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纪念伟人毛泽东诞辰117周年

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纪念伟人毛泽东诞辰117周年　　

作者：钱昌明　　

1976年的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他83年的传奇人生。　　

不管是崇敬他的人，还是痛恨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毛泽东是现代世界史上的一位伟大人物，他无疑是20世纪中国和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人物之一。　　

在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右的“诽毛”倾向，那就是对他作妖魔化评述，搞全盘否定；另一种则是“左”的“崇毛”倾向，那就是继续“为尊者讳”，对他作白璧无瑕的全面肯定。所以会产生这样截然不同的两种倾向，其实反映了两端人们对毛泽东时代激荡人生的革命风暴的不同感受，是不同的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凭籍各自的好恶所得出的结论。两种评价，看似水火，在认识论上却又是同一的，那就是：都是非理性的。　　

科学地评判历史人物，不是看主人公有没有提供现今所要求的东西；而是要看他是否比前人提供了新的东西，是否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任何纯感性的全盘否定与全面肯定，都是违背历史辩证法的，也是不符合客观历史真实的。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他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他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创造的光辉业绩是毋庸置疑的；但晚年确实犯了理想主义的“左”倾错误，给中国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危害。　　

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座里程碑，是他逆转了中华民族的沉沦，领导中国人民摆脱了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争得了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与解放；是他唤起了农工劳苦大众，推翻了几千年的剥削阶级的压迫与奴役，真正赢得了劳动者做人的尊严，翻身当家作了主人；是他领导中国人民通过30年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地奠定了“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为中国今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他甚至赢得了他的对手——资本主义世界领导人的尊敬。　　

曾与毛泽东打过交道的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评述道：“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另一位美国卸任总统福特则写道：“他确实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毛泽东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同为资本主义大国领导人、前法国总统德斯坦更是充满敬意地评论道：“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争得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　　

——不愧是伟大的民族英雄　　

毛泽东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因为正是他领导中国人民争得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　　

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失去了独立，人民遭受残酷的奴役，中华民族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此后，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侵略战争，强迫中国历届（1840——1949）政府同它们签订了343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此数为学者通过对《中外旧约章汇编》所载文件的逐个梳理得出，也有学者认为有745个），丧失了3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10多亿两白银的赔款。百年的屈辱与沦丧，让“东亚病夫”成了中国人在国际上的代名字，中国人的尊严沦落到“华人与狗”并列。　　

在20世纪50年代前，人口还不能人为控制，人口的消长历来是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的一个显性指标。　　

据清史记载，在1840年（道光二十年）的鸦片战争前夕，全国人口已超4亿，达4．1281亿口！可是，在1840年到1949年的109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人口数却一直停滞在4亿出头的水平上（从1840年的4．1281亿口，到19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的“四万万同胞”之说，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的人口才过5亿）。

近代百年中国的人口増长率几乎为零！这是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丧失了民族独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其生存环境实在太恶劣了，人民活不下去！这是近代中国百年苦难所结出的苦果，更是真实苦难历史的浓缩写照！　　

现今的人们，已无法感性体验旧中国国人的艰难生涯，他们更不知道一个丧失了国家主权独立的民族会是怎样生存的？　　

中央电视台四套（CCTV—4）《荟萃之窗·大家》栏目，曾在1910年11月8日做过一个“采访寒地水稻之父——徐一戎”的节目，其中徐老讲述了自己解放前的一段亲身经历，真是令所有听者“深刻难忘”：　　

老人系辽宁北宁人，1924年出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入日手，1932年成立了伪“满洲国”。从此，整个东北在伪满统治下，东北人民成了变相“亡国奴”，任人驱赶、宰杀；数以百万计的日本移民拥入，鸠占雀巢，任意欺压中国百姓。其时，溥仪政府对大米实行统购政策，规定：只准日本籍居民购食大米，中国居民只能在重大节日（如春节等）里才给每户配购几斤。

1943年，19岁的徐一戎以入学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奉天农业大学农学系就读。该校同时招有许多日本学生，可是日本籍学生与中国学生，在校内却受到两种完全不同的待遇：学校食堂让日本学生就食大米饭；竟不准中国学生就食米饭，只能吃玉米窝头。中国人连吃米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这件事给年轻的徐一戎以极大的民族耻辱，既给他铭刻下内心的伤痛，更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怀。

综观世界近现代史，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与崛起，固然取决于许多因素，然而，国家、民族的独立与否，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没有16世纪的尼德兰摆脱西班牙的独立革命，就不会有17世纪荷兰的强盛；没有1775年——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更不可能会有近代美国的崛起；历史告诉人们：一个受外来势力统治与奴役的国家，是不可能有什么发展可言的。　　

近代中国，国难当头，民族危亡。面对国家的衰亡和民族的劫难，所有华夏的志士仁人，不管身居庙堂，还是布衣草根，凡是爱国者，无不痛心疾首，为之哀伤，他们前仆后继，上下求索，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先是身居庙堂的上层统治阶层中爱国人士的求索与斗争。　　

林则徐、魏源是清王朝统治阶层中较有见识的爱国者，他们是近代最早“睁眼看西方”，开始觉醒的第一批中国人。　　

1839年3月，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打破了长期闭关锁国传统思想的禁锢，了解“夷”情；并在调查过程中萌生学习西方“长技”的思想。他专门组织幕僚搜集、翻译《澳门新闻纸》等多种外文资料，编成《四洲志》，后又以此为基础由魏源改编成《海国图志》，成为当时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最为详情的史地著作。书中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学习西方，为我所用”，这在当时思想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19世纪60年代起，统治集团中出现了洋务派，他们继承林、魏“师夷长技”思想，主张引进西方近代技术，举办军事工业（70年代起也办民用工业），以巩固封建统治。但他们不愿触动封建制度，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先后提出“自强”、“求富”的口号，掀起了一场为时30多年的“洋务运动”。他们曾兴办了诸如亚洲第一大军工厂——江南制造总局，以及像轮船招商局等这样一批近代企业，还组建过一支近代海军——北洋舰队，可是终因不愿触动腐败的封建政治体制，故经甲午中日战争，一败涂地，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宣告“自强”新政的失败，它标志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　　

随着洋务运动的失败，19世纪末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历史又促使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维新派的崛起。具有民族危机感但不掌实权的光绪帝，在维新派的推动下，也很想改变现状，这才有了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可是，维新派既脱离广大人民，无所凭依；又不能改变顽固派掌握实权的现状，最后在那拉氏发动政变时，只能朿手待毙，以失败告终。戊戌变法的失败进一步恶化了晚清的政治生态，它加速了中国的沦亡，经八国联军战争与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清政府真正成了“洋人的朝廷”，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挽救民族的危亡，布衣草根下层民众的斗争往往更为激烈。这是由于下层人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承受着民族沉沦的全部苦难，因而这种斗争往往是同“求生存”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近代下层人民的第一次大规模斗争，无疑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将战争赔款如数转嫁到农民头上，大大地激化了清政府与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有民谣云：“租种二亩田，要交十道捐，衣衫不蔽体，烟囱不冒烟。”沉重的捐税压得农民透不过气来，百姓必然要作“死里求生”的反抗。据统计，自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到1851年金田起义前近十年，全国发生过大小农民起义达上百次之多！ 　　

广东花县塾师洪秀全，看准了这一政治形势，适应广大农民要求改变悲惨命运的渴望，从西方基督教义中引入了一个“上帝”，鼓吹“平等”思想，高举诛杀“阎罗妖”、推翻清王朝的“造反”大旗，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持续了14年、遍及18省，曾在天京（南京）建立割据政权11年，先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意在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和发展资本主义。可是，由于起义领导集团在取得局部胜利后即发生腐败与内讧，太平天国运动最终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由洪秀全、洪仁玕先后提出，要求变革封建土地制度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美好蓝图，终成为二纸空文，归于失败。

再一个下层人民的大规模斗争，就是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期中国民族危机激化的产物。其直接原因是“民教冲突”，无数教案的累积（基督教教民仗着教会势力横行乡里，清政府官吏一味庇护教民，“民怨”喷发）；根本原因则是西方列强以各种特权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和文化扩张造成的。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下层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的一次正义斗争，尽管它带有强烈的蒙昧主义与笼统排外的色彩，但其爱国主义的性质是抹煞不了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虽然参与义和团的农民群众并不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但它们斗争的大方向——为了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确实是正确的。　　

第三次下层人民的大规模斗争，则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　　

孙中山起于草根（农家子弟），“慨然以洪秀全自居”（见胡去非《总理事略》），是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崇拜者。从他组织、领导的十次反清武装起义的主要成员看，基本上也多是以会党为主体的农民、手工业者等下层人民。　　

孙中山接受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创立同盟会，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创建了共和体制，但从根本上来说，并未解决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基本任务，并未解决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问题。

中华民国建立了，但中华民族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压的地位没有改变。1917年，听命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北洋政府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派出20万名劳工，到欧洲战场挖战壕、救伤员，牺牲了2万名同胞的性命，换来了一个名不副实的“战胜国”地位。

1919年1月，战胜国处分战败国的巴黎和会在法国召开，中国作为“战胜国”派代表出席了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三项要求：1、从战败国德国手中收回山东权益；2、废除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的《21条》；3、“希望”列强废除在华特权等三项要求。结果，列强不仅否决了第2、第3项要求；针对第1项要求，竟然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样，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一无所获。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引发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　　

五四运动虽由爱国学生、知识分子所发动，但唤醒了广大工人和市民阶层的共同参与斗争；同时，更进一步促使爱国知识分子探寻救国救民的新路。　　

1921年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历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战争，国共分裂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八年抗日民族战争和三年人民解放战争的考验，大浪淘沙，积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伟大斗争中，毛泽东发挥了独特的无可替代的领导作用。是他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是他参与创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他独创了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保证了中国革命一歩一歩地走向胜利，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所使命，真正取得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建国以后，虽历经美国霸权主义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一再围堵紧逼，但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信神不怕鬼，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硬是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取得抗美援朝战争和珍宝岛战争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捍卫民族利益的立场是鲜明的。中华民族扬眉吐气，令一切反华势力侧目。　　

近代中国的百年历史已经向世人昭示：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从洪秀全、洪仁玕，到孙中山、宋教仁；无论是上层统治阶层爱国者的努力，还是下层群众的救亡斗争，都一无例外地失败了。只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才取得了这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才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中华民族终于获得了真正的独立与解放。　　

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他的这一历史地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争得农工劳动大众翻身作主人　　

——不愧是伟大的解放者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更是一位几千年深受剥削、压迫的中国农工劳苦大众的解放者。　　

自从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建立以后，中国就进入了阶级社会的历史。从此，社会的等级森严，人们被分割成为不同的阶级：少数上层统治阶级“治人”；大多数下层劳动人民“治于人”。上层统治阶级不事劳动，“不稼不穑”，却世代锦衣肉食；下层广大劳动人民终生劳作，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直至养不活自己。　　

在长达四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打自西周时期的“国人暴动”、秦末（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开始，直至晚清的太平天国运动，下层被压迫阶级的奴隶和农民大众，先后发动过大小数百次的斗争。他们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均贫富，等贵贱！”“均田、免粮！”等口号，要求政治和经济的平等，要求废除剥削和压迫。然而，不管他们如何地反抗，甚至实现了走马灯式的改朝换代，但都无法改变劳动阶级的可悲命运。只有到了毛泽东时代，这一目标才得以实现。　　

自从剥削制度建立以来，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其阶级统治，除创立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外；还形成了一整套包括道德观念在内的完整的社会意识形态，并不断地加以完善，最终形成为一种全社会“公认的”统治思想。统治阶级一代又一代地，一方面通过政治、军事的高压手段，对下层人民的反抗进行残暴的镇压；同时又通过教育机构的强烈灌输与谆谆教导，把“剥削有理”、“压迫有理”的观念变成为一种“天道”、“公理”。　　

直至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问世，公开宣布：“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从此，这一由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的“剥削有理”、“压迫有理”的“普世观念”才被根本颠覆。　　

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终其一生，始终坚持了这一崇高的革命目标。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这表明，毛泽东的革命立场是站在绝大多数劳苦大众这一边的，他的事业是为极大多数农工劳动人民谋利益的。　　

打自1921年创建中国共产党闹革命起，毛泽东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他特别关心下层劳苦大众的命运，深入安源煤矿，潜心工人运动。在国共合作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时期，他又倾心农民运动，主持“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干部。　　

随着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高潮——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以广东、湖南为先锋的农民运动迅速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斗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农民运动从行动上颠覆了“造反无理”的传统观念，引起国民党内的右翼民主派（一大批国民党军官与政客均为地主家庭出身）的极大仇视，共产党内的一些右倾分子也紧随其后，一起反对、指责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过火了！”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是毛泽东挺身而出，于1927年春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他以马克思主义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第一个站出来为农民运动辩护，说“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要革命就应该支持农民运动。是他第一个喊出了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他还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一切革命的人们决不能“叶公好龙”！　　

毛泽东为什么能这样立场鲜明地批判那些口头上高喊“革命”的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呢？归根结底，是因为他的立场：坚定地站在农民这一边，也就是站在绝大多数劳苦大众这一边的。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国民党右派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　　

同年9月，是毛泽东依靠农、工劳苦大众，发动秋收起义，并在井冈山区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为了捍卫革命胜利成果，获得翻身解放的广大农民又积极参加红军，这又促使土地革命运动深入发展，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到1930年上半年，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榜样作用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有300多个县发动了武装起义，建立起大小几十块农村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成立，毛泽东被推选为主席。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导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南方根据地丢失。1935年遵义会议后，排除了王明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实际上控制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革命形势转危为安。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八年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出于抗日统一战线需要，共产党被迫放弃了“没收地主土地”的土地革命政策，但毛泽东还是站在广大农民的立场上，在抗日根据地实施有利于农民的“减租减息”政策，以求最大限度保障农民大众的利益。　　

1946年6月，国共全面内战爆发，人民解放战争开始。毛泽东立即改变土地政策，随即在解放区实施土地改革，1947年正式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土改中，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路线。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还有3亿人口的新解放区没有进行土地改革，毛泽东把它作为一件头等大事来抓，1950年夏，及时地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到1952年在全国范围陆续地完成了土改。从此，我国农村彻底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剥削土地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使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穷苦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与工人一起成为新中国的主人。　　

正因为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坚定地站在农工劳苦大众一边，站在占中国人口极大多数人一边，因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事业也就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同时，毛泽东也必然地贏得了他们、特别是亿万农民群众的爱戴。　　

翻身的农民感激毛泽东。早在40年代，延安农民孙万福一次在“劳模大会”上见到毛泽东，激动万分，拉着他的手说：“大翻身哪！有了吃，有了穿，帐也还了，地也赎了，牛羊也有了……没有您，我们这些穷汉趴在地上一辈子也站不起来！”（“中国广播网”：《陕北民歌与〈东方红〉》）孙万褔有感而发，回家后创作出著名的民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高楼万丈平地起，蟠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另一个陕北农民李有源，父亲常年给地主当长工，终于劳累成疾死去。李有源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挣扎在死亡线上。自从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到了陕北，他一家的生活才有了保障。他是一个爱啍民歌的人，就凭着这种纯朴的发自内心的感恩心情，他用陕北著名的民歌“骑白马”的优美曲调，完成了一首新歌《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就这样，毛泽东在翻身得解放的农民心中，成了“红太阳”，成了“大救星”！

全国解放后，由于历史原因，唯有西藏地区一度还残存着农奴制。毛泽东关心西藏农奴的命运，积极地在青海、四川的藏人地区推进民主改革；并最终于1959年一举摧毁达赖农奴主叛乱集团，彻底废除西藏农奴制度；解除了农奴、奴隶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废除了封建剥削和封建特权，废除了乌拉差役和高利贷债务。从此，西藏百万农奴和奴隶获得翻身解放，成为西藏和国家的主人。

西藏的翻身农奴无不感激毛泽东的解放之恩。著名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她就是一名西藏农奴的女儿，农奴主的残暴与农奴的悲惨生活，早在幼小的才旦卓玛心灵里刻下不可磨灭的记忆。民主改革前，幼小的才旦卓玛仅靠放牛牧羊来维持着艰辛的生活。她有一个深切的体会：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了她的一切。她是发自内心的把一首首颂歌献给党和领袖，称毛泽东是“北京金山上”“金色的太阳！”

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给中央送过一份报告，反映土改后农村出现两极分化的严重情况。土地改革以后的亿万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他们所处的“小农经济”地位，不仅不能较快地摆脱贫困的处境；相反，一遇天灾人祸，一些人竟然陷入绝境。毛泽东担心这种贫富两极分化现象的激化，这也就成为他积极推行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原本要化几个五年计划才完成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广大翻身农民的支持下，结果在三年里就完成了，以后又搞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由于毛泽东急于求成，过早地去冲击“共产主义”这道坎，这就极大地脱离了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犯了“左”倾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然而，他的所有斗争，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立场始终是站在农工劳苦大众上的。　　

共产主义叛徒、“反毛”急先锋辛子陵，他在《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中，对毛泽东有过这么一段评述：　　

“毛泽东一辈子都是站在穷人一边，他是穷人的领袖，是穷人的救星！他最担心的是两极分化。……不许任何分化，不许任何人冒尖，不许任何人先富起来，勤劳致富也不行。谁发家打击谁，谁富起来打击谁。这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社会进步。”（《红太阳的陨落》第50——51页）　　

辛文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写这段话的。他的原意是为了攻击毛泽东，攻击他搞“平均主义”、“养懒人”，不准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社会进步。”其实，辛文恰恰从另一个角度反证了：毛泽东一生始终是坚定地站在农工劳动人民立场上的，其动机是纯正无暇的。　　

为中国的“四化”奠定了基础　　

——不愧为现代化中国的奠基人　　

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实际上有两大主题：一个是求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解放；另一个则是实现国家的近代化（亦即现代化）。　　

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就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党的总任务就是：“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还预见“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　　

1953年，在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后，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通过过渡时期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为“一化三改”。　　

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摆脱落后和贫困”的具体目标。　　

1956年4月，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戒鉴，总结我国３年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着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发表了《论十大关系》一文。次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又加上了“国防现代化”，这就是四个现代化的来由。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地向全国人民宣布，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提出“国家工业化”也好，“一化三改”也好，实现“四个现代化”也好，实际上就是实现近代化。因为只有实现近代化，才能建设强大国家，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做的。　　

旧中国在经济上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当年农业总产值为326亿元，工业总产值仅为140亿元，整个国民生产总值413亿元，按当年汇率2.3：1美元计算，合179.56亿美元。这一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673亿美元，为中国的14.9倍！

以钢、电力、原煤和粮食、棉布五种主要工农业产品为例，1949年时的产量仅为：钢：15.8万吨；电：43亿度；煤：0.32亿吨；粮食：11318万吨；棉花：44.4万吨。　　

以人均钢产量为例，美国是中国的418倍；英国是我们的281倍；印度也为中国的8.67倍（印度1949年钢产量为137万吨）！这一年印度的电力为中国的1.14倍；棉布为中国的1.83倍！（《中国统计年鉴（1983）》、《国外统计资料（1949——1978）》）　　

可见，在1949年，中国的发展水平，不仅不能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英国相比，即使与印度比，也还掉了一截，远落在印度等落后国家的发展水平之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期，到1952年底经济的各项发展已超过了1936年旧中国的最高水平。　　

从1953年开始，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开始了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至1976年毛逝世，在长达23年的时间里，先后实行过4个五年计划。期间，有过较顺利的发展，也有在曲折中的前进，更有遭受挫折后的进展。尽管毛泽东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有过失误和挫折，但总体上仍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成绩是显著的。　　

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的发展较为顺利，提前一年超额完成。期间，国家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为中心和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通过这些项目的完成，建立起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在体制上，取得以单一的公有制取代了多种经济成分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得以确立。

到1957年底，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3%，年均增长达18%。产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工业产值所占比重已由1952年的43.1%提高到56.7%，超过了农业。旧中国没有的工业部门，如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器和精密机器等制造业、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业等，都建立起来，我国初步完成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

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5.8倍；发电量达到193.4亿度，比1952年增长166%，为建国前最高年发电量的3.2倍；煤产量达到1.31亿吨，比1952年增长98%。；农业生产中，1957年粮食产量达到3901亿斤，棉花产量达到3280万担，都超额完成计划。“一五”期间在工业生产上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

1958——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形成了一股“左”倾冒进的思潮。这使“二五”计划在制定和执行中出现了严重的冒进倾向，许多计划指标不断修正和大幅度提高。

1958年5月，毛泽东主持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后，又轻率地发动了以片面追求生产、建设高速度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同年8月，在中共中央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并批准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提高了奋斗目标，提出要在“二五”时期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计划到1962年建成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在若干重要产品和产量方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为此，要求工、农业生产高速发展，号召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最终形成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者命令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反右倾”运动，造成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失调，使国家财政连年出现赤字，加上连年自然灾害，赫鲁晓夫逼“债”，人民生活遇到很大困难。1960年9月中央被迫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直到1963年得以恢复，随后进一步发展。

二五计划按最早的版本1956年提出的《建议》计算，除原煤、石油、发电量达到规定指标外，钢、水泥、粮食、棉花等许多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未能完成指标。整个二五期间，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仅为0．65％，最高年32．2％，最低年-31％。1962年与1957年相比，工业总产值仅增长20．7％，平均每年增长3．8％；农业总产值则下降了19．9％，平均每年下降4．3％。不过，经过调整，1963——1965年期间的经济发展很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到1965年底，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5.5%，为以后的发展作了准备，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重大成就有三：

之一：大庆油田的建成，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的开发。1965年我国的原油产量比1956年增长8．6倍！基本上满足了国内需求，改变了“贫油”的处境，使我国的经济突破了发展的瓶颈；

之二：除了新建石油工业外，电子工业、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等一批新兴工业部门，也纷纷建立起来；

之三：科学技术开始走上现代化的轨道。1964年10月，首次核爆炸成功，集中反映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1965年9月，我国在世界上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标志着人类在认识生命、探索生命奥秘的征途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1966——1975年的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处在文革时期，政治运动对经济发展的冲击很大。尽管如此，但这两个五年计划，还是如期得以完成。

1970年，“三五”计划的各主要经济指标都得以实现。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9．95％，最高年25．7％，最低年-9．6％；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7％，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3．9％。“四五”期间，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7．76％，最高年12．2％，最低年1．4％；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9．1％，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0％。　　

1975年的钢产量：2390万吨，比1965年的1223吨増95．4%；1975年的粮食产量：28452万吨，比1965年的19453万吨増46．26%　　

这一时期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突出成就是：　　

1、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在自己的国土上飞行爆炸成功。“两弹”首次结合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从此拥有了可以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

2、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是继1964年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后，在核工业领域取得的又一个震惊世界的壮举。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便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两个发展阶段质的跨越。

3、1970年4月24日，我国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这颗直径1米，重173公斤的卫星成功入轨，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苏、法、日之后第五个可以独立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综观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完成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奠定了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为以后的发展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四化”建设人才，这些，都已成为客观的历史事实。

据2009年8月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中国升至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经济总量世界第三》，其中提到前30年的发展数据：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79亿元，到1978年增加到3645亿元。26年增长537%，平均年増速接近21%！　　

如今人们往往只看到近30年的发展，须知：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前30年的发展与奠基，哪会有后30年的成就？这如同吃饭一样，假如一个人要吃两碗饭才饱。总不能说：这全是第二碗饭的功效。

历史已充分证明：毛泽东不仅是我们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伟大民族英雄；同时又是我国广大农工劳动大众的伟大解放者；更是为我国实现“四化”——建设现代化中国的伟大奠基人！

谨以此文纪念伟人毛泽东117周年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