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命运”挑战

向“命运”挑战

                     ——读《墨子》

摘要：

正文：

在墨子生活的时代，有命论盛行于世，更准确的说，有命论一直是一种非常有生命力的思想，世世代代深刻地影响着人们，人们早就形成了关于有命论的思想，根深蒂固，不易动摇。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命”往往与“天”并称，《诗经·大雅》中说：“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尚书·西伯戡黎》中载：当殷纣王闻知西周伐黎时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这两处所说的命都是天命，是指秉受于天不为人力所改变“定数”。（陈克守，2007:117）但是，墨者不吃这一套，墨者一直以勤劳闻名于世，他们认为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生活而不是把一切归咎于“命运”。

有人认为，国家的兴亡治乱，百姓的贫富冷暖，以及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声色犬马都是“命该如此”，宣扬“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墨子非常不屑这种观点，他认为有命论是国家社会的大害，是“国家之富，人们之众，刑政之治”不能实现的主要原因，墨子在《非命下》中说：“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穷人”是指穷途末路、没有出息的人，他认为，有命论是统治者推卸责任的谬论，是懒惰从事、无所作为的懒汉懦夫的借口。统治者平时重于享受，不勤于政事，暴虐百姓，国家灭亡时，他不会说：“我疲弱无能，我治政不善”，但却说：“我命中注定要亡”；而穷民不侍奉父母，不侍奉国君，不恭敬节俭，好吃懒做，生活陷入难堪的境地，但同样的，他不会说：“我疲弱无能，我做事不勤快”，他只会说：“我命中注定要穷”。因此，墨子认为有命论就是借口的代名词。

墨子认为有命论是一切凶恶祸害产生的根源，不可不进行猛烈的驳斥。因此在《非命上》的一开始就驳斥有命论。王公大人都认为一切由命决定，有再强的力也是徒劳，因此墨子最先证明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命”，既然命都不存在，那又何来的“命定一切”的说法呢？墨子用三表法来证明命的虚无。墨子认为“言有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即第一对事要追根溯源，第二要推究它的缘由，第三要用之于实践。

首先，从对事追根溯源的角度讲，“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我们该向上去探求古代圣王的事情。“古者桀之所乱，汤受而治之；纣之所乱，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为渝，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岂可谓有命哉！”世道并没有改变，人民也没有改变，客观条件是一致的，但是桀纣为国君时天下大乱，汤武为国君时天下大治，因此可见，治和乱并不是天命注定的，而是靠人为的努力，这是从历史、从圣王的角度来证明命的虚无。

其次，从推究事物的缘由的角度讲，“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向下考察百姓耳目的实情，看看百姓有没有耳闻目睹“命”的存在。“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这里说明墨子认为只要有人听过、见过就有，否则就没有。墨子接着又说“然胡不尝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若以为百姓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为法，然则胡不尝考之诸侯之传言流语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闻命之声，见命之体者乎？则未尝有也。”从古至今，没有百姓见命之体，闻命之声。甚至墨子为防止人们用百姓的愚笨来反驳他的观点，又列出了智慧高人一等的诸侯，他们也未见识过命，以此来说明在人们的经验里，没有关于命的存在。但是，这个论证太过薄弱和牵强，命本来就是个抽象的东西，无形无声，就像空气一样，人们同样也感受不到空气的存在，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说命和空气一样是人生存的必需品，只是认为这里，墨子为了证明自己的思想而过于急躁了，举出了并不具备说服力的例子。

最后，从用于实践的角度讲，“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把有命论应用到刑事与政务方面，看它是不是对国家和人民有利。古代圣王颁发宪令，制定赏罚的措施，总结来说，贤则赏，暴则罚，这本是根据臣民的表现来赏罚的，但是有命论者却认为臣民得赏是因为他命中注定要得赏，并非因为他贤；臣民被罚也是因为他命中注定要被罚，并非因为他暴。在这样的思想下，人们不会注重自己的言行和修养，也不认为不忠不义是无法令人容忍的，因为他们抱着一切由命决定的思想，他们认为努力了也不见得能得赏，堕落了也不见得被罚法。这样看来赏罚就不能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社会就会混乱，国家也就得不到治理。这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的，如果从百姓之利的角度讲，“昔上世之穷民，贪于饮食，惰于从事，是以衣食之财不足，而饥寒冻馁之忧至，不知曰‘我罢不肖，从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贫’。”如果老百姓相信有命论，那么他们就会好吃懒做，导致贫穷也不会反悔，而是会认为是天命如此，所以，不管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讲还是从百姓利益的角度讲，有命论都会导致消极无为的思想，是祸害的根源。

墨子用三表法说明了两点问题：天命是不存在的；有命论是有害的。

既然驳斥了有命论，反对天命对人的影响，那么就要提出影响人的因素。墨子提出了“强力”之说，认为任何事情，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要通过努力劳作来获得发展。总结《非命下》，就是“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煖，不强必寒；”墨子强调了“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就是指努力工作，天子要努力劳作保证国家之治和国富力强；王公大人要努力劳作侍奉君主，为君主分忧，为天下苍生谋划；农民要努力劳作、耕种田地生产粮食，妇女要努力劳作养蚕纺织，使人们衣食丰足，总之，无论是什么阶级的人，都要努力的劳作。这里，无论什么阶级都要通过努力劳作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还体现了阶级平等的思想，这跟墨子的阶级地位是有关的，墨子本身就是劳动者，他创立的墨家学派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劳动人们的利益，因此他会反对不劳而获的行径，因为不劳而获，层层推算下来，从根本上讲，剥夺的就是劳动人民的利益。墨子认识到人的本质就在于劳动，他在《非乐上》中提到：“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这里的力指的是劳作的能力，这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人与动物本质的不同。墨子最关心的就是农业生产的问题，他鼓励人们不断的去劳作，但是并不是无限度的劳作，在有关“节用”的章节中，墨子讲的很清楚，生产出来的东西足够使用就可以停止了，再生产也是浪费。或许有人会拿《天志》里的思想来反驳墨子的非命思想，认为墨子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天志》之中强调了天对人的影响和作用，说天会让一个国家灭亡也会让一个国家兴盛，会让一个人获取政权和人民的赞誉，也会让一个人失去政权和被人们辱骂，这不正是天注定的吗？然而，我们不要忘了，为什么天会惩罚一个人、一个国家，或者奖赏一个人、一个国家呢？天的奖赏或惩罚根据的正是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如果这个人努力劳作，做好自己该做的，那么才会得到天的青睐，如果这个人懒惰骄纵，违反道义，那么天就会惩罚他。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墨子对古代圣王和暴王的对比中看出来。正如墨子自己所说：“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天命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由我们自己得到的。无论好坏，都是由自己的言行和是否努力劳作决定的。因此，非命思想也就可以用来解释为何墨子会提出“尚贤”是为政之根本了。墨子认为“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反对亲疏远近尊贵卑贱的等级之分，也反对血缘之亲的无故富贵，提倡任人唯贤。那么，在这样的任人唯贤的社会里，想要做官，就必须达到贤的标准，要达到贤的标准，那必然要注重“强力”，不断修正自身、不断努力，通过奋斗，不断改变自己，提高自己的修养，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对所谓的“命运”的不屑，更容易激起人们的上进之心，使这个社会保持进步的步伐，而不是安于自己以为的早就决定好的命运，不去做任何努力，不指望任何改变。非命思想，是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良药。

在现代社会中，非命思想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社会里，“命中注定”的思想并没有消失，我们时时可以听到关于算命、看面相的消息，甚至现在这些都以电脑等高科技作伪装，从以前的掐指计算变为现在的电脑计算，其实看的明白点的，电脑计算不就是设计出的一个计算程序吗？但是人们往往热衷于此，乐此不疲，特别是现在流行的星座运势，很多人竟以此作为自己每天的行动指南，若说今日适宜穿红色衣服，那么他绝不穿白色衣服出门。不可否认，这是一种文化，但是我们作为接受了新教育的人，应该沉迷于此，相信所谓的运势吗？人世中是有很多的必然因素是人无法改变的，但是人照样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事方式或者努力去改善环境，而不是用“命中注定”作为自己不思进取、消极避世的借口。有命说就是相信一种不可抗拒的神秘必然性，这是一种宗教唯心主义学说，它的要害是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要人们服从命运的支配，不做改变现实的努力。墨子非命而强力，否定命运的存在，要人们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现实，这是就“强力而为”的理论。从哲学路线上说，这属于唯物主义，是提倡积极有为的人生哲学。主张自主自立、相信自身的力量，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强者的哲学。从阶级的观点看，劳动人民在几千年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如果相信有命说，就会安于现状，永远不会改变其社会地位。只有依靠强力，向命运抗争，才能解放自己。墨子的非命强力说，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的。（陈克守，2007:130）因此虽然我们的科技在发展，文化也在不停的丰富，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提倡墨子的非命思想，将墨子的非命思想灌输给每个人，以此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周才珠，齐瑞端，墨子全译，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

陈克守，桑哲，墨学与当代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