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洪起的发达与没落

 
 
国洪起的发达与没落
17岁时，他是个待业青年，充其量是个“混混”；27岁，他徘徊在“坐牢”与“做生意”之间；37岁，他借股市“乌鸡变凤凰”；47岁，他被冠以“金融大盗”之名，等候审判
2004年3月23日凌晨，国洪起在北京国安宾馆被刑事拘留，随后江苏警方将其带往南京。准确地说，这应该是国洪起第五次身陷囹圄。与前四次不同的是，此次入狱前，国掌控的资产已经以十亿元计算。
“国洪起因为国债投资和实业投资两翼同时受挫，最终才惨淡收场。”一位曾经追寻国洪起多年的下属向记者透露。
国债投资失利
国洪起小时候的一个玩伴当时怎么也没想到国日后会如此风光，“他17岁初中毕业后去北京市朝阳区插队，开始只是个待业青年，至多算个混混，还很不安分。”
1981年，国洪起的一位广东朋友来北京，因为倒卖手表，被抓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国洪起一时兴起与办案人员大吵，结果被判劳教三年。
劳教生活并未改变国的个性，刚刚服刑一年左右，国洪起就偷偷从劳教所跑出来，在外面跑了一年多。
1984年夏，国洪起因打架被抓，公安机关发现他是劳教期间逃出来的，结果国“二进宫”，直至1986年5、6月份才重获自由身。
国洪起的命运因为公安机构的一个失误发生转折。“当时出来的时候，没有给我处理决定书，所以在1986年年底只好做起个体运输的生意。”国洪起自述。
后来国作过建材生意，再后来，他用运输和建材赚的钱开了一家卡拉OK。这家卡拉OK位于后海，有个不错的名字，叫做“文苑”。1989年夏，由于营业出了问题，国洪起“三进宫”，是次的罪名和处罚为“非法经营和流氓罪劳教3年”。
1992年，国洪起故技重施，利用请假回家之机，再次潜逃。
而据记者调查了解，1992年，国洪起第一次接触将改变他一生的股票。“刚开始进入的时候资金并不多，向朋友借了一部分，加上自己的一共有一百多万。”知情人士透露。
曾经拆借过部分资金给国的一位机构负责人表示，当时的行情不错，国洪起当时的信用也不错，所以到1994年底的时候，他的融资规模已经达到六七亿了，盈利也近十亿左右。
但是1994年一次搭乘飞机时，国被送回监狱。
1996年7月国洪起刑满后，又重新操起“做股票”的旧业。“我当时在上海、深圳、南京、重庆、广州和北京等地的营业部都有账户。”国自言。
国洪起最早开始涉及国债在1998年，初期只是小打小闹，直到2000年前后国洪起的国债投资规模才达到上亿元规模，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国曾表示，“2001年前我在海通做国债，一年做的交易量能够达到几百个亿。”据相关人士透露，当时国洪起拥有七八个做国债的帐户，实际投入的资金大概有10亿元左右。
这段时间由于行情普遍不错，国洪起取得了一定的收益，同时也在圈内树立了名声，而国债回购制度上的漏洞，又给了他可乘之机。
第五次入狱后，国洪起交待，当时其持有的“20多个帐户都做过回购，回购时间最短的一天两天，最长的时间应该是182天”。
此后，国洪起将其分散在各地的国债账户逐渐集中至广东证券广州西华路营业部和北京长春桥路营业部。
“2003年前大致还是盈利的，”国总结自己国债投资时候说，“但从2003年6月国债价格开始下跌，我的帐户开始出现巨额亏损。”
2003年12月8日，广东证券将国的帐户全部冻结，国洪起的国债之路走到了尽头。
有说法称，2003年6月帐户开始出现亏损之后，国还曾追加投资两亿资金，但截至2004年3月，国洪起的国债帐户亏损达10亿元。更要命的是，此时他还需要担负起融资的巨额利息。
也有说法称，国洪起在国债投资方面实际投资仅为7亿元左右，事发后回收了近2亿元左右，但是期间，国曾经取出不少资金做股票和实业投资，因此总的算来并不亏损。
不管如何，有一点不可以否认，国案发生的逻辑链条之一是：国债投资失利－广证冻结国的帐户－南京宁禄投资的回报无法支付－案发。
三上市公司之旅
在一份供述材料中，国洪起这样评价中国的证券市场：“我国的证券市场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先天不足，这些漏洞和缺陷与生俱来，有些现象如融券、盗用上市公司资金在我们国家比较常见。”
精明的国利用了些漏洞，在最为鼎盛的时候，国洪起曾经控制着三家A股上市公司，分别是新都酒店(000033.Z)、福建三农(000732.SZ)和三木集团(000632.SZ)。
一位曾参与国洪起早期资本运作的相关人士透露，大约在1998年，国洪起开始着手收购上市公司。
新都酒店是至案发时国洪起仍旧拥有控制权的上市公司。
1998年末，国洪起通过香港的关联公司取得了香港建辉的控制权，而后联合其他几个股东成为了新都酒店的实际控制人。至国洪起案发，(香港)建辉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香港建辉)仍旧持有新都酒店19.16%的外资法人股，列公司第二大股东。
1998年的下半年，国洪起又通过下属关联公司成功取得了三木集团的控制权。
记者调查显示，1998年报中，三木集团的前十大股东中至少有三家系国洪起直接控制，分别是上海金三元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福建博古贸易有限公司和福建华投投资有限公司，共计持有三木集团13.65%的股权。
据国洪起交待，上海金三元的股东孙戈、国洪新和叶德华只是代为出资，“福建博古投资是我的，1998年成立时用了刘建和王浩挂名出资；当时公司是我为持股别的公司成立，日常事务我让庄季希负责。”庄曾以博古投资的股东身份出任三木集团副董事长。而福建华投投资系福建博古投资下属企业。2000年下半年，国洪起控制的三家关联公司退出三木集团。
准确地说，国洪起成立博古投资的初衷是为了进入福建的另一家上市公司福建三农。
1998年公司成立后不久，博古投资通过受让福建省隆达艺术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福建三农4.64%的股权成为公司第四大股东。随后，国洪起的另外两家关联公司唐山宏达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正安发展贸易有限公司在2000年年初成为福建三农的第二和第三大股东。
是时，国洪起控制的福建博古和华天投资共持有宏达建材40.6%的股权，为第一大股东；而广东正安的三家法人股东深圳三州、北京博仁达和上海金三元均系国所控制公司，自然人股东魏薇为国洪起代持公司64%的股份。
这样，三家关联公司总计持有福建三农16.1%的股权，加上其他几家股东配合，国洪起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但从2000年末开始，国洪起开始逐步退出福建三农，其关联公司博古投资和福建赛克赛斯的控制权也转让给接盘者邱宗保的飞天系。
两线作战，两线受损
从一开始，上述三家上市公司就只是工具。国洪起曾经这样总结，“我收购三家上市公司，主要是依托这些公司进行股票炒作。”
2000年末，对于国洪起来说是个比较特殊的时点。大概从这个时候起，国洪起退出两家上市公司，转向投资实业。从某种程度上说，国洪起选择投资实业有些情非得已，也正是这种不得已，注定着国洪起今天的路。
“我从上市公司退出，但原先为进入上市公司而设立的一些公司，比如九九，唐山建源就成了我的心病———投资7-8亿，但是没有产生效益，只能继续投资。”国洪起事后说。
按照最初的计划，国洪起只打算实业投资二三亿元，“但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一是九九投资达到了15亿元，二是增加了开发项目如美邦亚联。”
成立于2000年9月的山东九九公司，系国洪起重要的实业平台，而美邦亚联项目则因为涉及到几年前的“嘉利来事件”而广为人知。
“国债投资”和“实业投资”两线做战，击乱了国固有的节奏。在一次被问及如何处理实业投资和国债投资的关系的时候，国洪起表示，“当时我想两者之间应该不会有矛盾。在我看来，国债账户上的资金和公司的资金都是我的。但由于企业的投资出乎我的预算，为了周转资金，只好把国债回购挪到公司，国债账户需要资金时，我再想办法把自己从公司打回。”
当然，所有想法是建立在国在当时的资产基础之上。
根据国自己估算，截至2001年5月他所拥有的资产总量达到50亿，总负债30多亿。
按照计划，国洪起将在2003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实业的投资，虽然资金总投入上超过了原先的计划，不过还可以维持。
2003年，国预计2004年3-4月股市将会出现好的形势，于是，国在维持当时的国债投资规模的同时，开始计划组织资金第二次大规模进入股市，国控制的好多企业也纷纷向银行贷款，目的是把前期投入的资金变现后进入股市。
然而2003年底广东证券冻结了国洪起的帐户，国进入股市计划随之被打乱，“现在看来，如果不是遇到这件事，他极有可能受挫于股票市场。”
从企业抽掉的部分资金一部分被用于弥补国债亏空，更多的开始用来归还到期的融资，国开始面临资金捉襟见肘的局面。上述知情人士分析，“而公安机关的迅速介入冻结了国洪起绝大部分资产，使国洪起彻底丧失了自我求赎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