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百柯：为“四五”运动正名(中国青年报 2008-10-11)

“两年前，在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中，首都成千上万青年和父兄们一起，潮水似地涌向天安门广场。”1978年10月10日，刚刚复刊的《中国青年报》第二期，就对“四五”运动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而此刻“局势还很不明朗”。
在二版《向反“四人帮”的青年英雄们学习》的通栏大标题下，这期《中国青年报》刊登了王海力的文章《我们要做无产阶级的好后代》，并配发了短评《大有希望的一代》。
两年前的清明节，这个青年工人在天安门广场打出自己的血书“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您！！！”随后被捕入狱。此时，王海力虽已被平反，但天安门事件仍是毛主席亲自定案的“反革命事件”，尚未得到平反。
直至1978年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前，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青年报》把推动为“四五”运动平反作为自己最集中的报道主题。也正是在这一个多月里，高层的交锋进入到了白热化的状态。
“报纸上看不出刀光剑影，是吧？”贺延光淡淡一笑说。中国青年报社这位大牌摄影记者，当时是北京市崇文手表壳厂的青年工人，他曾因参与“四五”运动，被“四人帮”关进监狱。
的确，如果没有贺延光在一旁帮助解读，不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很难从报面上这样一则简讯中嗅出什么异样的味道：“《中国青年》杂志举行创刊55周年纪念会”。 该消息称，与会同志“热烈地赞扬复刊后的《中国青年》敢于说真话讲真理的战斗风格”，杂志“之所以办得好，得人心”，是因为“敢于触及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给予正确的阐释，而不是回避它”。
若以普通的眼光看，这不过是兄弟媒体之间的一个捧场简讯而已，但在当事人贺延光眼里，其中处处闪现着“刀光剑影”。据他回忆，《中国青年》曾在复刊号上，刊登了介绍天安门事件英雄韩志雄的文章《革命何须怕断头》，以及童怀周编辑的一组“天安门诗抄”。杂志面市后，在读者中引起巨大轰动。
轰动之后，后果自然也相当严重。
“局势完全不明朗。”这是许多过来人对当时的判断。但《中国青年报》决定不回避“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问题”。
10月12日，在复刊第三期上，《中国青年报》又刊登了长篇通讯《暴风雨中的海燕——记青年共产党员贺延光同“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事迹》。毛笔手写体的标题，显示这是一篇非同寻常的报道。
对照同日的《人民日报》，或许能读出更多的意味。两家报纸在同一天刊登了这篇由《人民日报》记者和《中国青年》杂志记者合写的通讯。两家报纸，或者说3家媒体，联手要“捅”什么？
贺延光回忆，这篇报道其实已经采写了几个月，迟迟没有发表。他被告知，“时机未到”——中央“实践派”和“凡是派”斗得厉害。
11月9日，《中国青年报》“美术与摄影”副刊重新和读者见面。大号标题《珍贵的历史镜头》用的是毛笔手写体，编者按开宗明义：“今天，我们选编的一组历史照片，真实地记录了1976年清明节前后北京天安门广场那些令人难忘的场面。”
天安门广场上人群似海、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花圈如山、青年们慷慨激昂地在广场上发表革命演说、青年们聚精会神地抄写诗词……这样的图片和文字，30年后读来，令人很难相信这里所记录的事件尚被禁锢在“反革命”的苛狱中。
紧接着的一期，本报又刊登了《天安门革命诗词作者笔谈》，并配发评论员文章《伟大人民运动产生不朽诗词》。
事实上，从复刊之初，《中国青年报》就开始有意识地寻找天安门诗词的作者。写出“欲哭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的王立山，当时已在山西工作，编辑3次去信，诚恳邀他撰文。
时任中国青年报社副总编辑的钟沛璋忆起30年前的往事，坦言“当然有压力”。尽管并没有遭遇《中国青年》那样的危机，但报社班子清楚，“主管宣传的人对中青报很不满意”。
不满意或者言轻了。设身处地想一下其实就能感受到当时报社领导所面临的压力。在1978年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之前，《中国青年报》就已在评论员文章和编者按中，把天安门事件称为“伟大的人民群众革命运动”。
11月21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通栏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伟大的四五运动》。评论称：“1976年4月5日，发生在北京的这个震撼全国、惊动世界的事件，是怎样的事件？就在光明与黑暗还正进行着剧烈搏斗的时刻，创造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就已把它命名为伟大的四五运动。”
文章由钟沛璋执笔。“那天晚上，一气呵成。”他回忆道。为“四五”正名，是他和同事投入巨大勇气的一桩事，也是浸透着他们那代报人深沉情感的一桩事。
钟沛璋说，自己“14岁参加革命，15岁入党，主要就搞青年工作、学生运动。学生运动一起来，把全社会都带动起来了。给‘四五’平反，给青年人平反，我当然感到自己有责任！”
正如他执笔的《伟大的四五运动》所言：“的确，它是完全可以与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媲美的一次伟大的人民革命运动。……四五运动揭开了中国伟大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序幕。……我们当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等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就是在四五运动影响下，人们解放思想深思熟虑所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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