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老“衙门地”的变迁

  记者 张贤达

  从1800年长春建制开始，“衙门地”就一直伴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无论是建制之初的新立城，还是北移宽城子之后，乃至商埠地内设道台府，长春老“衙门地”都很有特色。

  最早的衙门

  没用一片瓦

  长春最早的“衙门地”在新立城，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惜的是，从遗留下来的史料中，人们还没有找到关于这座衙门样式的只言片语。唯一可以证明这座衙门真实存在过的书籍，也只有成书于嘉庆末年的《吉林志书》。“从中，我们只能知道该建筑的间数、占地面积，对它的样式、高矮、所用材料都不是很清楚。”长春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刘红宇如是说。

  按照清朝的惯例，官衙是不能改为它用的，所以在1825年长春厅北移之后，新立城这块长春最早的“衙门地”也只能任其闲置失修以致坍塌。所以，后人想了解“衙门地”当年的样式，只能依靠考古手段。

  幸运的是，1994年的考古发掘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根据考古成果，刘红宇研究员初步复原了最早的长春厅。

  “当时一共发现清代房址三座，根据对其地理位置的考证，分别是理事通判衙门的大门门厅、听差房和兵丁房。大门门厅坐北朝南，东部有铺砖残迹，门厅内有对称的八个柱洞，洞底残存木屑。听差房位于门厅东侧，坐东朝西，门开在西墙中间，整座房屋呈长方形。兵丁房在大门门厅和听差房东南270米处，坐北朝南，屋内有火炕、灶台，可居住生活。由于此房远离署衙，为一座孤房，估计是看守柳边的兵丁房。”

  在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现象。三座房址中虽然出土了大量青砖，但不见一片瓦件，即使在整个“衙门地”的地下，也是只见残砖不见瓦件。刘红宇指出：“这就证明这些房屋的主体是用青砖砌成的，而屋顶是不敷瓦的，也就是说这些房屋是不起脊的平顶建筑。”

  北迁的衙门

  大经路上的地标

  1825年，长春厅北移后，在宽城子新建了一处衙门。这处“衙门地”的位置就在今天大经路上的长春市103中学院内。

  此处衙门建有大堂三间，两廊各五间，二堂三间，内室五间，大门二门各三间，并立有道光九年时修建的向南照壁一座。衙门先后于1886年（光绪十二年）、1917年进行过两次维修，但仍然不能摆脱每年夏天淫雨辄浸入室、潮湿之气终年蒸腾所带来的烦恼。在这样的环境下，不仅公务人员无法办公，甚至连文卷票据存根等都无处储藏。

  1926年，长春县知事张书翰向吉林省署申请重新修建长春县衙，议定修建洋式瓦房，这就是建国后人们看到的长春县衙。

  1927年10月，新公署修建完毕。所建房舍超出原计划十一间，共分四层。刘红宇介绍当时县衙的面貌时说：“第一层临街正门五间，面向西四道街，中为门洞，左右为传达室及卫队等，东西配房各五间，东为升科税契处，西为收发卷档及储藏品之所；第二层正房五间，中间留有门洞，右为选举时办公室，左为缮写文件室，东西两配房也各五间，东为科长、科员办公室，西为会计庶务办公室；第三层为公厅，正房五间，右为会议室，左为县长办公室及招待室，东西配房各三间，东为会客室，西为差役宿舍；第四层正房五间，为县长内宅。另外，在墙外东北角处，西有长春地方法院和检察处。”据《长春县志》记载，重建后的县公署“整改旧观”，显得“堂皇轩敞”。

  抗敌的衙门

  却成了伪满洲国起点

  位于亚泰大街上的长春市道台府展览馆是长春现存的唯一一处“衙门地”。这处衙门的设立和长春开埠通商有很大关系。1907年，清政府将长春开发为商埠，并设西路道驻长春。1908年，清政府设立了吉林西南路道衙门，管辖长春府和伊通州等地事务，是当时长春的最高官府。

  为了抵御日俄侵略，1909年，颜道台首先划定了商埠地的范围。“最初长春开商埠地区的规划为从旧城北门（即大马路与长春大街交会处）往北，至头道沟，再到二道沟；再从聚宝门西至十里堡，合计周长15公里多。实际上，日本以建立满铁附属地为名，早已暗地下手，以高价收买了头道沟以北至现在长春站一带的全部土地。结果，长春商埠地只能选在旧城区与满铁附属地之间，北起七马路，南至旧城的北门外，东到永长路，西至大经路，占地约5.3平方公里。”

  在这一区域北端最高点，颜道台修建了道台衙门。“后来日本人写书回忆，‘在这座建筑物上空高高飘扬的黄龙旗，气势磅礴，对附属地起到了威慑作用’。”长春市地方志专家于祺元说。

  然而，1932年3月9日15时，身穿西装、头戴礼帽的溥仪，以伪满洲国执政身份，由赞礼官前引，四名武侍从和四名文侍从护卫，走向道台衙门起居室门前就任伪满执政典礼的会场。全体人员向溥仪三鞠躬，溥仪一鞠躬还礼。这一刻，溥仪的傀儡生涯开始了，道台衙门也因此成了伪满洲国历史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