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期的政治概况(四)(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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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中期的政治概况(四)(95)

唐与回鹘(音胡hú,七八八年改纥为鹘)、南诏讲和后,吐蕃不敢轻易入侵,各藩镇也因要求得到满足,名义上尊奉朝廷,唐德宗处在比较和缓的情势下,充分行施着他的恶劣政治,陆贽虽然做了两年多(七九二年夏至七九四年冬)宰相,提出许多好的建议,但并不能改变当时的恶政。这些恶政是:(1)宦官专军政——七八四年,唐德宗猜忌宿将,使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监左、右神策军。七九二年,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募精壮人代替挂名军籍的小商贩。监军窦文场认为可疑,唐德宗贬柏良器。七九六年,任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从此宦官兼管禁军,藩镇将帅多从神策军出身,有些朝官也出入宦官门下。边上诸军,多请隶属于神策军,称为神策行营,归中尉统率,神策军因此扩大到十五万人。窦、霍势力盛大,为唐后期宦官挟兵权把持废立大权的局面开了最初的端。(2)大权独揽,亲理小事——陆贽因直谏,七九四年罢相。七九五年,贬陆贽为忠州(四川忠县)司马。自从陆贽被逐出朝,唐德宗耳根清净了。他不再任用宰相,官员小至县令,都由他自己选用,宰相只管行文书的事务。他对那些拥兵并有反叛可能的人,却屈意姑息,一州一镇只要有兵,就不敢去触犯。他的大权表现在做小事上,在大事上他是缺乏权力的。(3)贪进奉、兴宫市——唐德宗在奉天吃过穷乏的苦头,回长安后,专心贪财物。他从穷乏生活中,没有取得任何有益的经验,独取得贪财的经验,真是昏愚到极端。因为他贪财,节度使多以进奉名义来讨喜欢。名目有税外方圆(正税外周转)、用度羡余等等。节度使额外刻剥百姓,所得财物大部分自吞,进奉只是十分中的一二。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每天进奉,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史也有进奉,幕僚也有进奉。所谓进奉,就是鼓励地方官加紧剥削,皇帝坐地分赃。在京师,使宦官为宫市使。宫市使手下有白望数百人,专在市上抢掠货物。所谓宫市,就是皇帝作窝主,宫中用物不买就会得到。七八七年,唐德宗对宰相李泌说,每年各地方进奉,共值钱五十万缗,今年只得三十万缗,宫中用度不够,怎么办!李泌劝他不要求私财,国库每年供给宫中一百万缗,请从此不受进奉并停止宣索(随时派宦官到地方上要财物)。唐德宗答应了,可是还暗中派宦官去要,敕令地方官不许让宰相得知。封建皇帝以天下为家,因为爱家,不敢过分剥削民众,这就成为好皇帝。唐德宗连京师街市都不顾,只顾宫中的家,私财积得愈多愈好,死也不肯拿出一些来。有一次,禁军缺粮要哗变,恰好江、淮运到米三万石,唐德宗高兴,走到东宫对太子李诵(唐顺宗)说,米运到了,我父子得活命了。江、淮运米,连运费每斗值钱三百五十文,京师市上米价每斗不过数十文,他宁愿兵变,不愿拿出私财来籴米。七八三年,泾原变兵占据长安,给他的教训却是加紧充实琼林、大盈库,贪鄙的毒如此深入骨髓,不发生第二次兵变,算是他的侥幸。

对功臣猜忌,对拥兵者姑息,对财物贪得无厌,唐德宗就是这样的一个昏君。八五年,这个昏君死了,唐顺宗继位。唐顺宗得中风病,不能说话,亲信人王(音丕p9,杭州人)、王叔文(越州山阴人)替他出主意,朝臣中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名士,帮助王叔文议论政事。唐顺宗即位,下令蠲免民间对官府的各种旧欠;停止地方官进奉和盐铁使的月进钱;减江淮海盐价,每斗自三百七十钱降为二百五十钱,减北方池盐价为每斗三百钱;取消宫市;召回陆贽和著名谏臣阳城等;宣布京兆尹李实的贪污罪,贬为通州(四川达县)长史。这些,在当时都是善政。为夺取宦官的兵权,派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宦官俱文珍等和反王、王叔文的朝官结合起来,拥立唐顺宗的长子李纯(唐宪宗)为皇帝,唐顺宗退位称太上皇。唐宪宗贬王、王叔文。王病死,王叔文被杀。柳宗元等八人都算是王叔文党,贬到远州做司马。王、王叔文是南方人,又是小官,一向没有声望,骤然掌握朝廷大权,引起众官的憎恨,是很自然的。夺宦官兵权,当然要遭到宦官的仇视。唐顺宗病重,很快就要死去。王叔文等在这种情况下执掌政权,思想上还以为大有可为,未免急于求成,见利忘害。不过,他们在掌权的几个月内,颁布的政令,都是改革弊政,有利于民众,也有利于朝廷,唐宪宗给他们极重的处罚,完全从争夺权利的私仇出发,根本不顾及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从此,唐朝又创了一个新的恶例,每一皇帝都把自己任用的人当作私人,后帝对前帝的私人,不分是非功过,一概敌视,予以驱逐。宦官拥立皇帝,朝官分成朋党,本来有相沿成习的趋势,在唐宪宗继位时,都开始表面化了,唐中期也就向后期过渡。

四、第三次斗争(八○五年——八二○年)

唐朝廷潜在的力量,实际上远胜割据者,只是唐肃宗以下都是昏君,腐朽势力统治着朝廷,在和割据势力斗争中,总是处于劣势。唐宪宗比他的先帝们有振作朝廷的意愿,多少能够听朝臣们的谏诤,也多少改革一些前朝的恶政,所用宰相也还得人,因此,朝廷在政治上呈现唐中期未曾有过的气象,在军事上也就获得未曾有过的胜利。

但是,唐宪宗基本上是腐朽势力的代表。当朝廷取得一些胜利显出优势以后,腐朽势力又统治着朝廷,已得的胜利和优势,恰恰有助于腐朽势力的更加强固,后来连作为代表的唐宪宗本人也被推倒,以宦官权力大于皇帝为特征的唐后期接着就开始。宦官吐突承璀(音cuǐ)的进退,可以说明唐宪宗政治上自昏至明、自明至昏的过程,下面简单叙述这个过程。

唐宪宗最宠信的宦官是吐突承璀。他即帝位,便任吐突承璀为内常侍,知内侍省事,统率全部宦官。八○六年,任吐突承璀为左神策中尉,掌管禁军。八○九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王武俊的长子)死,长子副大使王承宗自为留后。河北三镇相沿以嫡长子为副大使,父死便称留后,朝廷任命后,正式称节度使。唐宪宗想革除藩镇世袭制,准备用兵,是合理的,但当时形势,河北用兵是不可能取胜的,用吐突承璀为统帅,那就更荒谬了。他任命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治宣州,安徽宣城县)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统兵讨伐王承宗。朝臣白居易等群起反对,极言宦官不得作兵马统帅,各道将校受宦官指挥,谁不感到耻辱,心既不齐,那能立功。唐宪宗固执己见,只是取消四道兵马使名义,改处置使为宣慰使,实际上仍用吐突承璀为统帅。吐突承璀率左、右神策军到行营,威令不振,各道统兵将帅互相观望,无意立功,战局完全陷于被动。八一○年,唐宪宗不得已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这次用兵,调动各道兵共二十万人,神策军还不在数内,军费共用七百余万缗,单是遣散诸道行营将士回本镇,就共赐布、帛二十八万端匹。朝廷耗费大量财物,所得的结果是威信大损,为天下笑。

唐宪宗力排朝臣们的公议,坚决对河北用兵,一个藩镇的策士指出他的用意是,想炫耀自己的谋略,使群臣畏服。事实上,唐宪宗这种做法,是有一贯性的。他即位时,不问是非轻重,驱逐所谓王叔文党。这次用兵,也是朝臣们的谏诤一概不听。他即位以来,虽然也鼓励朝官们直谏,直臣李绛、白居易等人也受到重视,可是,本质上他是亲信宦官、疏远朝官的,他自己和宦官一起,把朝官作为另一起。对河北用兵,是想炫耀谋略,也是想扶这一起压另一起。他这种一贯的做法,在朝官中也起着称为朋党的分裂作用。八○八年,他举行特试,要应试人直言极谏。应试人牛僧孺、李宗闵等指陈时政,无所避忌,考试官杨於陵等认为合格,列在上等。唐宪宗也承认杨於陵等的评定。宰相李吉甫对唐宪宗哭诉,说考试官作弊不公,唐宪宗不问是非,把阅卷有关的大小官都贬窜出京,牛僧孺等也被斥退。李吉甫擅长逢迎,善于揣摩唐宪宗和吐突承璀等宦官的心思,是一群佞臣的代表。唐宪宗为李吉甫贬斥杨於陵、牛僧孺等,同样也是扶这一起压另一起的做法。唐后期南、北司之争、朝官中朋党之争,都在唐宪宗时显著地表现出来。

八一○年,吐突承璀归京师,仍任左神策中尉。朝官李绛等力争,要求办他战败的罪。唐宪宗不得已,贬吐突承璀为军器使。八一一年,吐突承璀受贿事被发觉,出为淮南监军。唐宪宗对李绛说,这不过是个家奴,尽管给他多大的权力,要去掉他,轻得象去掉一根毛。其实,宦官势力已经养成,决不是轻如一根毛,唐宪宗也并不想去掉这一根毛,不过,这句话正好说明为什么亲信宦官、疏远朝官的原因。

唐宪宗想恢复唐朝的统一,与割据势力作斗争,比较有决心,这使他能够进取并且取得一些成就。他用吐突承璀讨伐王承宗,结果不出李绛等朝臣的预料,战事以对王承宗忍辱而告结束。他得到教训,知道要有成就必须用李绛等朝臣。但是,李绛等朝臣与宦官势不并立,用李绛就得抑宦官。八一一年,吐突承璀出宫作淮南监军,李绛被任为宰相,表示两个势力的消长,从此朝廷展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李绛作宰相,一群直臣得势,朝廷颇有振作的气象。八一二年,魏博镇内讧,将士拥立田弘正为留后。田弘正举魏博镇六州土地归顺朝廷。李绛预料魏博镇将发生内讧及处理归顺等事,都表现出非凡的才智,唐宪宗却对他疑忌起来。有一天,唐宪宗告诉宰相们说,你们应当替我爱惜官职,不可给你们的私人。李吉甫、权德舆说不敢。李绛独说考察宰相用人,只问得当不得当,不必问是亲是故。唐宪宗口头上只好说,你说得对。八一三年,唐宪宗问宰相们(这时候武元衡已代权德舆为相),人们都说外面朋党大盛,这是什么缘故?所谓人们,无疑是宦官,李吉甫奉迎宦官,武元衡新作宰相,所谓外面有朋党,无疑是指李绛为首的朝臣。李绛答称,自古人君总是深恶臣下有朋党,因此小人陷害君子也总说有朋党。要知道,君子自然与君子合,难道一定要君子与小人合,才算非朋党么!辩论后不久,八一四年初,唐宪宗罢免李绛的宰相职,召回吐突承璀为左神策中尉,宦官又压倒朝官中的鲠直派,李绛所提京西、京北神策军镇兵改归节度使统率,革除守边军积弊(如受降城兵额有四百人,实数只有五十人,武器只有弓一张)等建议,都被搁置,腐朽势力不怕再有人指责了。

自八一一年李绛作宰相时起至八一四年罢相时止,唐宪宗信任李绛,取得魏博镇,是他得称为明君的时期。唐宪宗早就有意对淮西用兵。八一四年,彰义军(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子吴元济自立。唐宪宗发兵十六道讨伐淮西。淮西只有申(治义阳,河南信阳)、光(治定城,河南潢川)、蔡(治汝阳,河南汝南)三州,四面都是唐州县,是诸藩镇中最容易攻取的一镇。唐宪宗这次算是接受教训,不用宦官作统帅,任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进攻。严绶是个腐朽官僚,只会给宦官送厚礼,作统帅一年,毫无功绩。八一五年,唐宪宗改任宣武节度使韩弘为淮西诸军行营都统。韩弘是个半割据者,不愿淮西镇消灭,诸军也互相观望,停滞不进。八一六年,唐宪宗不听朝臣谏阻,令河东、幽州、魏博等六道出兵讨伐成德镇王承宗。河南战场已经穷于应付,又添加河北一个战场,说明唐宪宗同唐德宗一样,刚愎自用,轻举妄动,根本不懂得如何用兵。只是由于藩镇本身已经衰弱,各取守势,不再象唐德宗建中初年(七八一年)那样强暴进攻,因而战事得免扩大。当时攻淮西各军约有九万人,攻战将近四年,朝廷支出大量军费,民众困疲不堪,唐宪宗也感到为难。八一七年,任用主战最力的裴度为宰相,到郾城(河南郾城县)督师,实际是代韩弘作统帅。裴度奏请取消监阵的宦官。原来各道主将受监阵宦官的牵制,进退不得自主,战胜被监阵冒功,战败被监阵凌辱,谁也不愿真正出力。这时候唐宪宗无奈,听从裴度的话,只好取消监阵宦官,各道主将因此都积极起来,战局改观了。将军李诉得裴度的支持,攻入蔡州城,擒获吴元济。淮西镇的消灭,使唐朝的东都洛阳和江、淮免去威胁,意义是重大的,但是,唐朝用如此巨大的兵力,仅仅取得孤立的三州,唐宪宗的用兵无能也就可以想见。

河北战场上六道兵共十余万人,并无统帅,互相观望,朝廷输送钱粮,数量巨大,例如幽州镇,按兵不动,每月也要军费十五万缗。在攻破蔡州前几个月,朝廷已经无法支持,不得已撤销河北行营,令六道兵各归本镇,对王承宗又一次以忍辱而告结束。淮西镇破灭后,其他藩镇恐惧。八一八年,横海镇程权(七八二年,程日华开始割据,节度使驻沧州)自请离镇做朝官;朝廷收复沧、景二州。幽州镇刘总也上表请归顺。成德镇王承宗上表求自新,献出德、棣二州,其余所部诸州,录事以下各官请朝廷任命。唐宪宗又命魏博镇田弘正等讨伐淄青镇李师道,八一九年,杀李师道。朝廷收复淄、青等十二州。淄青镇自七六五年李正己开始割据,传子孙凡五十四年,是地最大、兵最多的一镇。唐灭淄青,藩镇割据基本上被消灭,唐朝的统一暂时实现了。宰相裴度在这次统一战争中,起着重大的积极作用。

自八一四年召回吐突承璀以来,唐宪宗在很大程度上恢复着昏君的面目。他勉强取得淮西的胜利,便骄侈起来,横海、幽州、成德、淄青等镇的归顺和消灭,更滋长他的骄侈心。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改善政治以求统一的巩固,可是,他一意推行的却是腐朽政治。他自即位到灭淮西以前,多少还能纳谏,这时候,任何谏诤都不听了。

这是宦官愈益被亲信,朝官愈益被疏远的表现。他依靠朝官取得一些军事上的胜利,这些胜利,使得他对朝官愈加疑忌,愈要把权力交给自己的家奴,结果是宦官势力得到大扩张,扩张到唐后期的宦官霸占政权。

唐宪宗自以为立了大功,该永远享受大福。八一八年,下诏求方士,宰相皇甫镈荐山人柳泌,说是能合长生药。八一九年,唐宪宗服长生药,性情变得暴躁多怒,宦官在左右,经常被斥责甚至被杀。在皇位继承上,宦官分两派,吐突承璀谋立澧王李恽为太子,梁守谦、王守澄等拥护太子李恒(唐穆宗)。八二○年,宦官杀唐宪宗,梁守谦、王守澄等立唐穆宗继位,杀吐突承璀及李恽。一个皇帝被宦官杀死,朝官不敢追问,宫中朝上相安无事,说明宦官势力大到可以进退皇帝,从此掌握唐朝政权的人,不是皇帝而是宦官。

宦官掌握政权,加上朝官与宦官间的斗争和朝官间朋党的斗争,构成唐后期政局的特征。作为唐中期主要矛盾的朝廷和割据势力间的斗争,因唐宪宗的军事胜利,藩镇大为削弱,退到次要的地位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