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界：警惕步中国足球后尘

杨梦/绘□本报记者 钱欢青
    2010年新年伊始，中国摄影界的一桩丑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月6日，已退休的人民日报高级编辑许林在博客中披露，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得主、吉林省摄影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桑玉柱的四幅照片，涉嫌冒用他人照片顶替。中国摄影家协会于是成立调查组，赴吉林省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桑玉柱在申报作品参评中，有四幅作品不符合申报规则，所以取消其获奖资格。1月18日，吉林省文联表示，免去桑玉柱吉林省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职务。
    1月21日上午，陕西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宝琇在博联社实名博客上发表题为《一退了之》的博文，声明立即退出中国摄影家协会和陕西省摄影家协会，以表达对中摄协的强烈不满，指出这个机构不反思在金像奖丑闻中的失察，反而发文件对批评者扣帽子打棍子，上纲上线——“明明是因为自己的失察，而造成可能在世界摄影史上也不多见的所谓多人联合创造照片并且荣获‘金像奖’的怪异典型，却责备别人‘将矛头对准金像奖组委会和中国摄影家协会，全盘否定中国摄协近年来在各方面的工作。’”不少圈内人士认为，石宝琇是著名摄影家，他的退出或许会导致更多摄影家退出中摄协。
    桑玉柱事件的出现，被认为是摄影界浮躁现象的一个集中爆发。在数字化时代，当摄影的入门门槛越来越低的时候，摄影界究竟存在着哪些怪象？摄影的评奖机制又该如何完善？记者日前对省内外摄影圈的多位摄影家进行了采访。
桑玉柱事件———摄影界浮躁现象的集中爆发
    山东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济南市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曾毅先生告诉记者，知道桑玉柱事件的时候他正在美国领一个国际摄影大奖，朋友发短信告诉他相关情况后，他又打电话到国内进行详细了解，他说，桑玉柱事件是“摄影界这些年来心浮气躁的一个集中体现。很多人都是在利益驱动下搞摄影，而不是抱着一种对艺术的追求。忽悠的东西多了，真诚的追求少了。”
    山东省摄影家协会主席、《走向世界》杂志社社长、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副主任侯贺良先生告诉记者，他认识桑玉柱，以前开会的时候经常能碰到，“作为吉林省摄影家协会的副主席，桑玉柱在摄影创作上应该有起码的严肃性和严谨性，涉嫌盗用别人照片，这是万万不该发生的事情。虽然目前两个‘合作者’否认照片被盗用，并称这是‘共同创作’，但是从桑玉柱对创作过程的描述来看(比如他说照片是三人用同一台相机拍摄的)，稍有摄影经验的人都会觉得不可信。中国摄影金像奖是一个很严肃的奖项，决不能有什么水分，中国摄影家协会收回了给桑玉柱的奖项，说明他的作品肯定有问题，至少是不符合金像奖的评选规定。”
    桑玉柱事件的出现不是个别现象。艺术领域的抄袭、造假现象不在少数，曾毅说，去年10月份他在济南参观“第七届中国体育美术作品展”时，发现入选的一幅油画作品《我小时候》，与陕西省摄影师胡武功多年前的一幅摄影作品《俯卧撑》极为相似，他于是找到胡武功，询问相关情况，最后发现该油画的作者只是用颜料代替了银盐，用绘画克隆了照片。曾毅说，“艺术和科学一样，容不得半点造假，投机取巧永远无法获得艺术成就。”
反思与反省———摄影绝不能步中国足球后尘
    赌球事件的出现让中国球迷伤透了心，桑玉柱事件也让很多摄影爱好者伤心，但是摄影决不能步足球之后尘。侯贺良说，桑玉柱事件给山东摄影界和中国摄影界敲响了警钟，“现在摄影的确很火，随着数码技术的发展，摄影的技术门槛也大大降低，但是技术门槛的降低不代表着摄影的艺术标准也在降低。摄影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自有其艺术标准，也自有其创作的严肃性和严谨性。”
    桑玉柱事件之后，有圈内人士认为，“摄影界畸形发展的表现之一就是，大家见了面，不是交流业务，不是谈观念、谈技术，而是开口便问：‘你什么相机？’不比水平，比器材！这就好比文字工作者见了面，只关心对方用什么笔，这正常吗？”随着“周老虎”、“广场鸽”等照片造假事件的出现，技术对摄影这门艺术的冲击正在向着各个层面伸展。中国摄影家协会原国际部主任任树高告诉记者，在数码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摄影也必须有严格的分类，“新闻纪实类决不能改动影像，艺术类则可以后期加工。对造假照片必须要有严厉制裁。2003年，《洛杉矶时报》头版出现了一张伊拉克战争伪造照片，这张照片是由该报摄影记者布赖恩·沃尔斯基用计算机将两张照片合并而成。沃尔斯基将一张英国士兵的照片和一张伊拉克巴士拉市平民人群的照片合并后进行处理，伪造出一张英国士兵用步枪指向平民的照片。该事件被曝光后，沃尔斯基本人被辞退了工作。”
    侯贺良说：“早年用胶卷摄影的时候，照片都是真实的，随着数码技术和PHOTOSHOP等软件的出现，改变照片上原有影像就变得相当容易，所以也出现了不少照片造假事件。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这种现象表明，对摄影作品我们必须进行分类，对不同类别的作品要有不同的要求。”
    侯贺良说，“纪实类、新闻类作品是对事物原貌的真实记录，照片上的影像决不能有任何改变；着力于艺术造型类的作品，则可以进行后期的删改、处理，对这一类摄影作品而言，照相机就仿佛画家用的画笔，图像处理软件就像雕刻家手里的刻刀，都只是表达艺术家思想和情感的工具和手段。不同类别的摄影作品承载着不同的功能，因此应该有不同的评判标准。”
国外经验借鉴———评奖过程必须公正、公平、独立
    侯贺良说，桑玉柱事件给摄影界的启示，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对摄影比赛的组织者而言，应该制定更明晰的评判标准，让那些想钻空子的人没空子可钻。有些评判标准不能光是约定俗成，应该白纸黑字写下来；第二，从创作者的角度而言，不能太急功近利。艺术创作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只要你在长时间的摄影实践中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摄影艺术的本质，就一定能拍出优秀的作品来。老是想着投机取巧肯定不行。另外，任何一个摄影家或者摄影爱好者都应该明白，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作为一个摄影家，至少应该实事求是，对自己道德的约束应该像对作品的要求一样严格。”
    曾毅说，如何保证摄影评奖的严肃性，很多国外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评奖过程中，评委的构成特别重要，国外一些重要奖项的评审，评委都经过严格挑选，必须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和道德水准。另外，评委在评审照片时，必须保持完全的独立性，不能受任何其他因素的干扰。有一年我应邀到韩国去给一个比赛当评委，曾充分感受他们评审过程的独立和公正。”另外曾毅也表示，国外对摄影造假的事件处罚非常严格，一旦出现这样的事，摄影师的职业生涯也就到头了。国内也应该借鉴国外做法，加重对造假事件的惩罚。
摄影艺术创作———必须深深扎根于生活
    桑玉柱事件发生后，有人认为摄影圈已成名利场，很多领导成为摄影圈的人，可是摄影水平却不大行，对此侯贺良表示，作为和现代科技结合最紧密的一个艺术门类，摄影的确很时髦，还很有品位，技术门槛也比较低，不用像书法和绘画一样花费特别多的精力就能入门，所以很多领导干部喜欢摄影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领导干部喜欢摄影不是问题，问题是怎样对待摄影中的名和利的问题。老一辈革命家、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就是圈内公认的摄影家。那个时候就没有人说起过这个问题。其实领导干部喜欢摄影未免不是一件好事，广东就曾举办过领导干部的摄影展，听说当地高层领导看了展览后还很高兴，鼓励更多的领导干部拿起相机。离开赌桌拿起相机总是一件好事。”
    当然也有一些人会把摄影圈当名利场，侯贺良说，“官场的腐败也会一定程度上折射在摄影圈，应该说，大部分领导干部搞摄影是出于自己的爱好和美好的艺术追求。但是也有一些人是为了获得名和利。比如，一幅作品根本不是他拍的，为了显示艺术修养，硬说是他自己拍的。这就不好。另外，有一些比赛的组织者一看是领导干部送来了作品，为了阿谀奉承，自动降低了摄影艺术的评判标准，这些都是不好的现象。桑玉柱事件的出现给各个摄影组织和摄影爱好者提了个醒，摄影界应该抛弃这些不好的风气。摄影作品造假就和足球运动员赌球一样，会给整个行业抹黑。我希望摄影界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借桑玉柱事件警醒自己，抵制歪风邪气，努力去追求有价值的艺术创作。”
    曾毅说，无论摄影技术多么发达，摄影家都应该深入生活去创作作品，“以前我们为了拍一张照片，往往深入生活好长时间，拍张片子不容易。现在技术发达了，谁都能进行摄影创作了，但是对待艺术的态度我们永远都不能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