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将很快在中国降临

暴风雨的前夜－－类似美国的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将很快在中国降临
本人身处珠三角地区 这些天 很多让人咀丧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传来 大量的企业已前所末有的速度一波又一波的倒闭。昔日通往深圳各个口岸的干道公路 各种车辆少了很多 往日常年睹车的景像竟不复存在。这一切 似乎预示着一场经济风暴首先已在中国沿海登陆了 中国经济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次很可能要经历一次三十年来最艰难 最痛苦的调整。
中国经济已年均近10%的速度高速增长了三十年 在这里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 自人类进入市场经济以来 有哪一个国家能做到？为什么我们做到了。这正常么？
这里我想用另一种角度从宏观层面来尝试解读一下中国这三十年的经济奇迹。
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是什么？其实本质上应该是技术进步 这包括体制进步和科技进步 中国经济前二十年主要是靠体制进步 后十年主要是靠科技进步和大量出口{大量引进外国的各种先进成熟的技术}。生产力和生产规模一日千里。
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是出在后面这七八年间 国家的经济政策重点不是在培养内需 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上。而是靠大量出口来拉动经济。大量的出口一方面成为我们这些年经济繁荣的动力 也是这次经济危机的祸根。
现在中国的经济结构是畸形而扭曲的 一方面是有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制造能力 一方面国内市场根本无法消化 要依靠出口来解决
外贸本是国与国之间的资源优化配置 过量的贸易顺差和逆差对一国经济绝不是一件好事 世界上还从没有一个国家经济的强大是靠大量的贸易顺差来实现的 一个经济强国首先应该是一个技术强国 其后才能是一个贸易强国。
但追求大量的贸易顺差被中国拿来当成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 人为地压低各种经济价格要素达到大量出口的目的。 我们付出的环境和资源的代价 用人民的辛苦的血汗 用自已的“真金白银”换回了别人的一堆白条，真的值么？这条路我们能一直走下去么？我想不能 我们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 现实告诉我们不可能像别的小国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
我们这几年的经济繁荣是建立在欧美信贷澎涨的基础之上的，和技术进步无太大关系。是一种虚假的 提前预支的繁荣。一但外部有点风吹草动 泡沫破灭 就会打成原形 经济立马出现收缩，产生严重的生产力过剩。
国家现在给危如累卵的经济开出的药方 一是按凯恩斯理论扩大基建投资 拉动经济 二是搞活农村土地市场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这两点的效果如何 我看是值得怀疑的。扩大国家投资 在生产力已经过剩的情况下 效果会很低 拉动的经济面非常有限
搞活农村土地市场有一系列的政治章碣。当务之急 如大规模的减税和尽快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或许效果更好一点。
祸根早在十年前就已埋下 现在在外部金融危机的突袭下 无论是采取哪种措施 都无法改变现在中国经济硬着陆的事实 中国经济这次必须经历一次最痛苦的调整。必须经历大量的人员失业 企业大量破产 银行坏帐率重新升高的局面。
随着第四季度公司财务报表的出台 股指立马跌到1400点以下 明年有下降到1000点的可能，房地产价格二年后在目前的基础上再腰斩一半。经济进入滞涨的局面 要多少年才能走出来 我也不知道。在这里我借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出来混 是迟早要还的。
现有点事懒得写了 有人可能说我耸人听闻 当然你可以不信 欢迎大家讨论。有不明白的地方我可以跟大家详细解释。
《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
作　　者： [德国]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简介： 《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是多伦多大学社会学教授、依附性积累理论创始人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试图通过对世界资本积累进程中依附性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分析来说明不发达问题的一部力作”。
本书观点新颖，视角独特，是一部研究世界政治经济的高质量学术著作。
译 者 说 明
在发展研究中，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一词一般均译为“不发达”。与此相关联，有“不发达国家”（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不发达（问题）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不发达的发达”命题（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等词语。作为与“发达／发展”（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相对的“不发达”（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指的是一国或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扭曲与滞后的状态，犹如生物成长的“发育不良”，而不仅仅是“未发展的”（ｕ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状况。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一词后来也译为“欠发达”。本书中仍译为“不发达”。
另外，书中原有的着重号，一律改排黑体字予以突出。 纪念我的智利学生、朋友和同志 达戈维托·佩雷斯·巴尔加斯 他把理论问题抛在脑后， 为了反对靠依附、不发达和剥削求积累 而英勇战斗，壮烈牺牲！
序 言
本书试图通过对世界资本积累进程中依附性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分析，来说明不发达的问题。因此选用了本书的书名。
我们把世界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或时期：重商主义阶段（１５００—１７７０）、工业资本主义阶段（１７７０—１８７０）以及帝国主义阶段（１８７０—１９３０）。每个时期先以历史章节进行研讨，提出世界资本积累进程中的重要发展，特别集中于宗主与外围之间的 “交换”关系，然后进而分析亚洲、非洲与美洲各主要地区中依附性“内部”生产关系和不发达的发展的联系性变化。
每一历史章节以后接着“理论”章节，讨论每个时期出现的一个社会—经济理论（以及历史事实）的重要问题：为什么美洲新世界的不同部分——具体来说，一方面是采矿业地区和种植园地区，另一方面是北美洲的东北部殖民地——在重商主义时期走上了不发达和发展的不同道路；为什么现在的不发达国家没有经历类似于西欧以及北美和澳大利亚新移民区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以及从那时以来）的内部市场发展；国际分工——尤其是现在不发达地区最被忽视的商品出超——如何促进了世界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西欧资本积累，以及西欧对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投资。
本书大部分是１９６９年和１９７０年间在智利写作的，其余部分主要是１９７２年和１９７３年间在智利修改的。其后的情况影响了它的写作，读者们应记住这一点。本书作者过去曾通过他的《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一书（写作于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７—１９７１年间出版了多种版本），以及其他一些著作，对创建不发达问题的“依附论”观点作出了贡献。１９６８年和１９６９年，我设法把这种“依附论”观点应用于研究其他地区，我和萨义德·Ａ．沙编写了一本篇幅很大的《不发达问题读物》，着重谈了亚洲、非洲、阿拉伯世界和拉丁美洲的依附性。本书的第一稿和第二稿是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和１９７０年２月写的，当时打算用作《不发达问题读物》第１卷（历史卷）的理论导论（同时，有关当代不发达问题的第２卷正在编写中）。
对依附问题的强调，以及以“第三世界”各个主要地区的历史经验来分析依附问题，依然是当前出版的本书的特点。 与此同时，本书作者和其他人对依附性的分析却成为越来越多批评的对象。
批评者认为我们的观点（１）强调了“外部”交换关系而实际上忽视了“内部”生产方式；（２）没有充分考虑拉丁美洲及世界不同部分的差异，没有充分考虑发展的不同阶段；（３）没有真正对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的历史进程进行辩证的动态分析，在这种资本积累中，宗主国经济发展与附属国外围的不发达理应作为单一进程的一部分来加以分析。
第一点是最常见的批评，乔瓦尼·阿里吉和萨米尔·阿明在对本书第二稿的批评中重申了这一点；当时阿明正在撰写他的《世界范围的积累》，批评本书第二稿未能充分区分和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阶段（以及“以拉丁美洲目光观察一切”）。第三点批评特别来自本书作者自身，并反映了我的信念，这已经在《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一书的序言中谈过，认为有必要研究世界资本主义单一体系的历史发展。
这些不足之处和批评意见导致我在１９７０年７月间撰写第三稿（共有１６０页，包括了前两稿的材料），我试图同时对付上述三点批评与挑战：
（１）通过“内部”关系（也许不是生产方式）来分析依附性，说明它们共同决定并联系“外部”交换关系——特别是（虽并非全然是）与宗主国的交换关系；
（２）研讨资本积累或负积累历史进程的“内部”决定性动力及其可区分的发展或不发达阶段；
（３）把所有这些因素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单一体系的单一历史发展进程之中。这意味着强调资本积累进程，但尽可能在世界单一历史进程的每个阶段中同时观察世界各个部分的不同方式，而不是像我在《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不发达问题读物》以及本书第一、二稿中那样依次谈论地区史或国家史，只稍稍联系整个进程，根本不联系彼此的情况。
当然，这种做法就不去考虑原先要“介绍”那本《不发达问题读物》的意图了，而本书１９７０年第三稿的长度与范围也有了质的变化。 这一稿当时题为《走向资本主义不发达问题理论》，后来即成为本书，它试图超越“依附论”观点，但并非放弃这种观点或者对不发达问题的关注，而是要进而把依附性和不发达结合在世界积累进程之中。
第三稿一开始就讨论这种理论过渡所提出的理论问题（部分内容反映在本书导论中），设法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走向另一个历史阶段；并通过对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之间关系的分析，设法一方面研讨世界各主要地区在每一发展阶段对世界资本积累进程所作的不同贡献，另一方面分析现在不发达“第三世界”中各个主要地区在参与世界积累时造成的不发达后果。 这种尝试即使取得一点成功，也是非常局部的（虽然，手稿的有些读者，例如欧内斯特·曼德尔在他的《论文》新版的“后记”中认为这种尝试是一大进展——或许就本文作者过去的落后而言）。
把第三稿修改得稍能令人满意的想法却因１９７０年９月阿连德在智利取得竞选胜利以后的其他事态而受到阻挠。后来，局部的修改在两个不同方面取得进展。
一个方面是通过调查积累周期（即使在前工业时代，积累周期也是明显可辨的），以及调查世界各部分在各个时期或者至少在每一周期的各个阶段中的相互关系或相关的同时参与，从而扩大并加深历史分析。这项历史工作主要是在１９７３年进行的，它把本书的第二章从２０来页扩充到２５０页。这项工作原定要做到当前，却被１９７３年的智利政变所阻断，然后又因本书作者缺乏研究资料而受阻；现在则以《１４９２至１７８９年的世界积累》为题，成书出版了。
对１９７０年第三稿的另一个方面的修改，是撰写三篇长文并在１９７２和１９７３年以及其后时期中作了很大修改，以处理１９７０年草稿中未曾得到满意解决的某些理论问题。第一篇文章（现为本书第三章），即《论新世界发展与不发达的根源：斯密与马克思对韦伯派学者》，试图回答为什么新世界的各个殖民地早在殖民地时代就已经走上发展与不发达的不同方向。
通过对墨西哥和秘鲁的采矿业经济、西班牙领地的自耕农农业区、巴西的种植园体系、加勒比地区和（后来的）美国南部，以及新英格兰等地“内部生产关系”与“外部交换关系”的结合，进行连续的、比较的调研以后，就得出这样的论点：
“殖民地”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结合，促成不发达的发展的开始，而新英格兰由于“故意被置之不理”而缺乏这种结合，却反而使它能够（虽然是不够的）经历了发展，其他自耕农社会则不在此例。使新英格兰进一步突出的因素是它特殊的“半外围”中间地位（根据沃勒斯坦的提法），或者在世界资本积累进程中的“原始次帝国主义式”的插手和参与，加上它在三角贸易中的特殊地位使其得到重要的商业资本积累以及最终对新英格兰和中部大西洋诸殖民地的工业化进行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