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一些执政党会丧失政权

为何一些执政党会丧失政权？
理论上，缺乏创新，教条主义盛行，执政理念出现偏差；经济上，决策失误，发展缓慢，动摇了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政治上，集权专制，官僚腐败，执政方式和执政体制缺陷重重；加上执政党建设乏力，组织涣散，执政资源逐步流失。这四个方面，致使一些执政党失去了政权。而我党要真正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坚持党的执政理论和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不断调整，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树立科学发展观，不断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体制，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完善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组织纪律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长期执政的党，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已成为一个关乎执政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总结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特别是苏共失去政权的教训，对于深入理解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自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执政党失去政权的教训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共产党在10个社会主义国家失去了政权。
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拥有88年历史、1500万党员的大党、老党，在一夜之间被解散了。世纪之交，拥有3600万党员、执政32年的印尼专业集团和拥有1060万党员、驰骋墨西哥政坛71年的革命制度党先后下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些政党失去政权、甚至解散，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原因是共同的，那就是执政能力衰退，执政成绩不能令人民满意，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教训是深刻的。理论上缺乏创新，教条主义盛行，执政理念出现偏差。 进步的理论是党夺取政权的法宝和前提，科学的执政理念是其执政初期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保证。但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要求原有的理论不断更新与完善，遗憾的是这些党在执政过程中无一例外地走向了自我封闭的道路，没有理论的创新，党的生机与活力遭到扼杀，最终在历史大潮中迷失了航向，为人民所抛弃。以苏共为例，建党伊始，列宁曾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强调共产党必须重视理论创新。他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但苏共后来未能很好地继承列宁这一思想，反而将列宁主义教条化，对于持不同意见的人则统统贴上反对列宁主义的标签加以镇压。党所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到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寻找理论依据，对列宁著作教条式的解读和引用逐渐成为一种习惯的思维模式，整个理论界死气沉沉，缺乏对外界新事物的接受和应变能力，无法回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进而丧失了对各种错误思潮的识别和批判能力。这为戈尔巴乔夫错误理论的提出提供了方便之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直到80年代中期，他们仍然抱着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民族主义理论的信条，不思发展与创新。理论上的僵化与教条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实践中的失败。面对种种突发的社会危机，一些执政党的领袖急于求成，想尽快从理论上找到解决危机的出路，结果却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最终葬送了党的执政地位。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了“新思维”、“公开性”、“民主化”等口号，实行政治上的多党制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结果思想领域的闸门一经打开，作为对教条主义的强烈反弹，原先蛰伏的或者国外传入的各种政治思潮汹涌而来，苏共原有的意识形态部门和理论界手足无措，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戈尔巴乔夫企图通过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转入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主义的大厦”，结果葬送了社会主义。在墨西哥，萨利纳斯1988年当选总统后，以社会自由主义取代革命民族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引起了部分党员的强烈不满，其后任塞迪略上台后，为了安抚人心，虽然在名义上恢复了革命民族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但在实际中，仍然奉行萨利纳斯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指导思想上的朝令夕改，让广大党员群众无所适从，思想上陷入混乱不堪的状态。经济上决策失误，发展缓慢，动摇了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经济基础是执政基础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执政党最初都代表着本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执政初期都比较重视经济的协调发展，因而都有较稳固的执政基础。但是，后来许多执政党在经济决策上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失误，缺乏驾驭经济的能力，或背离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或未能实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或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少数人所独占，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因此遭到动摇，“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最终失去了执政地位。在苏联，列宁时期不断调整经济决策以适应形势的变化，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就是一例。 斯大林上台后逐步放弃了新经济政策，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苏共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片面强调重工业，造成农轻重比例的严重失衡，轻工业发展缓慢直接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苏联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以粗放式经营为主，主要依靠政府加大投入和资源的巨大浪费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缺乏后劲，因而是不能持久的。赫鲁晓夫上台后急躁冒进，违背自然条件盲目开荒，开展玉米大生产运动，结果劳民伤财、怨声载道。 勃列日涅夫时期延续了斯大林经济模式，生产发展长期停滞不前，到其执政末期苏联经济已呈衰退之势。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也曾试图改革经济增长模式，但并没能够摆脱僵化的体制。 与苏联不同的是，无论墨西哥还是印尼经济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市场经济也发育得较为成熟，然而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被整个社会所共享，相反贫富差距却进一步拉大。墨西哥近10年来经济发展迅速，2003年GDP排名世界第10，然而贫困人口却增长了10%，达到4600万。占全国不到10%的富人却拥有80%的财富。 在印尼，苏哈托家族利用特权积累了数百亿美元的财富，而金融危机后许多家庭却在温饱线上挣扎。 执政党没有能力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或无法解决发展后带来的社会问题，自然就难以得到群众的拥护。政治上集权专制，官僚腐败，执政方式和执政体制缺陷重重。 专制产生特权，特权导致腐败。许多丢掉政权的党都带有鲜明的专制色彩，执政方式也明显地带有个人独裁特征。集权体制最终导致了三个严重的后果：一是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阶层亦即特权阶层，从而构成了腐败产生的温床；二是造成了执政党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官僚作风严重，行政效率低下；三是扼杀了党内民主，个人专断和个人迷信盛行。苏联社会的特权阶层萌芽于斯大林时期，最终形成于勃列日涅夫时期。 战争年代为了稳定干部队伍而采取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在战后不仅没有废除，相反却得到了巩固，赫鲁晓夫试图通过加速干部队伍流动性来消灭特权，结果却引来一场“宫廷政变”。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为了避免重蹈赫氏覆辙，采取了稳定干部队伍的政策，赋予了各级干部程度不等的特权，却又直接诱发了特权阶层的产生，腐败成了苏联社会的痼疾。 印尼社会也有以苏哈托家族为代表的特权阶层，苏哈托及其家族成员至今仍因腐败问题接受司法调查。一般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心理承受能力比较脆弱，这是因为一直以来他们接受的都是关于公正和平等的理论说教，一旦发现执政党理论与现实的脱节，群体的不满情绪就会蔓延开来。集权体制的危害在政治上还表现为官僚作风严重，行政效率低下和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党内盛行个人专制，监督机制不完善，领导人几乎不受任何约束，以致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大行其道，党内民主无从可言，党也就失去了发展民主政治的能力。执政党建设乏力，组织涣散，执政资源逐步流失。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对于从事革命斗争的党来说，铁的纪律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对于执政党而言，严格的组织纪律是党积聚执政资源、巩固执政地位的基础。然而在长期执政过称中，一些党忽视了党的组织建设，导致党组织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党执政几十年所积累的各种执政资源也随之流失，在反对派的进攻下节节败退，最终丧失了执政地位。
戈尔巴乔夫认为，民主集中制是造成党内集权专制和官僚主义盛行的罪魁祸首，要求“摒弃多数的统治”，以捍卫个人的权利为由，反对“个人服从组织”，主张党员进行横向联系，组织各种俱乐部开展活动，结果导致党内出现了许多派别组织。他废除“下级服从上级”的规定，认为这是典型的“等级官僚机构”；至于“全党服从中央”，则是“极权的新斯大林主义类型的党的超集中、反民主和严格等级制”的表现，它使得每一个党员“不能恢复自己的尊严感和党内自由感”，“把党员变成党的机关的附庸”，因而一并加以废除。按照戈尔巴乔夫的主张改组后的苏联共产党，很快就失去了原有的组织优势，变成了拥有多个派别的松散的政治俱乐部，最终在反对派的进攻下败下阵来。
印尼专业集团本身就是290多个社团组织的联合体，多年来一直靠苏哈托强权才得以维持，组织上的多元性使其奉行精英政治，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最终在多党竞选中败北。以丹戎为总主席的新一届领导人通过强化组织建设和清除苏哈托影响将其改造为专业集团党，在今年大选中东山再起，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组织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如何巩固我党执政地位 从一些大党、老党丧失政权的教训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说，都是始终存在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说，都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方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误的教训。 夺取全国政权前，执政的失误，主要体现在局部实践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照搬苏联经验，用“不断革命论”和“城市中心论”等一系列脱离中国国情的错误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结果使党在苏区难以立足，被迫长征。党执掌全国政权后，也曾有过违背执政规律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来又错误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导致党内教条主义盛行，个人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党的各级组织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整个社会生活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追求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党，最终靠着自己的力量纠正了错误。新时期，党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执政方略，挽救了党的执政危机，同时也挽救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深刻汲取包括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内的外国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认真反思我们经历过的挫折，我们应该警醒起来，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和执政意识，自觉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首先，党的执政理论和指导思想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一个执政党如果不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自觉主动地进行理论创新，就必然陷入思想僵化、因循守旧和固步自封的泥潭，最终为历史大潮所湮灭。理论源于实践，最终用来指导实践。由于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指导实践的理论当然也应随之发展，不能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理论创新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在当代中国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就是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揽全局、指导实践，进一步回答人民群众关心和现实生活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其次，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树立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共同富裕的目标才能够真正实现。放眼世界范围内的国家竞争，归根结底就是以科技为先导、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因此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水平的生产力。我们必须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再次，必须不断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体制，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要以科学的思想和方法指导政治生活，实现决策的科学化，逐步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要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建设的开展，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最大程度地调动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要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推进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
最后，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完善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组织纪律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建设不仅是党夺取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更是党顺利开展执政实践、确保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功的根本保障。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核心的问题是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真正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真正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