。
王安石替冯道说过话。有一次，唐质素问王安石，说冯道“为宰相，使天下以四性，身事十主，此得为纯臣乎？”王安石认为当然是纯臣，是了不起的大臣。王安石以伊尹为例，反驳说：“伊尹五就汤，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古贤者伊尹在商汤、夏桀间游走，目的不在对谁忠，对谁奸，而在照料老百姓。王安石认为冯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如诸菩萨行。”简直和佛、菩萨一样伟大呢！
就连写《新五代史》的欧阳修，虽然对冯道殊乏好评，但也不得不承认：“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
这两个政界的老对头，居然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共鸣，虽然一个是用嘴说了出来，一个是用笔工工整整地写在了史书上。
然而，直到今天，这位亦正亦邪的长乐老仍然在“忠”、“奸”的问题上，被人抓住小辫，大做文章。难怪李敖先生在书中写道：“逢到能够以一言之善，从胡人手中，救活了千千万万中国百姓，这比别的救国者对老百姓是实惠多了。冯道这样与胡人合作，骂他是汉奸，通么？公道么？
的确，我们且不说评定汉奸的标准（汉满蒙等各族本是一家，同是中国人，并无所谓忠奸），就拿于老百姓的实惠而言，冯道的“变节”确实比救国者的负隅死守更能挽救老百姓悲苦的命运。当然，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一定是具备了足于名垂史册的闪光指出，我们没必要吹毛求疵。那些卖主求荣，继而加紧搜刮百姓者如张邦昌、秦桧之流，我们也没必要为其翻案。而冯道却不同。同样是为民着想，即便冯道带来的实惠多一点，也挡不住做一千多年汉奸的命运，而那些誓保河山的救国者，确是名垂青史的英雄。其评判的标准，便在于是否对前朝进了忠。
也许，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中间的问题，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那么黑白分明，并不像戏剧中的“红脸”和“白脸”那么明显。而最终看待一个人物，是以他在道义上的缺陷定性，还是以他为百姓带来了多少实惠定型，则是问题的关键。面对着一边作着任人唾弃的“小人”，一边默默地考虑着照料百姓的老人，我们是该不屑于他的惺惺作态，还是该从心里面对老人肃然起敬呢？起码有一点是最重要的——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从胡人手里活了过来。
也许，怎样看冯道已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怎样看一个人，以什么样的标准，看待历史中的人。
——李敖
冯道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在中国正史上，他是一个不太出名而又不得不提的人物，而提到他的原因,却多是介绍他的绰号”不倒翁”——他是一个身事十主、弃旧图新的人臣。再者就是称这个“不倒翁是老滑头、大汉奸”。
一千多年来，几乎所有的史书，大致都是这样的评价。
余秋雨先生在《历史的暗角》一文中，曾花了很大的笔墨剖析了在中国历史的暗角里的一个特殊群体——小人。余先生感情慷慨地称“他们是一团驱之不散又不见痕迹的腐浊之气”。其中，就有冯道。
余先生在介绍了冯道于五代乱世中、朝代更替时，弃旧主、迎新君、奴颜婢膝、卖主求荣的事例之后，这样写道“身处乱世、冯道竟先后为十个君主干事，他的本领远不只是油滑而必须反复叛变——人行道德、信誉、承诺、盟誓，全被彻底丢弃了，朋友之谊、骨肉之情、羞耻之感、恻隐之心，都可以一一抛开”.
余先生称冯道“这种官场小人在中国下层社会某些群落获得了呼应。我不是指强盗，强盗固然邪恶，却有自己的道义规范——我当然也不是指娼妓——在人生的绝大多数方面，她们都要比官场小人贞洁——与冯道、杜周、费无忌这些官场小人真正呼应的起来的，是社会下层的那样一些低劣群落：恶奴、乞丐、流氓、文痞——”。
这样辛辣的措辞，严整的笔锋，在余先生笔下，着实不多，可见余先生对冯道这样的“小人”，确是十分鄙夷的。然而，在李敖先生在其唯一一部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里，借康有为和法源寺中佘法师的对话，通过康有为的嘴说出了自己对冯道的看法——“冯道在五代乱世里，它不斤斤计较于狭义的忠奸观念上……不管是哪朝哪代，不管是谁做皇帝，只要有利于百姓，他都打交道……”并且文中还有这样一个例子：“契丹打进中国杀人屠城，无恶不作，中国的英雄豪杰，谁也保护不了老百姓，但是冯道却用巧妙的言辞，大臣的雍容，说动了契丹皇帝，放中国人一马……”。
这也许是当代的两位大师级人物第一次在文章中对同一个历史人物做出了完全相反的评价罢。一千多年来，替冯道说话的有之，且不乏名流。
王安石替冯道说过话。有一次，唐质素问王安石，说冯道“为宰相，使天下以四性，身事十主，此得为纯臣乎？”王安石认为当然是纯臣，是了不起的大臣。王安石以伊尹为例，反驳说：“伊尹五就汤，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古贤者伊尹在商汤、夏桀间游走，目的不在对谁忠，对谁奸，而在照料老百姓。王安石认为冯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如诸菩萨行。”简直和佛、菩萨一样伟大呢！
就连写《新五代史》的欧阳修，虽然对冯道殊乏好评，但也不得不承认：“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
这两个政界的老对头，居然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共鸣，虽然一个是用嘴说了出来，一个是用笔工工整整地写在了史书上。
然而，直到今天，这位亦正亦邪的长乐老仍然在“忠”、“奸”的问题上，被人抓住小辫，大做文章。难怪李敖先生在书中写道：“逢到能够以一言之善，从胡人手中，救活了千千万万中国百姓，这比别的救国者对老百姓是实惠多了。冯道这样与胡人合作，骂他是汉奸，通么？公道么？
的确，我们且不说评定汉奸的标准（汉满蒙等各族本是一家，同是中国人，并无所谓忠奸），就拿于老百姓的实惠而言，冯道的“变节”确实比救国者的负隅死守更能挽救老百姓悲苦的命运。当然，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一定是具备了足于名垂史册的闪光指出，我们没必要吹毛求疵。那些卖主求荣，继而加紧搜刮百姓者如张邦昌、秦桧之流，我们也没必要为其翻案。而冯道却不同。同样是为民着想，即便冯道带来的实惠多一点，也挡不住做一千多年汉奸的命运，而那些誓保河山的救国者，确是名垂青史的英雄。其评判的标准，便在于是否对前朝进了忠。
也许，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中间的问题，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那么黑白分明，并不像戏剧中的“红脸”和“白脸”那么明显。而最终看待一个人物，是以他在道义上的缺陷定性，还是以他为百姓带来了多少实惠定型，则是问题的关键。面对着一边作着任人唾弃的“小人”，一边默默地考虑着照料百姓的老人，我们是该不屑于他的惺惺作态，还是该从心里面对老人肃然起敬呢？起码有一点是最重要的——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从胡人手里活了过来。
也许，怎样看冯道已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怎样看一个人，以什么样的标准，看待历史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