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新阶层分析（农民工篇）

『关天茶舍』 中国社会新阶层分析（农民工篇）点击：3694  回复：62 作者：周晓炼  发表日期：2005-2-19 2:34:00         中国社会新阶层分析（农民工篇）
　　
　　去年岁末，写了一篇《春运，无耻的阴谋》（又名《穷人回家过年有多难》），文章被一些网站转载。上面主要谈的是农民工回家问题和春运带来的社会不公问题。所幸吾乃学生，少受一回宰，赶在春运之前就回家了。然而，从家里返回上海，辗转数次，几经周折，又颇费银两，才勉强抵沪。中巴车平时五到八元，初六一早竟然要十五元，名曰加班；又是中巴车，春运票价二十元，却要四十元，又美其名曰加班；终于搭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特快，享受了半价的福利，无座，但比起坐汽车无端地挨宰，心里的愤怒已经被熨平了许多。
　　出离愤怒地回到上海，在灯红酒绿悠哉游哉的生活中，愤怒已经蜕变为无力又无奈的苦笑了。
　　脑子里忽然冒出无产阶级这个曾经美丽过的词语。发现穷学生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了。加上失业的工人，失地的农民和尚未失业但仍处于底层的工人农民，还有农民工，一个新的无产阶级的轮廓出现了。这里我把农民工单独列出来，乃是因为我觉得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新的阶层了，有单独进行分析的必要。
　　一路遇到许多民工。在家庄子上也有许多在外打工的人。然而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年轻的打工者。那是年前，我在一家小饭馆遇到他们。二位刚从无锡回来，尚未到家，在县城吃午饭，炒了四个菜，要了一瓶酒，桌上放着两包十元一包的香烟。脸上漠无表情，他们在谈什么我也没有听清，只记得他们为我们腾出一点空间后继续吃菜喝酒抽烟聊天。饭后，他们将受乡村小客车的最后一次盘剥，回到久违的家乡。人们常说农民最苦，而我觉得农民工乃是最苦者中的最苦者。在家的农民虽然赚钱可能比打工少一点（一般在家的都是有门路的，反而多），又受村干部的气，然而毕竟能够一家团聚，不为夫妻分离而痛苦。而且他们人在乡村，很少与城市人打交道，也少受歧视。农民工就不行了，他们是城市里的农民，受着老板的盘剥，受着城市人的白眼，毫无尊严地活着。一位研究工人的前辈说过，以前的工人有尊严，现在则丧失了尊严。农民工比工人更苦，从来就与尊严二字无涉！从有农民工这个词汇开始，他们就没有尊严，连“丧失”的权利都没有！
　　农民工是城市里最低贱的客人，不，是仆人！平时受人歧视，一年忙到头还要忙着讨薪，过年回家还要“春运”！这些是中所周知的现状，不必多说，另外，民工还是被无形地剥夺了许多权利，而这方面几乎没有人注意过!选举权，议事的权利，由于农民工常年不在家，这些权利他们大概或许早已忘记了，或许根本就没有在意过，更由于身陷他乡，这些权利他们想获得也难！已婚的男女还丧失了家庭生活的权利（如果这也是权利的话）。他们离开妻儿，独自外出闯荡，凄风苦雨，冷冷清清。一年大部分的时间里，“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只能成为含泪的梦了。教育孩子的时间没有了，夫妻性生活的时间没有了。这些权利被一只无形的手剥夺了。民工兄弟一边为了生活，一边又不得不放弃生活，是谁导演了这场令人心痛的戏？
　　前些日子，我所在学校爆民工强奸女学生的新闻，一时让人惊异无比。农民工在众人的眼里再次成为被妖魔化的对象。当农民工喊出“还我性生活的权利”时，众人又该瞠目结舌了吧。
　　
　　学术界常常用毛时代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体制来解释农民工的出现。在我看来，这过于笼统。现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坚冰已经开始逐渐打破，城乡交流日益频繁，户口制度也有所松弛，但为什么诸多情况仍不见好转反而加剧呢？
　　笔者不得不首先把这种状况归因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注意，这里是“归因”，不是归咎。我决不反对市场经济，因为凭我所及，我无法找出比市场经济更合适的经济运作方式了。对于计划经济，波兰人说“我们不要没有草纸的社会主义”，我想这句话完全适用于毛时代。
　　问题是正是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农民工问题的。土地下户那几年，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农村一批繁荣。后来，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过热，农民工出现了。1992年以后，中国确定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了，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农村一片萧条，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成为农民工。于是现在的局面出现了。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公无疑注意到城乡严重失衡的问题，从那时调高农产品价格便清晰可见。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价格双轨制的打破，毛时代人为造成的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又以更加狰狞的面目出现了。八十年代，一台十八寸彩电三千多元，而一斤粮食几毛钱。现在，粮食依然几毛钱一斤，彩电、冰箱、音响、摩托车依然是以千论价。农村对工业品需求越来越大（现在哪个农村小伙子结婚能不买彩电？）工业对农村的剥夺也越来越厉害。并且现在是几乎全是市场定价了，十三亿国人谁能改变新的“剪刀差”格局。朱鎔基总理搞过注定要失败的粮食保护价，因为在这更加狰狞的“剪刀差”面前，保护价实乃杯水车薪，九牛一毛，不足挂齿。国家把赤手空拳的农民推到市场面前，农民如何能不失败？农村如何能不凋敝？农民工如何能不出现？
　　换个简单的算法，如果把城市和农村作为市场经济环境中两个资本实体的话，大钱生大钱，小钱生小钱，大鱼吃小鱼，大钱吃小钱，脆弱的农村必然在强大的城市面前败下阵来。失败的农民为了讨生活必然要走出家门。
　　可以说市场经济非但没有解决或减轻城乡严重失衡问题，反而加剧了这种不平衡。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失国家政策原因。虽说中国实行了“市场经济”，但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其中一个“特色”是市场经济加剧城乡失衡的同时，政策上的反应或是滞后或是无效，甚至还加剧了这种失衡。关于制约三农的政策问题，李昌平先生有精彩的分析。他列举了大量的不利于农村发展的政策。现仅聊举数例，不必重复。
　　以户口制度为例。有的城市只要农民工在该城市居住满一定年限并有自己的住房就可以获得该城市户口。不少专家担心农民会因此大量涌入城市。结果呢？获得该城市户口的农民比中彩票头奖的人还少。在现在的房地产环境中，靠打工买上房子的幸运儿有几个呢？而且，就连实行这种收效甚微的户口准入制度的城市也寥寥无几。
　　同样还有税收和分配政策。农业已经脆弱到惨不忍睹的地步时，国家才取消农业税，而被征收农业税的农民在城市可以说绝大部分都具有吃“低保”的资格。由此可见国家政策的滞后和不公。所收税收的分配城市所得更是远远高于农村。
　　关于制约三农的政策问题，李昌平先生有精彩的分析。他列举了大量的不利于农村发展的政策。现仅聊举数例，不必重复。
　　忍不住要说的是九十年代末开始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可以说，正是教育产业化切开了农村行将破裂的血管。这就像春运的火车票一样，对于城市人是小菜一碟，对于农民工却是抽筋扒皮的一次洗劫。废话少说，举个例子吧。庄上一个大学生，读高中交几千元培养费，家里卖猪卖树，被“洗劫”一空。读大学又是东拼西凑。为了他，姐姐妹妹辍学出嫁，一家人因他读大学而坠入困境。放寒假，一下车，他花了一元钱到村里的理发店理发。为什么？在学校理发，一次要五元钱，他一个学期没有理发，就是为了省那四块钱。
　　有了这个故事，我想一切都不用多说了。
　　因此，决不能仅仅把农民工出现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毛时代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体制。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加剧城乡严重失衡，而国家对此又拿不出有效的政策，甚至由于财政等多方面的压力，制定了一些使问题更加恶化的政策。
　　极具城市中心主义色彩的市场主导了资源的配置，农民除了廉价农产品可以与城市进行交换外（土地和矿产资源是国家的），只有廉价的劳动力了。在劳动力严重过剩、劳动力价格逐渐降低的情况下，我依稀看到了农民工并不美好的未来。
　　
　　农民工是整个共和国历史中产生的特殊阶层。比起不离乡的农民，他们拥有更少的政治资源，同时又有稍多的经济资源。比起城市人，他们的收入处于城市工人阶级的最底端，没有城市工人的福利，仍旧是农民。他们有比不离乡的农民更多的获得文化资源的渠道，但却状况不一，有的农民工甚至连农村普及的电视都没有。
　　工人要承受的，农民工也要承受；农民要承担的，农民工也要承担；工人获得的，农民工得不到；农民得到的，农民工还是得不到。他们过着既不是单纯农民又不是单纯工人的两栖生活。与农民工相关的许多问题都无法直接放到农民或工人阶级的范畴中去理解、解决。事实上，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新出现的一个特殊的阶层。
　　一切幸与不幸的生活，都重重地压在农民工的肩膀上，农民工不是最苦者中的最苦者，又能是什么呢？这个衣衫褴褛的特殊阶层何时才能有光明的未来呢？
　　
　　 2005年2月18日凌晨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