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战略转型对重庆的期盼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16 23:48:56
我和苏伟，刘士文编写的《重庆模式》即将出版。本书的策划正处于争议最大的时期，出版时，却已得到中央正式的肯定。但我仍旧坚持，思想知识界应该领先于政治家，而不是看政治家的眼色行事。在大家惶恐于“改革丧失动力”的时候，重庆模式的出现，就说明新的政治竞争模式已经出现，富有创造性的实践已经产生而且还会继续产生，突破官僚体制的压制和思想的偏见，人民群众和社会历史是最公正的评审者。
重庆模式的主要内容是：未来十年的三个定位，以打黑除恶作为纠转党风和社会风气的突破口，以唱读讲传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抓手，以建设内陆大开放的战略高地作为重庆发展的最大动力，以建设五个重庆，打造国家中心城市为发展目标，以房改、户改、土改、劳改（劳动制度改革）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突破口；以包括国有、民营、外资三驾马车重组优化的经济结构；以切实改善民生为归缩。
治官反腐，是中国健康发展的前提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中国革命与苏联不同，经过了农村包围城市，建立根据地再向全国发展的漫长38年，根据地的经验和经济力量不仅支持战争胜利，而且支持建国初期全国经济稳定，根据地的经验甚至有益于改革开放。在深圳经济特区和香港出现的两种货币同时流通，一种商品两种标价，有效解决了在开放初期，人民币高估不能马上和国际接轨的问题，既保持经济稳定，又保证经济效率，是双轨制中最成功的一项。这在货币理论方面也是一个尖端问题。“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在纸币流通和外汇管制条件下，成为“良币驱逐劣币”。令人惊讶的是两币流通在陕甘宁边区就存在，是边币与法币同时流通，边区经济学家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有两本论文集，其研究之深度令人赞叹。
中国传统文化不善思维逻辑，形式逻辑是近代以后才传入中国的。有学者曾说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是“实用思维理性”，中国人认识问题仅靠逻辑推理不信服，非要“举例说明”不可，现在“案例教学”在西方教材里也越来越多了。
中国改革初期邓小平主张“摸着石头过河”，其含义是“寻找先例”，仿照他人或他国成功经验，结合自己情况去实践，如果成功，又可为其它单位仿照，最后才在全国推广。等到以法律法规，学术著作和教科书等形式肯定下来的时候，往往是已成熟，概念化甚至过时的东西了。中国大部分改革都不是依照法律进行的，而是各个基层单位，部门，地区和个人，企业，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实践，大胆创造在推广的产物。革命时期的瑞金和延安，计划经济时期的大庆大寨，改革初期的安徽农民分地，深圳特区，香港特区，14个沿海开发区，广东的综合改革实验，后来108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园区，都有这样的性质。以后涉及全国范围的改革，应先立法，统一实施，以减少混乱。但创新总要依靠个体的创造力，榜样仍旧是最有说服力的。
改革以来所依靠的香港，深圳，广东，后来的上海，虽然都创造了有益的经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推动了中国的发展。现在由于巨大既得利益，许多人自封“改革派”，已是赤裸裸的既得利益集团口号。香港深圳广东如果推行“政治改革”，行政管理改革，特别是反腐败，是大有可为的，可惜他们不干。由于全国开放，他们在经济上就丧失了实验区的意义。他们不想解决新问题。比如：他们至今也没有允许数千万农民工变成他们的城市居民。他们的超前发展，并没有“自动”带动中西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许多神话已经破产，真的有什么先富带后富吗？没有。因为即使市场经济有这功能，也会出强者的垄断，破坏这机制。真的有什么资本在沿海地区“饱和”以后，自动流到中西部吗？没有。因为所谓比较利益在国家之间发挥作用，其前提是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所以发达国家的资本就会流向发展中国家；相反，在一个国家内部劳动力可自由流动，依据比较利益，一定是内地人才和劳动力流向沿海地区，而不是沿海地区的资本流向中西部。这就是在和平环境和市场经济自发起作用的前提下，沿海地区与内地的差距越拉越大的原因。
三十年风水轮流转。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问题，主要是权力腐败，投机资本，利益集团，贫富差距，中西差距，社会平等，国家安全，技术进步，道德信仰危机，资源环境等10个方面。可惜的是，前30年的样板们已无动力和创造力提供新经验，这些问题困扰着全党全国人民，大家对我们能否解决这些问题信心不足。
此时，重庆模式横空出世，震惊国内外。虽然一个地区不能解决全国问题，也没有必要机械地推广，但其触及的都是核心问题，其基本经验，基本方法，特别是核心价值观，具有普遍意义。
在中国，头号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反腐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腐败，越来越多的人已丧失信心，越来越多的人在同流合污，越来越多的人退避三舍，敢于反对腐败的人受到各种打击报复。腐败势力正在形成利益集团，促使社会走向溃烂。他们企图进一步控制政治经济，最终要搞垮共产党和共和国。因为无论有多少共产党干部腐败，总是不能最终得逞，因为他们在共和国宪法，在共产党党章面前，在数十年的革命历史面前，永远得不到合法性。腐败势力必定要结合国际反共势力，推动所谓“政治改革”，推翻共产党领导。这就是前苏联发生的事情，也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陈云所有共产党领袖，无论是改革的还是不改革的，都一再强调“腐败会亡党亡国”的原因。
这种危险，越来越多人看到了，大家想不出一个不搞文化大革命，不破坏法治，又能有效控制腐败的方法。在官员腐败不能制止的条件下，所有加强国家安全，政府管制，社会福利，宏观调控的措施，都会因为腐败而走样。
自由派以西方“普适价值”为世界主流，在美国欧洲支持下，一直鼓吹自己的方案，这就是：腐败的根源是权力不受限制，只有实行西方民主和多党制才能治理腐败。目前的体制不能治理腐败，国家干预越多腐败越严重。
重庆模式跳出了这个怪圈。在重庆比较彻底的清理了官员腐败，这是通过打击黑社会来解决的，其手段是坚持法治，综合治理。特别是通过“唱红”，依靠和发动群众进行了广泛揭发检举，解决了中国人不愿或不敢实名作证的问题。它告诉全世界，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不受西方思想限制，通过动员中国革命和共产党的传统资源；同时避免左倾，不搞文革，不搞逼供信，不搞政治运动，而是纳入法治的轨道，把发动群众和法治手段结合起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进行综合治理，就可以相当彻底地治官员腐败，治黑社会。
全中国都应该学习重庆的经验，来一次彻底的综合治理，治理方方面面的腐败，中国才有条件在弊绝风清的环境下，主动地推行政治与社会改革。
以民生为导向重整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导向。计划经济以强国为导向，以中央政府为主体迅速完成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改革以市场为导向，“理性人追求利润最大化”，实际上是以资本逻辑指导发展战略：如劳动力商品化，给私人资本特别是和外资以优惠，依靠外资实现技术进步；利用静态比较利益，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依靠发达国家市场；
进行一系列“金融创新”等等。这战略已到尽头，发达国家经济危机已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另一方面中国进口资源太多，经济安全难以保障；第三，资本与权力结合造成越来越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特别是腐败蔓延和道德信仰的缺失。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困问题缓解了，但中产阶级被高房价剥夺难以发展，国内消费不能启动。正在进行当中的重化工业化，农村城市化，自主创新，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都受到威胁。
自由派的基本误区，就是把一切问题都简单地归结为权力不受限制，而发展市场，任由资本横行，搞政治改革，才能根本解决问题。其实资本可制约权力，也可与权力勾结，形成权力资本集团。市场经济自身有非均衡性质，特别金融市场是如此，如果没有国家强力干预，必定形成自从泡沫并且崩溃。资本逻辑到了今天，不能再成为中国新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可持续发展需要根本性的战略思想的转变就是：
对外开放以国家安全为前提，对内以民生为导向。
改变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指标，从单一的GDP，改变为综合的社会指标。
效率第一改变为公平第一。
经济发展由外部需求为导向，变为以内部需求为导向。
国内需求以投资为主，转变为消费为主。
消费为主，就是民生导向。作为地方政府，摆脱资本逻辑，变GDP导向为民生导向，大约有几方面的工作要做好。
第一，民生最大工程是住宅。目前在全国房地产泡沫已开始形成，政府多项调控措施不能奏效。其原因是：
1．美国金融危机导致失业率增加，继续滥发美元，欧
洲日本状况还不如美国，全球流动性过剩难以避免。
2．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就是说以人民币标价的资产要升值，主要指股票房地产。国家缺乏有效手段管制国内外投机资本。
3．国内人口年轻，储蓄远远大于投资，资金过剩。
4．房地产利益集团由地方政府，银行和房地产公司组成，垄断了房地产价格，以回扣形式包含大量腐败，而把风险转嫁给银行。政府不能有效控制房地产泡沫，中产阶级大部分储蓄被迫购买高价住宅，会降低其它消费；而且会把产业资本吸引进去，延误技术进步。
重庆目前正在进行公租房的建设，给居民提供廉价公租房，还要能够限制外地资本进入炒房。如果成功将是经济上最大成就。
第二．农民进城。沿海地区大城市，如广东深圳，每年有5000万农民工打工，工资极低，工作时间极长，那些城市从来就没有对他们开放过户口，长期以来保持着歧视和不平等。而重庆作为一个相当贫穷的城市，能想方设法鼓励农民进城，非常了不起。有能力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可携全家进城。先要将宅基地改造为耕地，不减少耕地面积，然后可以通过地票买卖方式，将农村土地使用权卖掉，再购买城市的土地使用权。
中国城市化率未来20年还可以提高20个百分点，这是最大的潜在需求。但城市的高房价所带动的搞房租，必定影响农民进城速度，潜在需求不能变成真实需求。因此需要有效的国家干预。如果重庆能够解决高房价和农民进城问题，就为中国以民生为导向的新发展战略，创造了新的样板。
处理好重化工业化与生态建设的关系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欧洲思想家和政治家提出“碳经济和碳政治”，以改变国际贸易规则，继续主导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话语权；美国则乘机加速新科技革命的产业化，制订并控制新产业标准。环保作为一个产业，背后有强大的发达国家利益集团在推动，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不利。
在中国长期规划中，GDP年年超标，最不能达标的就是环保。即使尽全力节能减排，未来10年总生态环境能不继续恶化就是天大成就，这不是鼓吹理想，完善法律，明晰产权，增加税收，说转变就可以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处于重化工业化后期，在目前技术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就是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完成这个阶段需10年左右，中国必须利用目前人口年轻，储蓄率高，外资流入的优势，尽快完成重化工业化。目前不做，10年后人口老化了就无条件再做，这与生态文明有巨大矛盾，不能回避。
下表可看出中国和美国的差距。
2008年中国与美国经济发展数字对比
中国
美国
总量
人均
总量
人均
铁路
7.97万公里
23.07万公里
高速公路
6.03万公里
8.85万公里
民航航线
246.18万公里
1669.005
地铁
1101.772公里
0.0829厘米
1515.2公里
0.496厘米
钢铁
58488.10万吨
0.44吨
9149万吨
0.299吨
住宅（中国为建设部公布数据）
403.59亿平方米
30.38平方米（城镇28农村32.4）
244.42亿平方米
80平方米
用水量
5910.0亿立方米
445.02立方米
5664.73亿立方米
1854.25立方米
用电量
34268亿千瓦时
2580.3千瓦时
328811亿千瓦时
107623.39千瓦时
电脑（个人电脑）
3.32亿台
城镇0.593台/户
2.73亿台
0.898台
农村0.054台/户
手机
6.44亿用户
0.4853部
2.7亿用户
0.86部
电话（含移动电话）
9.87亿用户
0.7429部
6.27亿用户
2.052部
汽车（私家）
3501.39万辆
0.026辆/0.083辆每户
2.46亿辆
0.765辆/1.95辆每户
家庭宽带普及率(按户计算)
21%
63.5%
彩色电视机拥有量
城镇
1.329台/户
2.73台/户（美国尼尔森研究公司数据）
农村
0．992台/户
大专(毕业人数)
286.27万人
73.1万人
本科(毕业人数)
225.68万人
160.3万人
硕士(毕业人数)
30.11万人
64.9万人
博士(毕业人数)
4.38万人
6万人
中国升学率
3至34岁入学率
高中升大学率
72.7
大学
76.8
初中升高中率
83.4
高中
74.9
小学升初中率
99.7
Elementary School
75.7
学龄儿童入学率
99.5
资料来源：《中国年鉴》2009年
《美国年鉴》2009年
2020年中国16亿人按小康水平，对资源需求是多大？
每年3000万农民进城，人均占地1亩，城市化率从40%上升到60%，增加3亿城市人口，占耕地3亿亩。城市人口居住面积增加一倍。自来水，洗衣机，淋浴和抽水马桶，耗水量是农舍20倍。
中国高速公路长度已接近美国，但铁路，农村公路，地铁，停车场和飞机场相距甚远。
汽车年产量2009年赶上美国，但总量为美国七分之一；道路和停车场要占城市四分之一面积。
中国钢产量5.8亿吨，美国9000万吨，说明美国已完成重化工业化，中国还有10年路要走。
用电总量中国与美国相当，人均是美国四分之一。
粮食短缺不仅因为人口增加，更因为饮食结构升级，肉蛋奶酒需8倍粮食转化。发达国家人均粮消费年
在环境资源生态压力下社会很容易两极分化，表面是制度不完善，实际是资源不允许。改变高消费模式，要压低政府消费和富人奢侈消费。如压不下来必然两极分化，少数人按西方标准消耗资源，大多数人贫困，这样资源就够用了。这就是美国战略家鼓吹的“二八开”模式，按市场经济“需求拉动”走下去，又没决心取得外部资源，就只能是内部两极分化的结果。
中国生态文明的大战略包括：
第一，全面加速技术进步。海水淡化，滴灌技术，明渠
变暗渠，循环用水。煤炭发电与液化技术。各种新能源新材料。
第二，以加速水循环为核心，提高国土蓄水能力。
速度决定流量，绝对不能降低，中华民族是依靠治水生存和发展的。李冰修都江堰，用鱼嘴分水法从岷江分水，修成都平原水渠网，他的思路是“深淘滩，低筑堰”，两千多年不淤，为世界第一水利工程。国家应制订蓄水调水战略，在泛滥之地挖湖，以湖泊、湿地、森林、沼泽、地下水等形式储存，建设贯通南北的湖泊水渠运河网。大西线由于地质条件难以动工，应该考虑与俄罗斯谈判，从贝加尔湖调水。
要改变高消费高成本高耗能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一场社会价值观念革命，需要控制社会两极分化，控制上层的腐败和奢侈，形成社会舆论强大批判力量，这比技术进步困难。如上层奢侈腐败，有权人和有钱人开着宝马汽车乱撞人，要广大人民群众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岂不是极大的讽刺？
第三，提升军力扩展国家安全边界，使用更多的世界资源。
在南部海域保障石油外贸通道，打开与澳洲全面经济合作的
大门，进口铁矿石，粮食和肉类。一部分钢铁化工企业可以外迁到东南亚，靠近澳洲的资源供应地，并向印度洋转移污染。
在西部保障中亚和中东的原油供应，特别是哈萨克斯坦。绝对不能让美国占领伊朗和阿富汗。孙中山在100年前所说的“贯通欧亚大陆桥”，至今仍是中国发展的大战略，必须沟通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和欧洲的联系。
在北部与俄罗斯进行全面经济合作，在西伯利亚租种土地种植大豆。要从贝加尔湖调水，贝加尔湖的淡水占世界四分之一，对俄罗斯没有什么用处，如能买水进内蒙北京山西，可把北调汉水留给河南河北山东，水短缺基本解决。
中国经过150年的沦落和70年崛起，现在又面临资源环境和生态的新难题，历史留给我们的有利时间不到10年。必须利用人口年轻储蓄率高的优势，同时完成在内部治理奢侈腐化，在外部获取资源这两大历史任务，这是实现中国崛起，避免衰落的关键。建设生态文明是一个大战略，需要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制订大战略，以大胆魄，大智慧，大决心迅速推行。
应在重庆设西南局，统帅西南6省力量南进，通过东南亚，在印度洋找到自己的出海口，这是我10年前在重庆大学举办的企业家班上讲演，就已经提出的。现在重庆提出南进印度洋，东进太平洋，西进大西洋的开放大战略，后者就是孙中山当年“贯通欧亚大陆桥”的梦想。重庆作为大西南的核心城市，理应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为全体人民包括农民，建立社会保障
我在1994年就建议，把一部分国有资产划归社会保障基金。现在不建立，10年之后人口老化了，肯定不够用。这不仅是一种筹集资金的方法，而且涉及国有资产的改革。
公有制不等于国有制。公有制为主体，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以国有制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演变为以股份公司为主体。股份公司，应属公有制的形式之一。
马克思的原意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是社会所有制。应在宪法中确立“社会所有制”的法律地位，包括各种基金，股份公司等，都是社会所有制。如果把社会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不再以国有为主。在理论上超越左右翼，在实践上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有制的新路来。
目前可把部分上市公司国有股划归社会保障基金，为全体人民包括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其效应是多方面的，可刺激股市大涨，保障创业板和其它公司上市成功，产生财富效应，大大提高国内消费。
国有股直接转化为社保基金，不是把国有财产私有化，而是把国有制向更加高级的公有制改进。基金是社会所有制，不是私有制。这是一次巨大的社会改革，是向全体人民的一次大补偿，保障了改革的公平性。国有财产的建立，除去没收三座大山的财产之外，就是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财政投资形成的，全体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农村里的工农业剪刀差，城市里的低工资，不仅把全体人民的全部剩余劳动集中到国家财政，也把大部分必要劳动集中到国家财政，那时期由财政投资形成的国家财产，一部分不能算国有财产。这不仅是政治概念，也是货真价实的经济概念。由全体人民必要劳动形成的那一部分国有资产，应直接返还给人民群众。不能用前苏联东欧的把国有资产分成股票每人平分的办法，而应通过社会保障基金，为全体人民提供社会福利保障，这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所有制，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
把一部分国有制向社会所有制转移，有反腐败意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出现垄断势力，以国有制名义控制社会财富，然后以各种形式侵吞国家财产。防止国有财产流失，应缩小国有制范围，在竞争性领域政府监管很难有效。政府为保障自己的企业盈利，可能以权力干预市场，破坏公平竞争。
重庆市长黄奇帆曾经是上海蒲东开发的设计者，在经营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土地方面，具有经济开发才能。他们准备在国有资产的运营和增殖方面，开拓新路，将经营利润给社会分红。我认为社会分红不如把部分国有资产改为社保基金运营。地方国有企业利润应投入本地公共建设和居民福利，而社会保障基金就是最重要的领域。
进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实验
民主，是中国先进分子自孙中山以来一直追的目标。不可以因为经济持续繁荣了，因为“举国体制”在动员资源做大事方面有效了，就放弃民主改革的目标。
人民的民主权利，可以分为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积极权利是建设性的，主要应该由专家行使，专家帮助领导决策，也是一种民主。消极权利是监督和惩罚性的，应该由群众行使。做这样的划分，是考虑到实际的判断能力。大多数群众没有专业知识，很难做决策，但他们可对实施的结果作出判断，通过质询与弹劾等法律程序，对官员进行监督和罢免。
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就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比如实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竞选制，赋予他们以质询权与弹劾权，对重大决策在专家审议之后，再搞民意测验等。这样的民主，主要作用是控制腐败，监督干部，
并且整合各利益集团，使他们的利益能够公开地反映出来，与其它利益形成制约。这是保障决策不发生重大失误，及时纠正失误，防止滥用权力的根本措施。
民主建设对于重庆有特殊意义。重庆经验，主要是在书记薄熙来领导下取得的，他个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这在创业初期是完全必要的。但长期来看要依靠民主法制而不是杰出的领导人。如果领导人离开就人亡政息，腐败和黑社会卷土重来，那么重庆经验就失去了长远意义。应通过法律把重庆的经验固定化，变为长期可依法实行的规则。
在民主面前，我们不能总是在西方的攻击面前被动而为，而应主动进行民主的试验。在20世纪80年代，我在天津开发区就推行过民主评议会，效果非常好。只要按照法律行事，民主的发展就不会影响社会稳定，而是真正能够控制腐败的制度保障。反对者对于重庆模式的攻击之一，就是说没有民主，一个人说了算。其实做事的时候，往往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只不过是做事以后，民主与法治能肯定那些正确的，否定和罢免那些错误的。我期望重庆能够在社会主义民主方面，也能够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经验来。
真能如此，重庆模式就更加具有普遍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