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高岗警卫长说高岗并非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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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高岗警卫长说高岗并非自杀……

 

    2009年3月13日,凤凰台主持人何亮亮先生在他主持的节目中讲,在给高岗重新树起的墓碑上,写的是“高岗同志之墓”(博主按:高岗墓在万安公墓,碑上只有“高岗”两个字)。我听后立即给我53年前的一位老师打电话,这位老师叫李耀荣。他原是西北农林学院的一名大学生,1947年投奔延安到军政大学学习,1951年当了高岗的警卫长,不久也成为高岗和前妻杨芝芳生的大女儿——高凤琴的丈夫。高岗出了事后,他和妻子被高岗的部下原陕西省军区司令员杨嘉瑞少将保护隐藏到关中某县,爱人失去工作,自己当起了初中物理教员,文革中他坐了六年监狱,后失掉饭碗,饥寒交迫,夫妻俩带着四个孩子苦苦挣扎。直到1994年生活仍很贫困,无奈去找当年高岗的下级、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贺晋年,贺寄给他人民币一万元。直到1995年,中央军委按上校正团级干部给了他一些待遇,至今每月也只有生活费2900元。他今年82岁,老伴高凤琴已死,仍住在关中某县的一个角落,孤苦伶仃地生活着。——这些简单情况有的是我半年以前才知道的,有的是3月13日打电话才弄清楚的。我对这位老人及其家属表示无限同情。

 

     据李耀荣老先生说,高岗不仅对革命有巨大贡献,为人侠义慷慨,对周围的同志极好。我问了他许多问题,他有的没有回答,有的回答极其简单,但有一条讲得很清楚,便是高岗的死因。

    有一本书叫《羊的门》,说高岗是被周恩来、康生逼死的,他们唆使人打断高岗两根肋条,打掉牙齿,逼他自杀。李老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有人说高岗曾拿枪自杀,高岗的性格是不会自杀的,李老说也没有这回事。有人说是吃安眠药死的,李老说“这也是胡扯淡”,高岗在当时并没有完全失去自由,生活上还享受国家副主席的待遇,还有十个警卫,包括吃饭睡觉上厕所都有警卫警戒和保护,他身上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安眠药。他也不可能吃安眠药自杀,这也是一种流传而已。

    我一再问他,高岗到底是怎样死的。再三恳求下他才说,那天政务院财经委开会,他和两个警卫坐车护送,会完接回家中,高岗大骂一些人,他和家人都在跟前,半小时左右,就突然不明不白的死了。我问是不是有突发病症,他予以否认。我问当时主持会的是谁,他说是陈云。

    我们从下边的附文中也可以看到1959年毛主席也曾对高岗的死因提出疑问。这样看来,高岗也许被他杀。为什么有人要他死呢?那当然是为了保护自己,或者出于仇恨。可怜一代英豪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世界了。

    我说他是一代英豪,并非说他没有错误。但看来不存在“高饶反党联盟”,也不存在什么“彭高习反党集团”,那都是为了陷害他或其他人编造出的谎言。政治啊,你太可怕了!

    李老给我比较详细地谈了墓碑的故事,我说:“现在叫高岗同志了,就好了,可能要平反吧。”他说他是等不上了。他告诉我,当年高岗死了,突如其来,家人没有思想准备,埋高岗的时候他还是中共党员,所以当时墓碑上就有同志二字。那块墓碑是个梯形,上大下小,名字在下面刻着,上边空了好大一块,类似武则天的“无字碑”,意思是叫后人评论吧。我说,你认识赵家梁吗?他说:“怎么不认识?他是高岗的秘书”。我说他写了一本书,叫《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是不是当年的墓碑被红卫兵或什么人打掉了,你看叫半截墓碑。他说不会吧,我们家人曾经在墓前拜祭。

    高岗的前妻杨芝芳,也是位老革命,解放后在西安工作,是位育儿专家。她给高岗生了三个孩子,一女两男。李老的妻子最大,下边的两个弟弟,一个叫高杰,原在咸阳陕西纺织器材厂任工程师;一个叫高鼎,原在天津教书,现在都已病故。高杰夫人是前苏联人,为高杰生了两个男孩,现在母子都回归莫斯科定居。

    高岗的后妻叫李力群,也是一位老革命,为高岗生了一女两男。李力群文革中在教育部工作,因高岗问题也吃尽苦头。现在是89岁的老人,还在为为高岗的平反奔波着。

    我劝李老好好的活着,一定要看到历史给高岗的公正评价。他说他可能看不到了,但我相信他会看到的。公道自在人民心里。

    哪位网友若能知道高岗问题的原委,和现在审查高岗问题的结论,请告诉读者吧。因为人民关心这个问题。

高岗简历(1905-1954

    1905年10月25日生,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人。原名高崇德,字硕卿。贫苦农民家庭出身。

    1922年考入横山县立第1高级小学。受共产党员活动的影响,组织学生自治会,曾任学生会主席,因参加进步活动被学校开除学籍。被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收入该校就读。

    1927年1月,由时任国民革命军西安军事政治队大队长的吴岱峰介绍,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和横山党支部取得联系,举办农民运动通俗讲习所,成立农民协会等。

    1928年秋到佳县、吴堡一带组织群众抗粮抗捐。不久调肤施县开展地下工作。1929年被派往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任学兵队党的特别支部副书记。

    1930年1月至5月任冯玉祥部骑兵第4师中共特别支部副书记。

    1932年2月起任红军陕甘游击队交通员,后升任第2大队政治委员。

    1933年8月至11月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

    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1934年6月至8月任红26军第42师政治委员。

    1934年1月至5月任第2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5月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5年2月至9月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同年5月起)。

    1936年1月被派到内蒙古三边地区。6月至10月任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负责人。10月任中共陕甘省委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2月任书记。

    1937年5月至9月任陕甘宁特区委员会执行委员,

    同年8月至1938年4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

    1937年8月至1942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1941年1月起)。

    1938年5月至1940年9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书记。

    1938年11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

    1939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委员。同月至1945年8月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长、议长。

    1939年冬至1941年8月任陕北公学董事会成员。

    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

    1941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

    1941年5月至1945年9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1941年6月至10月、1943年5月起任西北局统战部部长。

    1941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1941年9月至1943年4月任民族学院院长。

    1941年10月起任中共中央干部审查委员会委员。

    1942年6月起和任弼时一起负责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同月起任西北局财经委员会成员。

    1943至1945年7月,高岗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

    1943年至1945年9月任代理政治委员。

    1943年5月至1944年2月任西北党校校长。

    1943年12月起任西北局友军工作核心组主要负责人。

    1944年5月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参加组织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和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主任率团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大会上作关于争取中间分子、生产、作风问题的发言,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后奉命赴东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务委员。

    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

    1946年5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秘书长(1946年6月起),

    1946年8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代理书记。

    1946年6月至1947年1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

    1948年1月至8月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同年6月至1949年3月任中央军委东北分会委员。

    1948年6月兼任东北局办公厅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9月起),

    1949年4月兼任财经委员会主任。

  1949年8月至1949年6月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任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1948年11月起)。

    1949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同年6月至1954年9月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0年11月至1954年4月任党委书记。

  1949年8月至1953年1月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兼人民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至1950年8月)。

  1949年10月至1954年8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49年10月至1952年8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1952年8月至1954年4月任东北局第一书记。

    1953年1月至1954年2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1952年11月至1954年8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1953年调中央工作。

    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被批同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

   1954年2月17日,第一次自杀未遂。

  1954年8月17日自杀。

  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