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良知是金——法捷耶夫谢世50年祭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09:19:40
作者：从维熙
法捷耶夫离世已经50个年头。中国有逢五排十祭奠逝者的沿袭，便想起写这篇文章，以示一个中国文化人，对半世纪前法捷耶夫人文良知的祭奠。
法捷耶夫是用一颗子弹结束自己生命的。记得，法捷耶夫自杀的新闻传到中国时，我国的新闻媒体都把他的死报道为是酒后自杀的，其内在含义不外是酒精作孽，让法捷耶夫走上了西归路。当时我刚刚涉猎文坛，为写过《毁灭》的法捷耶夫惋惜，并在一家报纸上写了悼念这位作家的短文，以抒惋惜之情。
半个世纪过去了，从《读书》杂志兰英年先生的文章中，才得知法捷耶夫之死的真相，他并非死于酗酒，而是饮弹自毙。他选择如是的西归路，源于他自我忏悔，是良知上自我回归的一枪。天哪！历史的真实要经历半个世纪才能还原，当真感到历史谎言对人之欺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据俄罗斯有关的文史资料披露：始自1934年苏联作协成立，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近二十年的光景中，在清除“人民敌人”和“间谍”的名义下，苏联有两千名作家被处决、关押、流放；而当时身在作协领导岗位上的法捷耶夫（1946年升为作协总书记），是责无旁贷的执行者。尽管在我的感悟中，能写出《毁灭》的法捷耶夫不会是一个冷血动物，但是在政治的高压下，他的作家良知被冷冻成为冰砣，无可逃避地成为“文字狱”的导电体——尽管当时他对某些作家怀有同情，甚至是在十分矛盾的心情下，去执行这些铁血任务的。但是被迫害的作家自身，理所当然地把法捷耶夫视若为文化暴力的执行人。
具体的例证如下：在1938年被捕关进劳改营里劳改，后来得以释放的女作家安娜别尔金，逢人便说她是被法捷耶夫陷害的；后来在作协俱乐部，她和他相遇的时候，她拒绝和法捷耶夫握手。而她不知道，她能够从劳改营里回来，正是得力于法捷耶夫在斯大林辞世后，向内务部请求对众多被迫害作家的赦免。因而，我读了兰英年先生有关法捷耶夫之死的文章后，不禁百感丛生。
感慨之一：法捷耶夫曾是个有才情的作家，但他的一生只给后代留下了两部作品，除了《毁灭》和《青年近卫军》之外，别无其他。如果他没有担任苏联作协的领导，才情会不会也陪同他一起毁灭？感慨之二：他虽然身陷政治的漩涡之中，还是不失为作家良知的一面，斯大林死后，他能主动向内务部请求赦免劳改营中的作家，已然是他良知的苏醒，而把这种苏醒表现到极致的，就是响在作家公寓中的枪声。我很敬重法捷耶夫最后的选择——虽然这过于残酷了一点，但这远比那些在历史中伤害过同类，而不知道脸红心跳的人，心灵要崇高得多。
笔者的感慨之二，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中国几十年的风雨文坛。以法捷耶夫的悲剧，演绎中国文坛的往事，与法捷耶夫雷同的人不少。比如，始自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直到十年文革，许多文化人的命运之灾，都有他们的积极参与之功。但是，他们与法捷耶夫并不雷同之处，在于缺少法捷耶夫的良知复归，这能不能说是中国人道的残缺？我们并不想听到那自戕的枪声，那是血性文人才有的刚烈——但是连一点自我忏悔的微弱声音也听不到，似也不能被视为正常。倒是有过一位自悟者周杨，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当众向萧军道歉。在文坛的一片礼赞声中，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便成了许多文化人的“中国憾慨”！近读文学前辈韦君宜的《思痛录》，其中提及了许多文化界陌生而又熟悉的悲怆往事；另一文学的先行者黄秋耘，也在《新文学史料》中，谈了不少文学界中并非人人皆知的事情。其中，谈及到了某位文官长老。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此公都是“煮豆燃豆萁”时的火种，但是不知何故，他公开声言拒绝向被他伤害过的人说一句平复伤口的话语。当然，道歉与否完全属于个人自由，但是如果与法捷耶夫的崇高精神相比，此位的人文良知，不是与法捷耶夫存在着霄壤的距离吗？
作家的职业，是以剖析人生为本的职业，其中不容忽略的一点，在解析他人当中也包括剖析自身。值此法捷耶夫谢世50年的时日，笔者又偶然在报刊上，读到了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忠民先生的一篇题为《忏悔与感恩——中国人双重的阙失》的文章，便写此一纸对法捷耶夫的祭文，抒心绪的同时，期盼着国人——特别是文化人文良知的苏醒和复归……
法捷耶夫离世已经50个年头。中国有逢五排十祭奠逝者的沿袭，便想起写这篇文章，以示一个中国文化人，对半世纪前法捷耶夫人文良知的祭奠。
法捷耶夫是用一颗子弹结束自己生命的。记得，法捷耶夫自杀的新闻传到中国时，我国的新闻媒体都把他的死报道为是酒后自杀的，其内在含义不外是酒精作孽，让法捷耶夫走上了西归路。当时我刚刚涉猎文坛，为写过《毁灭》的法捷耶夫惋惜，并在一家报纸上写了悼念这位作家的短文，以抒惋惜之情。
半个世纪过去了，从《读书》杂志兰英年先生的文章中，才得知法捷耶夫之死的真相，他并非死于酗酒，而是饮弹自毙。他选择如是的西归路，源于他自我忏悔，是良知上自我回归的一枪。天哪！历史的真实要经历半个世纪才能还原，当真感到历史谎言对人之欺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据俄罗斯有关的文史资料披露：始自1934年苏联作协成立，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近二十年的光景中，在清除“人民敌人”和“间谍”的名义下，苏联有两千名作家被处决、关押、流放；而当时身在作协领导岗位上的法捷耶夫（1946年升为作协总书记），是责无旁贷的执行者。尽管在我的感悟中，能写出《毁灭》的法捷耶夫不会是一个冷血动物，但是在政治的高压下，他的作家良知被冷冻成为冰砣，无可逃避地成为“文字狱”的导电体——尽管当时他对某些作家怀有同情，甚至是在十分矛盾的心情下，去执行这些铁血任务的。但是被迫害的作家自身，理所当然地把法捷耶夫视若为文化暴力的执行人。
具体的例证如下：在1938年被捕关进劳改营里劳改，后来得以释放的女作家安娜别尔金，逢人便说她是被法捷耶夫陷害的；后来在作协俱乐部，她和他相遇的时候，她拒绝和法捷耶夫握手。而她不知道，她能够从劳改营里回来，正是得力于法捷耶夫在斯大林辞世后，向内务部请求对众多被迫害作家的赦免。因而，我读了兰英年先生有关法捷耶夫之死的文章后，不禁百感丛生。
感慨之一：法捷耶夫曾是个有才情的作家，但他的一生只给后代留下了两部作品，除了《毁灭》和《青年近卫军》之外，别无其他。如果他没有担任苏联作协的领导，才情会不会也陪同他一起毁灭？感慨之二：他虽然身陷政治的漩涡之中，还是不失为作家良知的一面，斯大林死后，他能主动向内务部请求赦免劳改营中的作家，已然是他良知的苏醒，而把这种苏醒表现到极致的，就是响在作家公寓中的枪声。我很敬重法捷耶夫最后的选择——虽然这过于残酷了一点，但这远比那些在历史中伤害过同类，而不知道脸红心跳的人，心灵要崇高得多。
笔者的感慨之二，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中国几十年的风雨文坛。以法捷耶夫的悲剧，演绎中国文坛的往事，与法捷耶夫雷同的人不少。比如，始自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直到十年文革，许多文化人的命运之灾，都有他们的积极参与之功。但是，他们与法捷耶夫并不雷同之处，在于缺少法捷耶夫的良知复归，这能不能说是中国人道的残缺？我们并不想听到那自戕的枪声，那是血性文人才有的刚烈——但是连一点自我忏悔的微弱声音也听不到，似也不能被视为正常。倒是有过一位自悟者周杨，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当众向萧军道歉。在文坛的一片礼赞声中，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便成了许多文化人的“中国憾慨”！近读文学前辈韦君宜的《思痛录》，其中提及了许多文化界陌生而又熟悉的悲怆往事；另一文学的先行者黄秋耘，也在《新文学史料》中，谈了不少文学界中并非人人皆知的事情。其中，谈及到了某位文官长老。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此公都是“煮豆燃豆萁”时的火种，但是不知何故，他公开声言拒绝向被他伤害过的人说一句平复伤口的话语。当然，道歉与否完全属于个人自由，但是如果与法捷耶夫的崇高精神相比，此位的人文良知，不是与法捷耶夫存在着霄壤的距离吗？
作家的职业，是以剖析人生为本的职业，其中不容忽略的一点，在解析他人当中也包括剖析自身。值此法捷耶夫谢世50年的时日，笔者又偶然在报刊上，读到了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忠民先生的一篇题为《忏悔与感恩——中国人双重的阙失》的文章，便写此一纸对法捷耶夫的祭文，抒心绪的同时，期盼着国人——特别是文化人文良知的苏醒和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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