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为什么拿红包？

记者为什么拿红包？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加藤嘉一 2009-12-02       我刚在北京参加了有关“媒体伦理”的国际会议。“伦理”不仅在中国，在当代，在媒体领域存在，也是跨越时间、空间和分野的话题。就会议的切入点而言，面对着庞大的话题，以小见大是个前提。最为引起我注意和关心的是：中国记者“拿红包”的问题。它反映着今天中国记者的现实和困境，作为分析的案例，再好也不过了。      不管是刚入行的还是资深的，拿过红包的还是没拿过的，现场的媒体从业者们为“记者该不该拿红包？”花了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精力，争论得相当激烈。说明大家经过亲身的体验，有很多话要说。      一位资深媒体人指出：一个同行曾这样形容辉煌的过去，“我在XX年前，一个月就有10000多的红包了”，我还记能记起这个同行骄傲得意的表情。      散会后，我给一位“跑会议”的经济记者打电话问：“你平时拿红包吗？”咱们俩关系很熟悉，对方实话实说，“有，没办法，主办方每次逼着我们接收，平均一次1000元吧”。接着问：“一个月大概拿多少？”。对方想了一想回答说：“最多3万吧，平均1万左右。”      正好与那位资深媒体人的同行一致。这一情况在中国是否很普遍？我不敢轻易论断。肯定的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部分记者的红包收入往往会超过工资奖金。虽然每一个地区和领域的实况不同，但所谓“有偿新闻”似乎无处不在，每天都在发生。现实传媒体制内编辑部与经营部混岗，这也是造成有偿新闻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它客观上是一场双赢交易，若给钱的和那钱的角色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双方也不可能这么做。拿红包；收“封口费”；广告版与新闻版混淆；新闻栏目拉企业赞助等，都是违反所谓“职业道德”的腐败现象。      在那天会议上，所有参会者都达成共识，主张：“拿红包”是不应该的，不可以的，是违反了职业道德的不良而可耻的行为。不过，“应不应该”与“可不可以”是一回事，实际上“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光从职业道德观察矛盾中的动态不合时宜，也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极端特殊的体制下，更是如此。      同样认为“记者不该拿红包”的刚入行或地方记者坦诚交待说：“我平时拿红包”。理由是：“活动主办方必须得让我收，没法拒绝”；“我们的工资一个月才几百块，又没什么底薪，不拿红包怎么生活啊？”收入偏高的记者认为：“我们内部有个规定不可以拿红包，一旦拿红包了，不仅违背职业道德，还会降低报社的公信力”；“我拿着中等偏高，能够相对安稳过日子的工资，一个月只拿3000元敢辛辛苦苦写稿吗？报社不会让记者为那么一点红包拼搏，钱应该向老板要，不该向外界要”。还有一些其他说法：“作为记者，如果尊重自己，就不可能拿红包，这是底线，连底线都没有，凭什么干这活儿？”；“我们不应该讨论该不该拿红包这一低水平的话题”等等。      挺有趣，我原来也知道中国媒体圈里存在的“红包问题”，但第一次这么集中地听到了记者们的心声。就像一部分人提出的：“该不该拿红包不值得讨论，没什么讨论的的余地，就是不应该”。但从我这个老外看，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愿意还是不愿意，“记者拿红包”是个结果，是在当代中国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原因是什么？
      之所以让我静下来思考这一深层次的问题，中国媒体记者的形象往往不受尊重，民众甚至对“记者腐败”表示反感，蔑视。这一现状不应该持续下去。因为，无论如何，中国的新闻和言论空间只能往相对自由、开放，至少多元化的方向变迁。长远看，“言论倒退”只能造成更大、更多、更深的社会矛盾、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在这个意义上，媒体记者的形象以及其报道公信力必须被保证，改进。假设媒体被定义为社会职业，而不是政治权力，它永远是国民的代言人，换句话说，为人民服务。      “记者为什么要拿红包？”体制原因、商业利益、东方文化、行业转型、个人素质以及职业道德等等，可以找到许多原因，这些因素都在相互影响，不是相互制衡，而在相互勾结。不过，让我感到最直接而深远的原因是：记者的生存状况问题。      据悉，中国媒体从业者的平均月薪大概3500元左右，即年薪4万元左右，收入数一数二的报社平均收入大概是10万左右。当然有更高的和更低的，即使在一个报社或电视台里，其收入也五花八门。据我在华6年生活以及与媒体密切交往的经验，从工作压力和收入水平看，媒体从业者是最为辛苦，令人感到可怜的群体之一。中国很多大学开设“新闻学”专业，许多学生愿意学新闻，抱着希望走进新闻行业，说明这行还是有吸引力的。不过，在今天中国转型中的体制下，媒体又是最难做的行业之一，直接受到体制的影响，而被管制最多。连我都经历过的，这个不能做；那词不能写；这块不能碰；这个要删，那篇不能登……      因此，记者们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之所以压力很大，是因为他们有纯然的理想——想写独家、深度、有趣，又能给读者带来启蒙和反思的新闻报道。新闻行业的特殊性在于，从业者都有一种责任意识：希望社会能够健康发展；政府能够做好决策；人民能够过好日子。我相信，任何从业者至少刚入行的时候，是对新闻这一行业抱着道德和良心的。因此，我不相信，任何一位记者无理由地拿红包，或者期待拿红包。我还是只能从记者生存状况的恶劣性和艰难性寻找原因，并切入这一问题的病状何在。      经过那天会议，我认为，对于新闻工作来说，“理想”和“饭碗”并存才是合理的。光指望记者的职业道德和良心远远不足以解决这一行业的任何问题，比如拿红包。我举一下祖国的例子。日本国民赞同两个事实：一，新闻从业者很辛苦而勇敢；二，新闻工作者的收入很高。我曾经问过许多日本长辈，“什么让您下决心从事媒体呢？”他们的回答几乎高度一致：“二战前的我国政府犯了错误，没能阻止军部的失控行为，结果发动了战争，结果战败，日本承受了侵略国的罪名和一片废墟。那么，我们要自问：当时媒体是干什么的？为何没能阻止军部，促使政府阻止军部呢？媒体的责任绝对不能被忽视，必须被追问，处理。我们搞媒体，是为了再也不让公权力失控，发动战争，尽可能让政府少犯错误。我们不监督他们，谁来监督？社会凭什么证明政府所说的和所作的总是正确？”
      日本媒体人似乎承担着崇高的责任与使命。因此，拿的工资要合理。据我所知，在日本，刚入行的记者的平均年薪大概30—40万人民币，工作了10年，大概达到80—100万。因此，日本记者没有必要拿红包，记者也不敢冒这个风险。就如下这么简单：假设A家报纸的记者拿红包了，并被竞争对手B社发现了，A社的这条“丑闻”必将被B社曝光，A社的形象和公信力将下降到底，陷入破产的危机。      日本记者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天天彻夜，几乎没有周末，承担巨大社会压力，有时其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这是记者这一行业的性质所决定的。我在想，今天的中国难道不也是一样吗？中国记者不也承担着巨大压力，有时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一天工作15小时以上，天天彻夜，没什么周末吗？我相信，几乎所有中国媒体从业者对现实工作感到巨大的压力，却对未来感到不安，没有什么“安全感”。      我只是想说，拿出体制或发展中的瓶颈去辩解记者的生存状况无法解决，是极为错误的。正因为体制在转型，整体社会才需要保护记者的合法权利和相对宽松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老板与记者相互尊重，沟通的前提下，如何解决工资、社会保险、户口等待遇问题，是个起点。其次是记者如何从独立、客观、批判性的角度写好报道，做好自己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拿红包”也好，“有偿新闻”也好，“记者腐败”也好，将自然而然地消失。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邮箱：kyoshikazu@gmail.com 一个日本人，用中文为一个国际化的媒体写专栏，试图从“非中国人”的第三双眼的独特视角，解读与中国息息相关的事件、现象和问题。 作者加藤嘉一，1984年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现在就读硕士研究生。自从2005月4月亲历“反日游行”开始，在海内外媒体发表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