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喧哗，封山闭关 （2005年2月17日，台北国际书展）

众声喧哗，封山闭关 （2005年2月17日，台北国际书展）
 
    
  王力行 ：
　　 各位余先生的书迷，大家好。
　　一九九二年余秋雨先生第一次来台湾，带来了《文化苦旅》这样的大礼给台湾读者，后来不断都有好书送来。这次他又带来了另一个大礼《借我一生》，这本书是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新体验。
　　余先生的作品，以一个文化思考者的角度揭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秘密，又以细腻感人的笔触叩问人生内涵，给广大读者带来极大的冲击。他的演讲，具有同样的魅力。
　　这些天陪着余先生参加很多活动，听他回答不同族群的各种问题，发觉他是个“大扣大鸣，小扣小鸣”的人。从日常生活困惑到人类文明大局，他都能从容回答，给人教益。今天在这个国际书展中演讲，当然要让他谈谈当代人的阅读。在余先生讲完后，请在座的读者发问。
　　现在欢迎余秋雨先生。 余秋雨 ：
　　 大家好。
　　 在这么一个大型书展上，我不想谈自己的书，而想谈谈整体意义上的阅读。
　　 记得很多年前我在高雄的中山大学也作过一次有关阅读的演讲，是由余光中先生主持的。那个演讲曾引发当时在座的刘维祺校长聘请我担任客座教授的念头，可惜我脚头太野，难以应允。那个演讲曾被印行在一本书里，因此今天不能重复。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所以决定先把那次演讲的基本观点交代一下，然后再引出我今天的重点，这样好不好？
　　 我那次说，在信息爆炸的现代，“开卷有益”的说法十分危险。事实上，当你占有了一本书，这本书也占有了你。你占有书，是一种不知内容等级的冒险；书占有你，却是实实在在消耗了你不可重复的一个生命过程。这种消耗，是一种表面温柔实则残忍的生命剥夺。
　　 因此，我在那次提出了几条阅读建议。一是要读第一流的好书；二是要读得少而精，不可贪多；三是要选与自己有缘份的书，也就是在第一流的好书中寻找自己能读得下去的书。这三点，第一、第二点比较明白，第三条却需要解释几句。我说，古今中外第一流的好书不少，其中只有极少数与你的生命亲密对应。这样的书，一旦见到如遇故人，不忍释卷，证明你与世界上的某位重要作家有“同构关系”，只有找到这种关系，你也就找到了逼近伟大的缆索。因此，找书，其实是找自己。
　　 在这三点建议的基础上，我今天要向部分读者提出一个新的建议。那就是： 一个人不妨集中一段时间，像宗教家的封山闭关一般，为自己营造一个安静的阅读道场。
　　 提出这条建议，与这些年来人类资讯的进一步超常迸发有关。
　　 显而易见，在这样的年代，随波逐流的阅读，已经无异于文化自残。
　　 这不是危言耸听。环视四周，我觉得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都还过于自信。总以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在信息狂浪间中流砥柱，在书海字潮间巍然屹立。其实根本不可能，正如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说，面对资讯时代，即便是资讯界的前卫领袖也非常被动，在心理承受上都还没有做好下一步的准备。
　　 不仅是传媒界领袖，而且连最冷静的智者也会裹卷在里边。对于媒体间大量刺激世俗民众的资讯，智者们开始往往是鄙视和怀疑的，因此进行评论，但评论本身就是一种介入。一批智者的出现必然会引来另一批观点不同的智者，互相辩论，口才滔滔，结果就为这些资讯大大地加添了份量，快速扩充为社会事件，甚至还沾上了文化色彩。但是，事至如此，仍然无改于那些资讯本身的低俗和无聊。所不同的是，这种低俗和无聊已构成了社会适应，今后只能追求更刺激的内容了。
　　 鄙视－评论－加重－适应，这么一个“智者公式”，天天在我们身边一遍遍发生。看似热闹，却加速了社会的沉沦。大的不说，只举其中一端，不知大家发现没有，这些年来，我们的很多媒体几乎已经很难阻挡任何一个谣言了。只要有人敢于造出来，人们对它的好奇、期待和传播立即使它流光溢彩、无远弗届。老话所说的“身正不怕影子歪”、“谣言止于智者”、“谣言不攻自破”等等，全归无效。
　　 当绝大多数谣言都已经难于阻挡，民众也就成了全方位吸纳谣言的人。每个人的肚子里都吞食了无数个谣言，真可谓另一种“食言而肥”。他们受到的伤害，比谣言的直接攻击者更大，因此，现在说“谣言杀人”，“杀”得最多倒是吸纳了谣言、并适应了谣言的广大民众。
　　 这种让人沮丧的情景，在书籍传播中也已广泛出现。与传媒相比，书籍可以更自由地玩弄在各种制造者手中，几乎是毫无控制地直接投入流通，因此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严重性。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如果由于厌烦传媒的纷乱而想退归书本，很可能是从一个险境进入另一个险境。
　　 如果害怕这种情景，连书也不读了 ，那又会让我们的生命彻底失重，更无力来面对世间的险恶了。
　　 怎么办呢？我们必须构想对策。
　　 我在上海成立了一个“读书人俱乐部”，请一些可靠的学者推荐好书。我说，我们已经无力在大风大浪的书海中游泳了，只能寻找一、二个安全的岛屿。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在心头筑岛，也就是要阶段性地“封山闭关”。
　　 对于这个建议，我有以下两方面的说明。
　　 一，我们天天遇到大量困惑，想要通过读书来解惑，又总是时间太碎。即使对于刚刚出版的重要著作，也只能匆匆浏览、寻章摘句。在这种情况下，阶段性的集中学习，倒是一个最为经济的方法。平日大家都心猿意马、神不守舍，那么，就把心定住，把意拴住，把神守住。虽然不一定要移宅而居，却也应该闭门谢客，减少应酬，基本不去理会阅读之外的资讯，即便是行路、散步，思路也不离正在钻研中的典籍；
　　 二，这样的集中阅读，若要达到最高效果，必须进入一个非功利的纯个人境界。所谓“非功利”，包括学术功利。为了博士论文或教职晋升而集中阅读，由于目的性太强，大多缺少那种“咀含不尽，静虑顿悟”式的沉浸深度。所谓“纯个人的境界”，是指真正开启自己的灵魂，与典籍相融，因此整个过程应该是寂寞的心灵秘语。
　　 作为现代人，“封山闭关”的时间不能太长。短则一月，长则半年，然后再出关入世，重新打开视听，必是一派高爽。入世时间久了，又会发现精神资源渐渐枯竭，那就可以再一次“封山闭关”。
　　 我提出的这个建议，凝聚着我半辈子的人生经验。
　　 我这个人，对于文人茶叙和学术论坛，历来没有兴趣。我的学术功底，都是在密室里暗暗打造，我的精神修炼，都是在偏僻处独自完成。
　　 原先，我以为那是在一种险恶政治气氛下的无奈选择，后来慢慢明白，这种无奈选择也是最佳选择。
　　 很多台湾朋友告诉我，他们最初看到《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书的时候，最惊讶的不是里边的学识和文笔，而是那种与当时中国大陆狞厉、虚妄的社会政治气氛相去甚远的干净和安静。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似乎在无意间证明了自己与身边时空的文化隔离。
　　 在正常的文化环境里，多数人当然不必为避祸而潜迹苦读了，现在遇到的危险正相反，是阅读的功利化、即时化、浅薄化、琐碎化。
　　 因此，要提倡另一种意义上的“封山闭关”。虽然我知道永远也不会有很多人这么去做，但还是希望能有一些年轻的读书人去尝试。
　　 人再少，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眼光、一个方位、一份冷静。
　　 这让我想起了已故日本艺术家团伊玖磨先生，前不久我为他的散文全集《烟斗随笔》中文版写了序言。他长期住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没有电视、收音机，拒绝各种社会信息。二十年前他来中国时，就与我谈了岛上的渔民、邮局、台风、蚊子和半夜犯病的狼狈。他每年有九个月时间住在岛上，写作，作曲，剩下三个月漫游世界。有人怀疑，他不与世俗接触哪里来文学和音乐的素材，而他则庆幸自己的这种隔绝生态。他不订报纸，但偶尔看到，就会觉得东京天天发生那些“新闻”，多半是大同小异的炒作和编造。由于自己离开了三百公里，远远看去，全部成了滑稽。他很满意自己的这种观感。
　　 至于创作素材，他一点儿也不愁。《烟斗随笔》是他写了整整三十六年的连载作品，在日本无人不知。他七十六岁时决定结束这项写作，写了一个后记，我很喜欢，不妨在这里读几句：
　　 今年又到了真正的秋天。
　　 秋天，是在落叶中了结一件事的季节。到了向长年与本文同在的广大读者告别的时候了。
　　 再见！
　　 我不会再回来。老人是要离开的。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他渐渐远去的背影。
　　 老人哼着久远的时调走远了。
　　 大寺香袅袅，
　　 升空化雨云。
　　 我想，在现代都市的尘浪中，整整三十六年从太平洋小岛上传来的文字和音乐，包括三十六年后这个哼着久远的时调走远的背影，都会时时提醒人们，真正的文化是什么。
　　 被提醒者未必会去寻找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岛，但他们可能会在日常生活中增加一点宁静的深度。
　　 因此，我所说的“封山闭关”，是一个美丽而诱人的永恒境界。
　　 谢谢大家。 现场交流 问一：
　　 看了您的书，感觉您的生命经历得天独厚。从小就开始帮村人写信记帐，到文革灾难中避祸苦读，再到后来辞职出走。请问您在人生过程中的决断力从何而来？ 余秋雨 ：
　　 年轻时在困境中作出决断，一半是环境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一半是受了父母、祖母、叔叔的影响，有点主动。相比之下，我的父母温和老实，而祖母和叔叔却具有果敢的决断力，我在这方面受他们两人的影响较大。
　　 长大之后，对我的决断力影响最大的，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沙特。他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任何人的本质都不是预定的，而是取决于个人的实际存在。存在的概念很深奥，讨论起来太复杂，我们可以理解的只是，存在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的选择过程。于是，我们看到了“选择－存在－本质”的三段论：由一次次具体的选择决定存在，又由存在决定本质。一次次具体的选择有可能掌握在各人手中，那么，人生的本质也有可能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领悟这种人生哲学之前，我们每个人似乎都被许多不可控的“本质”束缚着。例如，家庭背景、家学渊源、社会阶层 …… 。 在大陆，以前是由“阶级出身”决定一生命运，如果父亲是地主，就一辈子抬不起头，也就是说，决定于生命存在之前。后来改革开放，社会观念变了，很多人倒过来辛苦地编织着自己的家族与李鸿章、袁世凯、盛宣怀等等权贵的关系，否认自己的祖父来自农村。其实，这是阶级出身决定论的另一种版本。
　　 再后来，学历吃重了，很多人又怨恨自己误生在中国大陆而与国际名校无缘。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他们都不在乎真正的学识和能力，只在乎学校和学位的名称。其实，学历只不过是一种浅表存在，焉能决定一个生命的整体存在？
　　 此外，还有很多其他强大而又错误的决定因素。例如，省籍、市籍，也是目前中国大陆一个极敏感的话题。一报某些省籍，连找工作，找恋人都会产生麻烦，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就像我们台湾的省籍情结、族群撕裂一般。
　　 沙特的学说否定了这一切。
　　 生命的本质、价值、尊卑、高低，完全由自己选择，根本不决定于门第、地域这些外在因素，也不决定于学历这样的半外在因素。
　　 沙特的意义更在于，他指出了选择的即时性、偶然性，承认了“一念之差”的充分可能；同时他又肯定这种即时性、偶然性选择的结聚成果，即大量选择的叠加和混杂会导致很惊人的人生差异。
　　 我这样讲沙特，大概也算回答了您的问题。忘了在哪一天，当我终于明白了自己的生命具有不被各种概念事先限定的自由，明白了自己手上每时每刻都紧握着改变生命质量的权利，那么，我的决断力就产生了。 问二：
　　 请问，主张不断的选择，会不会让年轻人不安心自己眼下的学习和工作，经常见异思迁？您在选择的问题上，对年轻人有哪一些忠告？ 余秋雨 ：
　　 一，选择的重点不在于专业和职业，而在于态度和境界。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任何一个人在专业和职业上的选择不大自由，而在态度和境界上的选择却具有充分的自由。严格说来，不管什么地方、什么职位，都有可能把事情做得极好，或极差。沙特在一个剧本中表明，即使被关在监狱里，都有可能选择做英雄，或叛徒。我前面说到的那位朋友，就在监狱里作出了重大选择。
　　 在日常生活中，选择的余地更大。例如今天去听课，发现这位老师讲得很不好，这是我在读大学时经常遇到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有多种选择：一是找借口离开课堂；二是似听非听地傻坐在那里；三是干脆打瞌睡。但我当时却作了第四种选择，那就是仔细听老师讲的每一句话，认真分析他讲不好的原因，设想着如果这个题目由我来讲，应该如何重新调整重点，重新布置逻辑。我还会把这种设想，快速地记下来。
　　 当时，我无法作出第五种选择，那就是直接指出他的课讲得不好，而且不好在哪里。因为我觉得自己还缺少让他信服的资格。但很多年后我还是做了这件事，那是在我担任这所学院的院长之后。
　　 现在我在外旅行，常常遇到飞机延误。这也会面临多种选择：一是无聊地在机场逛来逛去；二是打听清楚延误的时间，驾车回城，到时候再回来；三是退票，改日出行；四是与其他旅客一起与航空公司吵架。这四种选择中，看似聪明实则最笨的是第二、第三种，因为这在时间上实在太得不偿失了。我一般选择第五种，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写一篇短文。
　　 二，如果要在专业和职业上作重新选择，当然也可以，但是在此之前一定要认真地经历一个磨合期，看看自己在这项工作上能发挥到什么样的最佳状态。在最佳状态上作重新选择，才是真正有价值的选择。有人会问：出现了最佳状态为什么还要作重新选择呢？我的第一个回答是：只有爬到了顶峰才会看到眼前还有更美丽的山，才会知道自己还有足够的脚力；我的第二个回答是：只有爬到了顶峰才会发现那里的地盘很小，不宜长久安驻。
　　 我认为最不好的状态是：完全不知道顶峰在哪里却不断地更换山路，一次次从半坡退回原地，每次都汗流浃背，每次都暗自沮丧。
　　 这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状态。正面的状态是，每次重新选择都构成积累；负面的状态是，每次重新选择都带着后悔。
　　 我这一辈子，年轻时的很多选择权利都被剥夺了，当我终于获得比较完整的选择权利的时候，已经三十出头。因此，我非常珍惜这种权利。初一看，我经历过很多次重大的重新选择，正如大家知道的，先做学术研究，再做行政管理，又做散文作家，还做历险考察，直到现在，选择无所事事的悠闲 …… 可以安慰的是，除了现在这次选择还不知道会怎么样，以前的每次选择，我都尽力做得最好，不是小范围里的最好，而是大范围里的最好。我发现，如果是在前一项工作不顺遂的时候作出重新选择，或者在前一个选择出现衰势的时候作出重新选择，都会形成一个逆向否定结构，而这样的否定结构又会造成复杂的恶性循环，影响今后。例如，我如果在院长做得不太好的时候才提出辞职，新任的院长必须要改变我的工作路线，随之改变相关的人事体制，这会使他不好意思再见我，而我也不好意思再回去。因此，我选择工作状态最好、学院名声最大的时候离开，彼此皆大欢喜，前后顺畅连贯。
　　 借此我可以奉劝年轻朋友，当事情做得不好的时候，不要立即选择离开，最好再坚持一下，看看能不能努力把它做好。做好了，才考虑离开。记住：只有精彩时的选择，才会选择更加精彩。
　　 三，重新选择，就要果断地放弃昨天。我前面所说的“积累”，指的是精神素质，而不是职位利益。我看周围有些朋友的所谓“重新选择”，其实是重新搏取，以前的一切都不放手。他们篮子里的东西越来越重，根本没有脚力来走新路了。我的经验是，既然作了重新选择，以前的东西再好也要挥剑割舍，不要拖泥带水。我如果不放弃学术研究，当然也能做院长，但做不好，因为行政管理本身是一项需要全身心投入的繁忙专业，半点松懈不得。后来我辞职了，如果还像国家文化部建议的那样挂着一个“名誉校长”或“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头衔，怎么还能孤注一掷地投身历险考察？历险在那些恐怖地区，不仅要彻底忘记自己曾经有过的头衔，而且还要彻底忘记自己的任何重要性，否则根本不可能天天在那样的地方觅食、寻宿、躲枪、逃奔达半年之久。
　　 那么，我可以借用大家熟悉的徐志摩的诗来定义“重新选择”了：
　　 悄悄地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地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问三：
　　 我即将到美国留学，专业是影视人类学（ Visual Anthropology）。但我对这个专业还缺乏基本的了解，请问这个专业有发展的前途吗？ 余秋雨 ：
　　 这位小姐的问题太专业了，今天在座的听众那么多，大家未必会有兴趣。但是我又相信，人文领域的任何专业都应该存在专业之外也可理解的一面。
　　 我试着说几句，看能不能让大家听明白。
　　 影视人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产生才十几年。刚开始时，偏重于在田野工作中用影视手法表现人类学课题，后来渐渐有了镜头下的社会文化比较研究。
　　 但是，我对这门学科的兴趣点在于影视和人类的关系。自从有了影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就不大一样了，有加深，有拓宽，有改变。人类第一次通过影视手段，发生了大规模的互窥、互訉、互扮，而且这样的事情还在快速膨胀。从此，谁也躲不过他人的关注，只要他人有兴趣；谁也裁判不了任何一个难题，只要他人有异议。因此，可以说，影视重新发现了人类，又重新组织了人类。
　　 大家已经看到，欧美国家经常会连续好几天直播一批人故意封闭的日常生活，收视率居然不低，人们注视的是人类在最平庸状态下生态和心态的底线，观察同类也就是观察自己。有的直播节目复杂一点，为一些真实的参与者安排了不少挑战性的项目，参与者在行动过程中互相之间关系的改变，带动广大观众情绪的改变。这种节目，显然更贴近人类学，而不是艺术学。
　　 台湾的电视很丰富，也很活泼。除了新闻节目外，诸多的谈话节目对于生活的快速参与，已成为实际生态的另一半。在我看来，更具有一点影视人类学色彩的，倒是像“全民大闷锅”这样拟态扮演的嬉戏性节目。正是这种拟态扮演，使当今社会上发生的种种时髦事件，不管是剑拔弩张的，呼风唤雨的，还是装腔作势的，令人反胃的，全都变成了游戏。也许有的观众会认为这样的节目“不太正经”，但我要说，太正经的研究属于历史学，太正经的造型属于政治学，而年年岁岁老榆树下白头冬烘乱说天下兴亡，天天黄昏旧土墩上黄毛小童模仿神鬼将相，说完扮完把一切付与炊烟灯火，才算人类学。
　　 影视人类学又要从人类生态的角度考察这些影视行为的意义、前景和底线。例如，什么样的互窥、互扮能够获得许可，什么样的互窥、互扮将会损害人们的生态安全；什么样的“假戏真做”能让人畅怀大笑，而往前再走一步却会造成对社会的骚扰。
　　 当然，影视人类学远不止这些内容。依我的想法，这门学科应该着重研究影视超大规模的“直观”因素和“仪式”因素对人类感知系统所产生的征服力量，而这两种因素，恰恰又是人类在原始时代的群体心理基础。如果最现代的可视文化与最古老的原始文化接通了血脉，那么，人类的自我认识也许会更完整、更超脱一些。
　　 我要对这位提问的小姐说，你选的专业不错，但至今还处于创建阶段。因此，不要过多地去探究学理，而应该尽力去参与实验。越是丰富的实验数据，越有助于这门学科的学理创建。
　　 还是讲多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