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英軼事

编者按：中国有个非常特殊、声名显赫的家庭。这个家庭出过北洋政府的农商总长，出过国民党的抗日空军英雄，出过共产党的“特等功臣”，甚至出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夫人，还有一位至今仍活跃在政界及工商界的“红色资本家”——王光英。王家的11个儿女，像璀璨群星，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各自的轨迹和光彩。

征得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同意，本刊首家披露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以飨读者。

文/王慧章

王光英、王光美名字的由来

王光英出生在北京西城绒线胡同，100天后，全家搬到西城旧刑部街32号。32号是一座堂皇的北京式深宅大院。旧刑部街是清末民初权贵显宦的聚居区。王光英至今记得那里还坐落着曾国藩、左宗棠、张作霖等人的宅邸。   名扬海内外的“红色资本家”王光英

王光英的父亲王治昌，号槐青，辛亥革命前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商科；辛亥革命后回国，先在北洋女子师范大学当教员，后任北洋政府农商部工商司长，继而代理农商总长，主管中国的经济。1925年，他退出北洋政府，从此不再为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始终坚持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不与日伪汉奸及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北京一解放，周恩来总理就请他出任中央文史馆第一名馆员，他第一天上任，还是周总理亲自用车送去的。周总理对他说：“老先生一生不容易，是爱国的。”

有一次，王光美谈到她和王光英名字的由来。她说：“光英是巴黎和会那年生的。当时父亲在伦敦，接到家中发去的电报说我母亲生了一个男孩，父亲触景生情给他取名为‘光英’。两年后，父亲在美国参加华盛顿九国会议，又接到电报说这次生了个女孩，父亲又触景生情给我取名为‘光美’。”

谈到母亲，70多岁的王光英哭了

王槐青的11个子女中，有6个是中共地下党员。有人不解地问王光英：“令尊是北洋政府高官，府上这样的门第，为什么会这么进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共产党员?”

“那是因为我们母系。”王光英回答。

王光英把他的家称为“母系社会”。他指的是他家之所以进步，全由于母亲董洁如在这个“小社会”中起着主导作用。

董洁如是富家千金，娘家原为天津盐商的后裔，后转向近代工商业，被称为天津“新八大家”之一。她是封建家庭闺秀中最早追求妇女解放的。她反对妇女缠足，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教条，冲出闺门，就读于北洋女子师范大学；她冲破旧礼教的樊篱，下嫁比她大10多岁、曾结过两次婚、当时还是无名小辈的穷教员。

王光英说：“我母亲是最早要求自由、自我解放，要求自己拯救自己的老一代中国妇女。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你自己不要求解放自己，光靠别人来解放你，不会是真解放。”王光美说：“我母亲当时的行动，现在看来是寻常事，然而在她那个年代，不能不说是开风气之先。要知道，那是在封建制度土崩瓦解、五四运动之前发生的事。”

董家是大家庭。董洁如的父亲有兄弟19人。王光英兄妹童年时，董洁如就告知他们，她有3位亲属是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时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并一起就义于1927年4月28日的。因此，王氏兄妹从小就知道他们有3位长辈是革命先烈。

受长辈的影响，董洁如年轻时就追求进步。她曾经利用家庭的声望和地位掩护我党在北平的地下组织。当年地下党的同志请董沽如代为保管党的文件和书刊，董洁如很乐意地答应了，而且保管得很稳妥。

王光英每每谈到他的母亲时，亲情便溢于言表。他常常回忆战时他陪母亲去北平西郊给共产党游击队送信的往事。他说：“那时，我的兄妹们大多在做党的地下工作，有的在国民党那一边，只有我这个‘中间分子’，所以陪同我母亲‘郊游’的总是我。”

为新中国出力

新中国成立后，董洁如为新中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捐献王家的房产办了个专收乳婴的“洁如托儿所”。那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很多初进大城市的共产党、解放军的女干部工作很紧张，她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托儿所，代为抚养她们在行军中、战场上生下来的婴儿。董洁如为了适应这一急需，办起了这个很有特色的托儿所。

1995年，“洁如托儿所”创办45周年。在纪念仪式上，王光英历述母亲的事迹时掩面而泣。新闻界为此还发表了题为《王光英哭了》的文章。有人说：70多岁的老人为怀念母亲而哭，我平生还没见过。

董洁如殁于十年浩劫之中。因受刘少奇问题的牵连，她被长期囚禁；又因子女的工作岗位散处四方，各地批斗其子女时常把老太太押去陪斗(游斗)，她死得很凄惨。当时，她的大多数子女都在监狱或“牛棚”，幸有周恩来总理关怀，尚能有个别儿子和媳妇安葬其遗体。

王家兄妹11人，个个出类拔萃

王光英兄弟姐妹11人。王光英排行第六，恰好居中。他之前5位都是哥哥，之后5位都是妹妹。

王槐青的原配夫人姓黄。王光英提到她时称她为“大娘”。黄氏生过大哥王光德之后不久就去世了，王光德也死得早，不过王氏兄妹至今仍亲切地叫他“德哥”。

王槐青的继配夫人姓赵，是华侨姑娘。她生了王光琦和王光超两个儿子。

王光琦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后来在美国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尔登学院学企业管理。据说，他是该学院第一个中国籍留学生。归国后，他先在燕京大学当教授，后到金城银行(解放前中国北方最大的4家私营银行之一)任高级职员。李宗仁当选为国民党政府副总统后，请他当经济顾问，还送亲笔签名的照片给他。北平解放前夕，他不愿离开内地，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做有关国际贸易的研究工作。十年浩劫中，由于这些历史关系，他在刘少奇冤案中受到株连。“造反派”认为他是“银行老板”，认定他家地下埋有黄金，抄他家时掘地三尺。当然，地下什么也没有，而他因此吃尽了苦头。后来，“造反派”赶他去住一间平房。院子里没有自来水，吃水得用水桶到外边去提。“李宗仁的顾问”这个罪名很大，因此很少人敢接近他。他在狱中被关押了8年。出狱后，年老的他有次去提水，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从此半身不遂，卧床10年，后凄凉地辞世。

王光英很怀念二哥王光琦，认为他是很好的企业管理与国际贸易专家。想不到“文化大革命”竟使这个我国很缺少又急需的人才含冤而逝。

三哥王光超也是留美学生，学医。归国后起先也当教授，现在是国内知名的皮肤科专家，任北京北大医院皮肤科主任、工会主席。抗战时期，他与一位中共地下党工作者在北平西郊什坊院开了家诊所，以此为掩护，向京郊解放区和八路军秘密供应药品和医疗器材。这是一项极危险的工作，从事这项工作一经日军发觉就会被杀头。也许是职业的原因。他是王氏11个兄妹中惟一没有受到刘少奇冤案株连的。继母董洁如在十年浩劫惨死狱中时，他是惟一能亲抚母亲遗体的儿子。

王光美说：“我们小时，有许多年，一直不知道前面3个哥哥与我们是同父异母。我母亲视他们如同己出。大哥   刘少奇与王光英惟一的合影死后，母亲很悲痛，因而大哥在我们弟妹心中永远占着一个位置。我们11个兄妹，只有二哥、三哥是留洋的，下面8个都没有出国留学，而这8个恰恰都是我母亲亲生的。可见我母亲刻意培养非她亲生的儿子，她关心他们比关心我们更深更切。”

曾任新中国电子工业部副部长的四哥王光杰是董洁如亲生的第一个儿子。他是无线电专家，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王氏兄妹中最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1938年，即抗战爆发的第二年，24岁的他就奉地下党组织之命，在天津英租界设秘密电台，向延安党中央发报。此后，这电台的电波一直与党中央保持联系。解放战争中，他到了解放区，还把名字改为王士光。“士”与“四”谐音，这个名字含有他是王家第四个儿子的意思。王士光曾为解放区电信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党因此授予他“特等功臣”光荣称号。

五哥王光复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空军英雄，抗战期间，曾经在武汉等地上空打下9架日军飞机，是国民党空军中击落敌机最多的人。王光英夫人应伊利谈过一件有关王光复的往事。她说：“北平快要解放时，五哥奉命驾机飞南京。全家依依惜别。他在家吃午饭，为了安慰家人，他请全家饭后都站到院子里去，他驾的飞机起飞后要绕北平上空一周，以示向家人告别。下午2时，王家老少都在院子里仰望天空，果然看到有架飞机在空中盘旋。我们知道这是五哥在向我们告别。”

解放后，王光复飞去台湾。这位国民党的抗日空军英雄受到了国民党的排斥和歧视。他飞台时，国民党还不知道他有个亲妹妹嫁给了刘少奇；全国解放后，他们才知道他的妹妹竟是共产党第二号人物的妻子。于是他失宠了，不但不再被视为英雄，而且不准再驾机飞行，只限做地勤工作。后来，受尽委屈的他自动退役，黯然赴美经商，成了有名的资本家。

王光英排行第六，大妹(排行第七)是王光美。这对兄妹按排行计是最接近的，年龄只相差两岁，所以从幼年起就特别亲近，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王光美与人聊天时，常爱道及六哥：“光英从小学到大学都和我在一起。我和他每天一起骑自行车上学，放学时又一起骑自行车回家。……他从小喜欢体育和音乐。人们只知道他会唱京戏，却不知道他还会唱意大利歌剧。后来他在辅仁大学学化学，我在辅仁大学学物理。1983年，他去香港开办光大公司，向我辞行。他原先是抽烟的，瘾头不小。那天他在我家，把烟蒂掐灭在烟灰缸里说：‘这是最后一支了。如果我连香烟都戒不掉，那么，我还有什么能力去抵制香港这个花花世界呢?’”这个很小的细节，王光英自己忘记了，王光美却牢牢记着。王光英此后确实没有再抽烟了。

王光美语音温和，仪态庄重。她心灵深处虽有大的悲哀，仪态上表现出来的却是大的安稳，然而在刘少奇的骨灰洒向大海时，她的嚎哭令人心碎。平时，她能把一些暴戾的、令人在感情上不能忍受的事情说得很委婉。有次我问她：“听说你在狱中时江青要你每天洗40条床单，真有其事吗?”她微笑着说：“我倒是喜欢在牢房外洗东西，可以多呼吸新鲜空气。”林彪在十年浩劫中曾决定把她处以死刑并立即执行，但呈请毛主席批准时，毛主席批了“刀下留人”等几个字。王光美提及此事时总怀着深情说：“我真要感谢毛主席对我的救命之恩。”

王光美以下的4个妹妹，除老八王光中是优秀的幼婴教育工作者外，其他3个(王光正、王光和、王光平)都是颇有成就的医学界权威。

王氏兄妹11人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所以兄妹之间难免时常发生政治歧见和感情纠葛。因而王老太爷订了一条家规：“饭桌上只叙天伦，不谈政治。”

王光美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兄弟姐妹在填写干部或党员表格时，关于家庭成分这一栏，有的填‘北洋政府官僚’，有的填‘民国官僚’，有的填‘资产阶级’，也有的填‘知识分子’。各填各的，各不一样。”其实，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家庭，填写哪一种都难免有所偏颇。

王光英初会刘少奇

1949年春节，旧刑部街冷冷清清，高门巨宅的主人害怕共产党，甚至没有心情过春节，惟独门牌32号的王光英家的大门张灯结彩。应伊利说：“那年春节，是王家特别喜庆的日子，因为两老日夜惦念的那些去了解放区的子女可以回家团聚了。”去了解放区的子女中有一个便是王光美。

王光英说：“有一天，我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悄悄地告诉我母亲，光美已回到北平，过几天要回家省亲。她已经结了婚，丈夫是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刘少奇的名字。”

王光美回忆往事时说：“我一到香山就想给家里打电话。但当时党中央的驻地要保密，我自己不敢打。后来，叶剑英同志进城亲自替我打了电话，家里才知道我已经到了北平，并已经结了婚。”

王光英所说的那位“不速之客”，大概就是在叶剑英打电话后去王家通知的人。当时，王氏家族确实不知道共产党内有个刘少奇。王槐青听到这个名字后，曾待地跑到西单商场的旧书摊上买了一本日本人写的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小册子，才知道刘少奇外号“小诸葛”，是湖南人，此外就一无所知了。

王光美偕丈夫第一次回娘家是1949年4月3日。刘少奇不是特意进城拜见岳父岳母的。前一天(4月2日)他到城里出席中共北平市委的一个会议，散会后当夜没回香山，就住在城里，第二天趁便去了王家。

自从得知王光美已回北平后，王家两老就琢磨着如何接待身处高位的女婿刘少奇。王槐青念及刘少奇是湖南人，请他吃湖南的乡土风味。当时，北平西单牌楼有家不大的湖南馆子叫“曲园”，以湖南风味和湖南特有的长筷子而闻名，解放初期，这饭馆的常客还有朱德、陈毅等国家领导人以及著名画家齐白石，还有一些著名电影演员。

王光英与刘少奇第一次见面时正好30岁。后来他在一篇追念刘少奇的文章中写道：“见面那天，恰逢阳春三月好晴天，庭院里那两株海棠树，盛开着雪也似的繁花，一片喜气。我穿了我所有的西服中最好的一身，系上我所有的领带中最漂亮的一条……”

王家老人与新姑爷见了面，感觉他穿着朴实，平易近人，完全不像当大官的。刘少奇是瘦高个儿，两眼炯炯有神，当天他头上戴着当时工人中很流行的鸭舌帽，帽子底下头发乌黑乌黑的，身上穿着一套解放区生产的黑色粗呢制服，看上去衣领裁得不合适，脚上穿着一双布鞋。

刘少奇向两老问安后说：“两位老人家不容易啊!”他似乎对两位老人解放前的政治表现先做了肯定。

饭后，刘少奇与王光英谈话。王光美也在座。

“你在天津办化工厂，天津怎么样?”刘少奇问。

王光英感到有些不自在，有点后悔自己穿了那套“最漂亮的西装”。

“工商界很恐慌。他们对共产党很陌生，疑虑重重，惶惶不安，心中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为什么?”刘少奇问。

“他们害怕共产党会像斗争清算地主那样斗争清算资本家。”

刘少奇没有再问下去，点点头说：“过几天我要到天津去看看。”

“你自己的企业怎么样?”刘少奇又和蔼地问。

“我不想当资本家。”他说，“我是学化学的，有一技之长。我可以到化工厂当工程师，也可以到学校当化学教员。我在辅仁大学当过一年助教，用不着企业和资本，更不想落个剥削工人的罪名。我们兄妹中有许多共产党员，所以我也想参加中国共产党。”

刘少奇说：“我们的党员、干部多得很，不缺少你一个。今后，我们仍十分需要党员、干部，但同时也需要爱国的、有本事的、能够与共产党合作的资本家，共同努力发展生产，建设新中国。还希望资本家中的先觉分子，在本阶级中起带头作用、桥梁作用，把大家发动起来。工人把资本家叫做‘大肚皮’。你能不能穿着‘大肚皮’的衣裳，把屁股坐到工人阶级这一边来呢?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你对新中国的建设，将比你参加共产党有更多的作为。”这段话影响了王光英的一生。

王光美后来谈到，她当时注意了王光英的反应，他没有愠色，没有失望，反而爽朗地对刘少奇说：“我明白党对我的期望了!我会把这个期望作为我前进的方向的。”

据王光英回忆，那次刘少奇还和他谈及了“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的问题。刘少奇认为英雄都是在时势的需要中出现的，做爱国的资本家，也是时势的需要。

王光英希望刘少奇日后多给他一点见面的机会，譬如约好一年一次，与他谈谈话，为他指点指点今后行动的方向。不过，他们后来见面机会并不多。有记录可查的只有一次，而且不是两人交谈，而是王光英及其兄妹们一起到中南海王光美家聚餐。刘少奇向他们谈的只是一些原则性的道理，那是在1959年。现在留下的惟一可纪念的东西，是一帧王光英与刘少奇相对而立、正在交谈的照片。那是两位年轻记者有感于王光英对新闻记者的态度一直很热情，特地跑到新华社的图片资料库中好不容易找到的。

那次初会，王光英未能免俗，跑到西单牌楼一家百货店买了一条驼灰两色交织的方格薄羊毛围巾作为礼物送给刘少奇。他说：“这条围巾，我看到刘少奇用了许多年。有次我在报上看到他出国访问时也用这条围巾，似乎没有换过另一条，也许一直用到最后吧!想不到‘文化大革命’时这条围巾成了他的、也是我的一条‘罪状’，说刘少奇被一条资本家的围巾套住了脖子……”

(本文摘自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光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