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跟良心有个交代(中国青年报 2006-4-12)

他是一位在医院值夜的保安，偶然目睹一位农民工因身无分文在医院走廊里死去，当其家属将医院告上法庭，他被邀请出庭作证。于是他面临选择：作证，可能失去来之不易的工作，不作证，“对不起良心”。最后，他选择了——
我得跟良心有个交代
2006年04月12日
本报记者 周欣宇
 
DC008160是祁利刚的代号，意思是东城保安第8160号。胖墩墩的祁利刚怎么看也不像是保安。不到1．7米的身高，大脑袋，粗脖子，从远处咋一看，还以为是小品演员范伟。若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谁也不会在北京大街小巷数万件灰绿色制服中，单单拎出他来。
那是去年12月，他正被安排在同仁医院上夜班，工作时间是每晚6时到凌晨2时，工作内容是在医院里巡逻。
当月11日和12日晚，一个叫王建民的来北京找工作的黑龙江人，因为腹痛难忍，两次被120送往同仁医院。但因他身无分文，被院方留在走廊里，直到13日晚上死亡。在急诊楼值班的祁利刚目睹了整个过程。
“他双手捂着肚子，在地上来回打滚，不停地大声喊‘疼啊，救命’，还大口吐血，血溅在医院的墙上，也溅在我的制服上。”说起当时的情景，祁利刚眼圈有点红。
在医院上班3个月，祁利刚还是第一次看见垂危的病人。他吓坏了，从急诊楼跑到行政楼，气喘吁吁地把看见的情况报告医院的“总值班”，但被对方以一句“上好你自己的班吧”顶了回去。
“他躺在走廊的地上，一边是抢救室，一边是厕所，都不到几米远。”祁利刚比划着。他回忆说，医生给王开了一沓检查单，但送王来的人没钱，一个检查也做不了。后来碰上了熟人，那个人从中挑了一张止痛针的单子，替他交了3．6元，给王打了两针。
“但他还是一直叫，直到最后，声音越来越小，身体扭曲着，躺在厕所门口，不喊，也不动了。”祁利刚说着低下头。
王建民死前的惨状和医院的冷漠把祁利刚吓坏了。回到宿舍他一夜没睡，想起几个月来看见过不少民工在医院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第二天就打电话把此事通知给媒体。
尽管媒体的报道隐瞒了线索提供者，但院方多次找他做笔录，了解情况。20多天之后，同仁医院保安队长找到他说：“考虑到你家境比较困难，给你换个好单位吧。”
祁利刚马上表示，现在的工作很好，哪儿也不想去。可是一连一个星期，队里都不再给他排班了。祁利刚明白，不走不行了。今年1月，他被安排到王府井大街派出所保安队工作。
生于吉林通化的祁利刚今年32岁，在保安这个群体里已属大龄。实际上，去年9月他才干上梦寐已久的保安行业。高中毕业后他当过3年兵，之后复员回老家，分配进一家国企，干了没几年赶上下岗分流。接下来便到通化、长春等地打工，直到2004年听朋友说北京工资高，他决定试试。
刚到北京，人生地不熟的他到处溜达，一次，路过正在修建的“鸟巢”体育场，他简直看呆了，心想：要是能当一个建筑工人多好啊，可以为2008年奥运会做贡献呢！挨个工地打听，终于有一家收留了他。
可没想到，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月底只发了150元生活费，剩下的说是年底发。这下祁利刚急眼了——家里老婆孩子等着用钱呢。几番交涉不成，只能忍气吞声，走人。
费了好大的劲儿，他又在丰台找到一家搬家公司。这次工资倒是当月结算，可是数额太低。一天20元，还不管吃，一个月下来剩不下多少钱。干的时间不长，祁利刚决定换个地方。
没有一技之长，在北京找工作远非想像中那么简单。四处碰壁之后，祁利刚决定求助中介公司，结果工作没找到，反被骗去几百元。
2005年夏天，机会终于来了。一个朋友告诉他，东城区保安公司正在招人。凭借当兵的底子，祁利刚没费什么劲儿就被录取了，培训后分配到同仁医院。
新生活让祁利刚兴奋不已。每月900元还包吃包住，他可没赚过这么多钱！而且，井然有序的生活让他感觉又回到了军营，这正是他梦想中的工作。
谁知，就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他亲眼看着王建民死去。
事情并未结束。今年3月24日，王建民的哥哥王建群找到了已调至王府井大街的祁利刚，告诉他已状告同仁医院侵害王建民的生命健康权，28日开庭，希望他出庭作证。祁利刚当即一口答应。
不知道为什么，保安公司领导很快得知他要作证的消息，三番两次找他谈话，劝他考虑大局，不要影响公司和同仁医院的合作。领导跟祁利刚说要换位思考，他一听乐了：“对呀，我们换位到死者家属的角度想想……”
话没说完，领导就打断他：“我是让你换位到公司的角度！”
“说来也巧了，正在那时候，公司通知我和几个同事到昌平休假。”祁利刚有些疑惑。
27日一整天，祁利刚觉得心里像压着块大石头，吃不下去，也没心思玩。作证，就意味着来之不易的工作没有了；不作证，“当初是我把这事捅出来的，这个时候撒手不管，对不起良心”。
晚饭过后，领导回了自己房间，祁利刚同屋的保安也睡了。零点一过，祁利刚的头脑逐渐清晰起来：必须得走，而且得赶快走，不然就来不及了！
可是，度假村坐落在一个极其偏僻的地方，这么晚了，到哪儿找车呢？给前台服务员打电话，回答说没办法。他突然想起公交李素丽热线，“人家也说帮不上忙。我说真有天大的急事，接线员就给我个电话让试试。”
好不容易联系上出租公司，可是司机表示不愿意来，祁利刚差点儿哭了：“多少钱都行，求求您快来吧！”
凌晨两点，祁利刚终于坐上了回城的出租车。打车花了他170元，相当于他两个月的生活费，或过年在地坛庙会加6天班的工资。回忆起这段，他乐呵呵地说：“我那些小兄弟都不信，说，就你，想吃个糖葫芦都舍不得，花170块‘打的’，吹牛吧？”
凌晨3点半，祁利刚回到宿舍，悄悄地收拾了日记本、孩子照片、洗漱用具等所有随身物品，装进到北京时背的大旅行包里，在茫茫夜色中，头也不回地出门了。
法院8点钟开庭，提前两个小时，穿着保安制服、拎着行李包的祁利刚出现在法院门前。
很快，领导们的电话追来了。“一会说让我去领以前压下的加班费，一会说有重要任务让我赶快去。”祁利刚狡黠地笑着，“我就哼哼哈哈地装糊涂。”
庭审结束后，祁利刚回到保安队，想观察一下情况。一进宿舍，他发现自己床上的铺盖不在了。队里的小兄弟悄悄说，领导转告让他“自己找地方”。
尽管在意料之中，祁利刚还是感到一阵凄凉。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说没就没了，饭碗丢了不说，自己不久前还答应儿子，等暑假时和妈妈一起来北京，到王府井看爸爸呢。这下子，可怎么跟儿子说呢？
“我真的是喜欢这个工作，家里人知道我在王府井当保安，比我还骄傲呢！”他搓着手，有点不好意思。
第二天，祁利刚当初报料的媒体刊登了“报料人作证后被要求离职”的消息，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很多媒体都有转载。突然成了名人的祁利刚紧张了。“要是让我妈知道，肯定要挨骂，”他嘿嘿笑着，“我从小就爱管闲事，她也就是这点最不放心。”
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祁利刚的家人一篇也没有看到，保安公司的领导倒是看见了。两天以后，公司通知祁利刚回王府井上班。一位负责人向记者解释，保安公司并未因出庭作证将祁辞退，告知祁离开工作岗位是因为他违反纪律，擅自离开队伍，而进行的正常工作调动。
工作失而复得，这完全在祁利刚的意料之外。尽管心里有些不踏实，他还是高高兴兴地回去了。至少，暂时不用发愁吃住，不用发愁下月寄给家里的钱从哪儿来了。
“大家都说现在说句真话做点好事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他突然有点严肃，“其实也不一定嘛！”
2004年来北京时，在长春转车的祁利刚也管过一次类似的闲事。那是8月份一个闷热的晚上，火车站候车室里，一位老人突然摔倒在地上，两手抽搐，口吐白沫，正好在现场的祁利刚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当地媒体《东亚每日新闻》对此事有所报道：被送到医院后，由于老人不能说话，医院按无名氏人员免费治疗。第二天早上，护士们发现老人已经将大便便在裤子里，主管医生立即派人用自己的钱给老人买来新衣服。随后，祁利刚坐了8个小时火车，转一个多小时汽车，把老人送回延吉家里。
“同样的事发生在我们东北，不是处理得挺好吗？”他有点得意，“你说，我们东北人是不是活雷锋？”
现在的祁利刚，又开始了自己平凡的保安生活。他喜欢巡逻时候见到的各种新奇事物。碰见有人被骗，他总是偷偷塞过去几块钱。下了班没事时，就到王府井书店看看书，或者跟队里的兄弟们吹吹牛。
听说记者要给他拍照，祁利刚熟门熟路地走到一块写有“王府井”字样的牌子下。他戴上帽子，整整制服，昂首挺胸地站好。
“我喜欢这份工作，我不能走啊，”他说，“好多老乡遇见什么事，都要到这儿找我呢！”他咧开嘴幸福地笑了：“再说，儿子暑假还要来王府井看爸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