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圆居士

·唐大圆（1885~1941）湖南人，初归依印光法师修学净土，后专研唯识，学有成就。曾先后在武昌佛学院、中华大学、武汉大学、长沙佛学会等处讲唯识学。任《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编辑，主编过《海潮音》、《方文化》杂志，在佛刊上发表论文多篇，主张在现实人间修菩萨道。撰有《唯识方便谈》、《唯识易简》、《唯识三字经》、《唯识的科学方法》等小册子弘扬唯识学。曾撰《起信伦解惑》等，力论《起信论》确为马鸣造，驭王恩洋等以该论为华人撰述之说。
·唐大圆居士（约公元１８９０～１９４１年）
唐大圆，湖南武岗人，出生年代不详。他于民国初年（一九一二年）年皈依印光法师，以后即撰写佛学文稿，在报纸杂上发表。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太虚大师在北京广济寺讲《法华经》，并与京中缁素开会讨论，决定将在上海出版的《海潮音》杂志，迁至北京出版。大师尝语人曰∶「《海潮音》得唐大圆、张化声、张希声投稿，倍有生气。」以此推测，大圆约出生于民国前二十馀年，清光绪十五、六年，公元一八九○年前后。
大圆学佛后，初修净土，后来读《海潮音》杂志，倾心于唯识。他一向寓居武昌，工作活动也在武汉三镇。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应浙江吴璧华居士之请，到温州去讲经弘法。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春返武昌，时太虚大师在汉口成立「佛教讲习所」，所址设于汉口佛教正信会内。大圆到正信会谒见大师，一见契合。四月初，大师聘大圆为讲习所教务主任。八月，讲习所第一学员毕业，大师改聘大圆为初创立之「武昌佛教院」教务主任。
武昌佛学院于秋季开学，太虚大师讲《成唯识论》、《解深密经》，由大圆笔记，以《成唯识论》之讲稿，辑录为《唯识纲要》。至于《解深密经》部分，太虚大师仅略叙纲要，以下即由大圆续讲。自此以后，大圆对法相唯识学有更浓厚的兴趣，潜心研究，终于在这一方面有相当高的成就。
《海潮音》杂志原在北京出版。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太虚大师约主编海刊的史一如南下，到武昌佛学院任教，海刊亦迁至武昌出版，仍由史一如主编。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史一如积劳致疾，赴上海疗养，海刊由大圆接任主编。
大圆接编《海潮音》杂志后，每期都有他的论作刊出，使海刊内容充实，生气倍增。由于他国学基础深厚，笔锋犀利，无论叙事或说理，都有深入的刻画，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广受欢迎。
在这段时间，太虚大师主持的武昌佛学院，与欧阳竟无居士主持的支那内学院，时有法义之诤。起初，竟无居士于内学院讲《唯识抉择论》，对《大乘起信论》一书持非议态度。太虚大师因作〈佛法总抉择谈〉，以驳竟无居士之说。后来，梁启超继作〈大乘起信论考证〉，内学院之王恩洋作〈起信论料简〉。太虚大师因之又作〈大乘起信论之唯识释〉。至此，大圆亦参加《起信论》真伪问题的辩论，撰〈大乘起信论解惑〉、〈真如真诠〉、〈起信论科简之忠告〉等文，认为《大乘起信论》确是马鸣菩萨所作，反对王恩洋等人认为《大乘起信论》是中国人撰述的主张。
大圆于东方文化素有研究，他目睹世界文化潮流，西方文化重物质文明，宜济之以东方文化；东方文化重精神修养，宜济之以物质文明。当时西风东渐，东方人士亦宜接受西方文化以调适之。因此，他创刊《东方文化》杂，自任主编，以弘扬东方文化为己任。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八月，武昌佛学院改推汤铸新（芗铭）为董事长，大圆及张化声等在院任教如故。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大圆受聘为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名誉讲师，在林内开讲「唯识方便谈」，同时又担任《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主编，先后在该刊发表〈佛法不坏世法论〉、〈平心之论〉、〈出家胜义〉等论文。世界佛教居士林还出版了他所撰写的唯识学小册子多种，如《唯识三字经》、《唯识方便谈》、《唯识的科学方法》等。这些小册子深入浅出，颇受一般佛教人士欢迎。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大圆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是年七月，太虚大师应北京佛教人士熊希龄、汪大燮、庄蕴宽等人邀请赴北京讲经，途经南京时，访大圆及蒋维乔居士于东南大学。时当璁假，大圆乃陪同太虚大师赴北京，同寓安福胡同之佛教阅经社。大师在中央公园社稷坛开讲《四十二章经》，二星期讲毕，听讲者二千馀人，极一时之盛。八月十九日，大圆陪大师南返。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冬，大圆在湖南长沙省立图书馆作了七日的佛学演讲，讲词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大圆在〈佛学演讲集序〉中，说到这次演讲的经过∶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冬，余将往沪，至长沙，适湘军败于鄂。佛之说始为人诟病，然有友人刘可亭、任赣忱诸君，独毅然以佛学为有最高可研究之价值，请予讲唯识于省立图书馆。开讲之第一日，大雪纷飞，满城皓白，浑地天如在银海中。余为谈此皆唯识之所变，一切法相所以庄严世界，随拈便是。因复敷讲，越二小时，出观则雪深尺许矣！
次日，移讲于职业学校，城内外来集听者，远至三、五里，与雪竞走，而兴趣勃勃。直至第七日毕讲，乃旭日　空，雪水漫流如倒峡矣！就中胡君迪忱任笔录，已编次成册，示余修改，请序而印行之。余则谓契经每以雪山大白牛喻道，而此讲时机，复有雪为之增上缘，则是凡读此书者，皆当以雪之义求之。盖雪体即水，水有杂染喻众生，雪纯无漏喻菩萨。雪初凝集，喻六度万行一切净白法相，及其溶为澄清之水，复可以喻无上正等菩提，则佛学之义，雪备之矣！因书兹缘而随喜为序。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唐大圆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七月，太虚大师在南京成立中国佛学会，会中成立佛教工作僧众训练班，由大圆及远行法师主持。八月，太虚大师赴欧美弘化。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四月，武昌佛学院得太虚大师函示，在武院内筹备成立世界佛学苑。四月十四日，开第一次筹备会，会中推大圆为筹备主任。武院因大圆来院，院方特设研究部，由大圆任教。是年十月，太虚大师抵武汉，湖南省主席何键邀请大师赴长沙演讲。大师偕大圆与刘彻如居士等赴长沙，于中山堂讲「什么是佛学」，由大圆与罘月、莘野合作记录。
由大圆负责筹备的世界佛学苑，后来太虚大师在南京另觅院址，且年来遭逢长江流域大水。继之发生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武院亦因驻军而停办，故筹备工作并不顺利。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秋，武昌佛学院原先的驻军撤离，大师指示先在武院成立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图书馆于九月二十五日开幕，大圆之筹备工作亦告一段落。
武昌佛学院停办后，大圆自创「东方文化研究所」于武昌。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九月，太虚大师曾应大圆之邀请，到文化研究所讲「唯生哲学」。大师结论谓∶「唯物论是浅的唯生论，唯识论是深的唯生论。苟善知唯生之义，则一切学术皆可作唯生论之参考，以成其唯生哲学。」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大圆时在武汉。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武汉告急，大圆返回湖南宝庆故里。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病逝于湖南宝庆，享年约为五十馀岁。《海潮音》月刊二十二卷八期曾刊载他逝世的消息。
大圆的著作，主要在唯识学方面，如《佛学演讲集》、《唯识研究述要》、《唯识方便谈》、《唯识易简》、《唯识的科学方法》、《唯识三字经》等。另有若干未结集的论文，散见于《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及《海潮音》杂志。（于凌波）
·法相唯识学唐大圆（1885~1941）湖南省武冈县竹篙墉（今洞口县）人。是民国时期以专攻法相唯识学见称的佛学家。
民国11年（1922），曾受聘武昌佛学院讲师，并曾担任《海潮音》月刊主编。多次讲授《摄大乘论》，对此书“除参考古注外，独辟门径，间有发前人所未发，补古注所未备者。”（见灵涛《摄大乘论随录》一书唐序）。民国18年（1929）10月29日到11月12日曾与太虚一起往长沙，为湖南省佛教会筹备处成员之一。
民国25年（1936），在衡阳高级农业学校讲《庄子》以后，便道至南岳，灵涛陪游祝圣寺、祝融峰，并共议佛法，颇有所得。
民国30年（1941）1月中旬，在洞口参加修建文昌桥发起人会议之时，被人骗走，关押在邵阳警备司令部，国民党当局说他著作中有“攻击党国”言论，对他进行严刑拷打，残酷迫害。被保释出来时已奄奄一息，2月26日殁于邵阳西门广济禅院。
唐大圆生平著作颇丰，其佛学撰述，浅显通俗，多能接引初机。已经流通的书有《唯识三字经》、《识海一舟》、《唯识新著四种》、《性命问题》、《大圆文存》、《世界教育示准》、《唯识易简》、《唯识方便谈》、《唯识的科学方法》、《起信论解惑》、《慎抉择论》、《论语释要》、《平天下书》、《唯识丛著》、《心经口义·念佛秘诀·平等谈》等。其中有些是融通儒佛之作。
中国佛教近代史：湖南唐大圆
二、唐大圓居士，湖南人，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學者，又是佛教理論家，他對唯識學造詣很深，善於解說。初皈依印光大師，修學淨土，因讀海潮音始傾心於唯識學。民國十年起，即投稿海潮音，以弘法為己任。民國十二年應聘為武昌佛學院教務主任。史一如病發，又繼主編海潮音。自此海刊每期都有他的論作，遂使海刊生氣倍增。由於他的深厚國學的修養，及鋒利的筆調，無論敘述或論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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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深入刻畫，給讀者一個深刻的啟示。他在武昌佛學院的地位，猶如王恩洋居士在內學院。
太虛大師與歐陽竟無居士，每為法義之諍。初以竟無居士於內學院講唯識抉擇論，對起信論多持非議，太虛大師因之作「佛法總抉擇談」，以彈竟無居士之說。梁啟超繼作「大乘起信論考證」，以及王恩洋依唯識義作「起信論料簡」，太虛大師因之作「大乘起信論之唯識釋」。唐大圓著「大乘起信論解惑」，繼有史一如與聶耦庚關於因明作法之諍。次有唐畏三與呂秋逸關於釋尊年代之辯，復有唐大圓與景昌極於見相有無別種之諍。太虛大師與唐大圓、史一如、陳維東等，表現中國傳統佛學之風格（註二十五），意在維護此一傳統的學風。
唐氏在武昌佛學院任內，因聽太虛大師講「成唯識論」，而於唯識學發生好樂，在武院時期，經常至各大學宣講唯識學。他於中華大學講「唯識三十頌口義」；在長沙佛學會講「唯識大旨」、「唯識教闡微」、「唯識論要」、「唯識方便談」、「唯識的科學方法」。「唯識三字經釋論」、「百法明門論文學觀」，都是在武漢大學、中華大學、漢口文化學院三處佛學講座所講。
同時，唐氏又主編「東方文化」，因為唐氏於東方文化，素有研究。目覩世界文化兩大巨擘，一東一西。西方偏於物質文明，宜濟之以精神文化；東方偏於精神，應調以物質。尤以今日東方人士醉心於西方文化，漸感痛苦，故宜提倡東方文化，勢不容緩。因之，唐氏以弘揚東方文化為己任。
唐氏於海潮音（十二、二）發表「青年學佛行要」總共三十八條。其主要論旨，在鼓勵青年學佛，（五），行菩薩道者，修行六度四攝法，以種種方便，度一切眾生出苦海。略似儒家博濟眾華，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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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不厭棄娑婆穢土，求生西方淨土。（九）今世欲度學界，當令青年學子，皆知學佛，奉行菩薩六度四攝之法，以終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十一）世人所以誤會學佛是求死者，因見普通一般學佛人皆念阿彌陀佛，厭棄娑婆五濁，發願求生西方淨土，似爾此界有一人學佛，即此界失去一人，每怪世俗謗佛法者，亦曰：「若人人學佛，將世界人種都滅絕了」。（十九）從今以後，凡勸青年學佛，必須教以大乘法相之學，令在此界修六度萬行，轉大法輪，廣度一切，決不可勸他發願往生淨土……
唐氏原皈依印光大師，專修淨土，今忽作此論，顯然有抑淨土之嫌，不特與老師為敵，而明以後，中國佛教各宗，都經衰落，唯禪、教、淨、律，尚能維持其形驅。而淨土宗，三根普被，利鈍全收，又賴大德倡導，於是盛極一時。一名佛號，置三藏靈文之不顧。唐氏因有此感，故作此論。范古農居士首以「書唐大圓居士青年學佛行要後」〈海刊十二、四〉，諸多指摘，以唐氏三十八條中可存者祇有十七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九、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四）。內多涉及諍論，毁謗淨土。於是范古農、徐樹人居士相繼致函責問，試看范唐二居士往來之函件：
（一）范古農居士致唐大圓居士書一
大圓居士法席，近見青年學佛行要之作。頗滋歡贊，然一讀此文，頓覺爽然，非宗旨之不合也。以為對青年說法，宜徑直示以：如何是佛？何為須學？云何而學？發何心？讀何經？起何行？條而舉之，可法可則，如是已足。今乃於一至九條之後，對於念佛往生，多方防制，一若惟恐受其害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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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曰青年不肯學矣，又何慮其學之而受害為何也？否則，從十條以後，反復討論，果何為者？竊謂如此說法，宜以青年學佛不可依淨土法門論為題，否則，未有不令人訝為節外生枝，或無的放矢者。自讀大著以後，不能默爾。遂草書後一首，欲以有所商碻，玆即抄奉。是否為當，請裁酌之，專此頌宏法自在，學弟范古農和南四月五日（註二十六）。
（二）大圓居士答范古農居士書一
奉到手書，並大著書後一篇。甚佩且喜。圓自惟平生作文喜簡切爽快，決不絡索。而於此青年學佛行要，獨反覆討論，忽從忽違，下筆若不能自休者，實有深隱難明之意，亦出於大悲心之不得已者。蓋因此云青年者，兼出家眾言，在青年未入佛者，固多不肯學淨土，無須慮其受禍。但有已入佛或出家青年，亦多因先有淨土之法，裝入識田，即大胆以一句佛撥棄三藏十二部經，不獨自不持經律論，亦障碍他持。又既欣淨厭穢，發願往生，則於淨土一切宏法利生行菩薩道事，概視若糞土，無心去作。是直以一句佛號，斷絕法緣，雖欲不云受害，亦不可也。然此法門雖阻碍人求解學法若此，而卻是晉以來大善知識所提倡。後來弘此宗者，又旁搜博求至馬嗚、龍樹、文殊、普賢，諸大菩薩所有言句，及有永明、蓮池諸大禪師為文字之闡揚。今一旦而驟欲推翻前案，豈不犯天下之大韙？是故文雖實是青年學佛不可依淨土法門論，而恐太滯世目，將未看而先棄，遂不得空闊其題，而曰青年學佛行要者。亦欲世人必先讀其文而後加批評也。且所云行要者，亦以此路從來已錯，直到如今，須先切實認清此路外之堂堂大路，方可談居士發何心，起何行等也。否則，任臚列若何經律論如何讀法，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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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解行，而彼則總視若紙上空談，其奈之何哉？然究竟居士書後及大札所評商者，可實有深得圓意之處，即所云精究法相唯識之學，力修六度四攝，融通真俗以致用於修身齊家平天下等，不惟能啟發圓所未言，亦正可藉以開示世人之未悟。故居士此文，為拙作刊行後第一不可少者，是用歡喜敬謝。並請居士所指定可存者十七條外，再依順愚意，多存數條。更求刪改，祈禱完善，名曰：「刪定青年學佛行要」，再以登諸林刊海音及宏法社刊等。似於利他大事，真有不可思議之功德，未知高明以為何如？率爾覼縷，不盡欲言（註二十七）。
（三）唐大圓居士答范古農居士書二
至論黃教轉世之修，實為愚痴。所以者何？佛說一切唯識所變，果有正信切願，何所為而不可？任所生而皆得，豈必另起爐灶，別作修法，以行轉生爾？然圓之所期，高於彼甚遠。以必即此色身一期成功，未成功之前，則決不令其泥洹也。大慧杲贊觀音文有此義，而南岳思則實行作到者也。此之五濁惡世，即是淨土，實行久留，亦人人皆能。居士慎勿謂曲高和寡知音者希，亦勿過謙謂力有不足也。蓋若世界太好，則佛既無用，不須出世。何況西方淨土快樂已極，則生不必利，法亦無可宏，雖生彼土，有何用處？有何趣味乎？則已視今世之大亂為安樂窩，而以此勇猛精進宏法利生之事業為遊戲神通之無窮樂事也。故圓邇來對於此界全抱樂觀，不抱悲觀。既毫無欣淨厭穢之念，亦決無發願往生之則也。圓視此現前之東方淨土，已勝西方淨土萬萬倍。他且勿論，即此修行一日，勝過西方專修一刼，便宜為何如？尚汲汲捨此而他求，豈非倒行逆施乎？凡此等等，皆是常義，惟泥於舊俗，久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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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談，談即駭怪。願居士毅然行之，佛法其將大光明乎（略）大圓上。（註同前）
其實，佛法所講淨土，不外西方彌陀淨土，東方藥師淨土，彌勒淨土，及維摩淨土，人間淨土，乃至十方淨土。唐大圓居士所談之淨土，乃指東方藥師淨土而言，故與專持西方淨土之范古農居士，似有抵觸。其實，佛說一切法，欲度一切眾生，因眾生有種種性，種種欲，各有不同，有欲求西方淨土者，有欲求彌勒淨土者，依廣義而論，范唐二居士皆是善知識，隨類而說，並無衝突。大乘佛法，既以救世救人為目的，救世，即不絕世，不絕世就是出世。救人，即是捨己，捨己救人，即是菩薩行誼。實質的說，佛法非世出，非厭世，更非自利自教之教也。
民國三十二年，唐氏逝世於湖南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