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中国银行体系的三大潜在风险

警惕中国银行体系的三大潜在风险

□大量贷款集中进入某些行业，或会导致严重产能过剩，不仅使商业银行面临巨大信用风险，也使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增加。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里很多项目并不产生效益，没有可靠的还款来源，因此，巨额的融资贷款风险一旦爆发，后果难以想象。

　　□因为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从而使得整个社会都在滥用具有公共性质的银行体系，可能会出现“公地悲剧”问题。

　　■易宪容

　　由于银行体系在融资比重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因此中国银行（601988）体系风险的高低决定了中国金融体系安全性的高低。在四大国有银行股改上市完成之前，中国银行体系一直存在不良贷款率高、风险较高等问题。股改上市之后，国内银行业成绩斐然，特别是在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中，更是体现出其较强的抵御风险能力。但是，成绩的背后，系统性风险也在集聚，亟须引起严密关注。

　　资产泡沫隐患与流动性风险不可不防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国内信贷扩张出现空前增长。2007年底，M2余额为403401亿元，到2009年9月底达到585420亿元，同比增长为29．3％，增速比2007年底加快12．6个百分点，比2008年底加快11．5个百分点。2007年底，各项贷款余额为261690亿元，到2009年9月底达到413854亿元，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各项贷款急剧增加152164亿元，增幅达58％以上。而2009年商业银行信贷增长估计可达10万亿左右，是历史最高水平2007年的近3倍（2008年不可比性，因为从2008年11月开始，救市政策出台，信贷增长突然加快）。

　　M2快速增长，说明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市场流动性非常充分。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它可以稳定市场预期、促进投资增长、为企业发展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创造良好的资金环境。不过，它也会造成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推高资产价格并形成资产泡沫隐患与风险等。

　　另外，据《2009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快速增长的银行信贷主要投向两个部门：一是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二是房地产市场。这就出现了问题：当大量的银行信贷资金集中进入少数行业时，不仅会导致制造业严重的产能过剩，还会导致一些基础设施领域也出现严重产能过剩，比如某些公路和铁路，虽然从长远看是有必要的，但投资太早会出现没有车流量的问题，商业价值低，银行信贷风险增大。

　　如果大量资金集中进入这些行业并出现基础设施的产能过剩，不仅使商业银行面临着巨大的信用风险，也使其流动性风险增加。

　　2007年底，商业银行的中长期贷款余额为131539亿元，占整个贷款比重为50％左右，2009年10月底，中长期贷款余额为214211亿元，比2007年底增加近82672亿，增长了63％，占整个贷款比重达到了54．5％，比2007年底提高了4．5个百分点。从银行的资金来源来看，2009年10月底居民与企业活期存款301753亿元，占整个存款比重达51．4％。在国内证券化市场不发达或不完善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所占的比重过高，容易形成信贷的期限结构错配，造成国内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这一点，似乎已得到重视。最近，国内各商业银行都希望通过上市融资的方式来补充其资本金的不足，就是为了降低商业银行可能面临的流动性风险。

政府融资平台快速膨胀隐藏巨大风险

　　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信贷扩张还表现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快速膨胀。

　　来自监管部门的相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各级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有8000多家，银行贷款余额近6万亿元。在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中，项目贷款余额近5万亿元，占全部融资平台贷款的比例已超过80％。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快速膨胀，是借助于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救市政策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会借助地方政府权势，采取各种方式套取银行资金。比如，它们可能会利用自身的强势地位，违规侵占信贷资金、改变资金约定用途、占用信贷资金长期不归还等。

　　可以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里很多建设项目并不产生效益，没有可靠的还款来源，要完全依赖地方政府其他收入偿还贷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许多建设项目基本上是以地方的城市基础建设为主导、以公共服务项目为基础的，因此，其商业化、市场化的程度低，导致自然投资收益率低甚至没有投资收益。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城市基础建设的项目往往又是地方官僚寻租与设租的主要途径与方式。这些项目的实施者以公益建设的名义把这些项目的预算无限增大，以便增加项目标的金额总量，提高寻租、设租几率。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信用贷款仅是依靠地方政府财政还款，风险巨大。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地方政府财政来源的最重要途径是“土地财政”，如果当地政府能够把手上的土地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地方政府还款自然没有问题，但由于“土地财政”，也导致了各地方政府极力地推高当地房价，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还款能力是以当地房价上涨为基础的。

　　还有，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以当地政府的“土地财政”作为担保的，而且是通过地方政府的权力进入当地融资渠道（地方商业银行及信用社），因此，它们必然会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套取商业银行的资金或过度使用公共性融资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整个经济的周期性调整以及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无法承受，表面上是独立法人实则为政府附属单位的各类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存在的潜在风险会自然显现。地方融资平台6万亿的融资贷款风险一旦爆发，后果难以想象。

　　警惕金融市场发生“公地悲剧”

　　金融体系是一种公共产品，也是一块“公地”，但它是一种无形资产，产权界定非常困难。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组织来制定游戏规则并保证这些游戏规则有效执行，那么金融市场的每一个当事人都有可能过度使用这个金融体系的资源，直至其资源耗尽。所以，如金融过度交易、金融衍生工具过度盛行、金融杠杆过高、“金融创新”过度、没有受监管的对冲基金过度发展等不规范发展导致的金融体系不稳定就容易使金融市场发生“公地悲剧”。

　　从金融体系的基本特性来看，任何单个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的金融机构）所采取的行动都会产生巨大溢出效应或存在经济行为的外在性，这种外在性会影响其他金融机构的利益。因此，金融体系便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当市场失灵时，往往会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缺乏效率，金融机构行为看上去似乎合理正常，但实际可能会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无效率，这也是一个“公地悲剧”问题。

　　中国银行体系也存在上述问题，其系统性风险表现为金融监管部门的独立性不足，从而使得整个社会都在滥用具有公共性质的银行体系。从2009年中国的商业银行突然爆发10万亿信贷增长的情况来看，尽管这是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但是从这个现象中却透露出市场的每一个当事人都在过度使用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银行体系。

　　在政府方面，它希望通过这个银行体系的信贷增长来减轻外部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冲击、稳定市场预期、促进投资快速增长、为企业发展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创造良好的资金环境等；在生产企业方面，它希望从银行获得低成本的资金来减小其金融约束，争取更多的资本运作资源，以便让企业利润能够在短期内快速增长等；在商业银行方面，它希望通过过度使用这个体系来争取其更大的市场份额，增加其利润，提高银行组织的竞争力等；在地方政府方面，它希望能够套取银行体系更多的资金，来完成其名义上的当地城市基础设施等公共建设，实际上为相关的当权者创造更多的寻租空间等；对于普通居民来说，则是希望如何利用银行体系的杠杆率来增加个人财富等。

　　正因为每一个当事人都希望通过过度使用这个具有公共性的金融体系来获得收益，而让整个社会来承担其过度使用的成本，从而使得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不断积累。

　　尽管国内银行体系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在什么时候爆发、以什么方式爆发是不确定的，但是当这种系统性风险爆发时，再救助之估计为时已晚。可以说，近年来，无论是央行还是银监会都觉察到这种潜在系统性风险的严重性，也出台了不少改善之制度或规则，但是，由于央行及银监会的独立性不足，这些制度或规则没有真正得以实施与落实。其实，这也正是国内银行体系所面临的最大的潜在风险。

另外，银行理财产品的信托化、不少商业银行希望通过突破现行的分业监管模式做投行业务、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全国性的大银行纷纷走出国门、信贷管制下的利差水平缩小等新型融资模式，都使当前国内银行体系的风险逐步增加。当务之急，是监管部门需要加大对这些风险进行全面检查与监管的力度，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