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向往生命的尊严

　　他们大多是来自广州的学生，高中居多，初中也有。十几岁正是享受学习快乐和家庭天伦的时候，可是文革开始后大学造反停课，不收新生，工矿企业混乱，很少招工。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成了青年的必经之路。

　　中国农民社会地位最低，而知青比农民更低。他们除了初到那天听大队干部在锣鼓声中读一篇从《人民日报》上抄来的“充满贫下中农感情”的欢迎词以外，看到的只是村民们歧视的白眼了。广东农村人多耕地少，粮食原本紧张，突然增加一群人争食，处境可想而知。知青在农村无亲无故，无房无地，在城乡差别巨大的中国，一旦丧失了城市户口，等于沦入了苦海，在苦闷绝望的情绪下度日如年。重病、残疾等人生不幸，反到成了他们向往的“美事”，那样就可以留在城里。

　　这些被城市遗弃而又无法融入农村的人还是有人牵挂，那是他们城里的亲人。每逢农闲或过节，知青可以回城探家，常买一只很大的鹅带上。广州居民肉鱼副食供应很少，每户以人口多少定量，一人一月半斤猪肉半斤鱼，黄豆和豆腐也须凭票。知青被注销了城市户口，回去几天会把全家一个月的定量消耗，所以带点土产回去，在城里人面前就没那么自卑。鹅为食草家禽，不像鸡鸭要吃麸皮谷糠等精料，只要勤于牧放，即可饲养几只，农民喜爱用它换钱。鹅居然成了知青回城探亲的必携之物了！每到早上长途公共汽车检票上车时，欢笑声和鹅叫声混合成了知青快乐的进行曲。

　　而那些连两三元钱路费都花不起，或是还要出工种田的知青不能回去，只好站在路边羡慕地看着长途汽车离去。车轮在砂石铺成的公路上留下的通向城里方向的辙印，很快就被养路工牵着的牛车后面拖在地上的弓形细长钢板刮平。想家难归者只能无奈地看着远方，憧景着美好的希望。知青们并没有什么过份的要求，他们只想生活在亲人身边，做一份收入可以糊口的工作，有一点作人起码的尊严而已。但这对他们来说，只能是无法实现的奢望。

　　那时我在团政治处工作，搞拥政爱民活动常到附近村里。我很快就发现，那里的女知青多，男知青少，两者的比例居然是十比一，而且留下的男子都是年纪小的孩子。我这才知道，年纪大些的都逃到“那一边”去了。“那一边”就是英国统治下的香港。

　　村里墙上到处是毛主席语录“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为什么他们还逃？

　　知青们既无乡村生活经验，也无田园耕作技能，强壮的男知青只能按当地妇女弱劳力每日所得工分的一半计酬，终年劳作，只能糊口。年幼体弱和女知青分得的口粮往往不能以其工分相抵，年终结账，无不欠下生产队一笔，须向家里要钱还债。年复一年，生产队很穷，不肯再借；家长们不富，不能再给，一些人逐渐断了生路。知青正在生长发育，从事农田体力劳动，以粗粮杂食果腹，常不能吃饱。有饥者偷偷挖地里未成熟的红薯充饥，一旦被抓，要绑了游街，吊起来抽打。偷盗者到了这个份上，反倒让人怜悯。

　　脱离农村是农民们的向往，更是知青脱离苦海的希望。公社里有城镇工厂招工和应征入伍的指标，后来又有了推荐上大学，那都是队干部的特权。指标中最不值钱的是上学，那时读书无用，即使上了大学，毕来后还是要回到农村，何况上学还要花费，仍要家里供养，因此招工、当兵指标远比上学紧俏。

　　知青争夺这些生路，用尽手段，家里条件好的请客“送礼”，条件差的借债偷盗，有的女知青则成为村干部蹂躏的玩物……可是跳出苦海者往往无几。

　　难道就没了出路？有，就是“逃港”。知青们谈论起来个个眉飞色舞，丝毫没感到那是背叛伟大祖国，背弃共产理想的“邪恶”，到像是到那边访亲问友，走走看看，找个工作一般。当时香港经济刚起飞，需要劳力，对非法入境者均予容留，但是公开却说“保护人权，为了自由”，不比如今，一律拒之门外。

　　“逃港”的捷径是陆路，边境虽有铁丝网和边防军，但漫长百里，总有疏漏。各种方法应运而生。月黑风高的夜晚最好，在荒野树丛中向南奔跑，避开2t望塔，冲过边境线，不易为间歇巡逻的边防军抓住。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边防军自有办法，军用狼狗成外逃者的死敌。那些嗅觉灵敏、七八十斤重的猛兽是追踪的能手，风雨和黑夜绝难不住它们。狼狗发现目标，追上将其扑倒，如有反抗，立即咬住喉咙。知青毕竟有“学问”，很快了对策，到动物园用长棍绑个勺子伸入虎笼，取其粪便，晒成颗粒，在风雨黑夜里奔跑，听到后面吠声，抛在地上一粒，狼狗闻之，如遇天敌，屁滚尿流，不肯再追，“逃港”即可成功。一时间老虎粪便成了知青们的俏手物。边防军也不示弱，每次带数条狼狗同行，一条追踪，其余戴口罩备用，前者嗅到虎气不敢前行，立即换上后者，摘下口罩继续，终将逃者擒获。

　　反复的较量中又有了新招法――靠人“引渡”。祖辈居住在大陆与香港边界线附近的少数居民收些钱财，把知青带到边境藏匿，遇到港警巡逻，立即呼救，便可收容。“蛇头”（引渡者）通常一个人便索价二百元人民币，那时可是天价。知青天真，时常受骗，在黑夜中随“蛇头”潜行许久，告知已到“那边”，交钱分手，天亮一看，还在“这边”，有苦难言，花钱吃了“哑吧亏”。

　　“引渡”逃港一旦被抓，“蛇头”判刑二年，知青教育后释放。于是再跑，跑了再抓，放了再跑……陆路不通，花钱又没有，只好铤而走险。

　　香港为孤岛，少淡水，文革前于保安县边界建了水库，向香港卖水，雨季港岛水足，从大陆供水时有间断。于是有人钻进地下不足两米直径的干涸水管跑向那边，很快便可到达。如果一旦开始供水，香港那边水到，冲出来的可能便是几具尸体。

　　听到看到如此种种，我心中每每不能平静。人为了生计，为了自立，为了尊严，为了自由，可以不惜生命，如此悲壮，不可不敬。有时部队配合地方反偷渡，被抓者就地暂押，战士们出于“革命义愤”，多有体罚打骂。如我遇到，必定阻拦。我搬起抱头蹲在那儿人的脸查看，一个个还是未脱稚气的大孩子！战士面对着他们眼里惊恐和哀求的目光，往往收回了拳脚。

　　后来当地的知青差不多跑光了，再无偷渡可反。如果不是一次偶然，我会把它淡漠得忘记。那是我参加部队的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晚上无事，大家聚在一起闲聊，听一位从边防团来的干部说他们那儿反偷渡的轶闻。

　　他们驻防在保安县南头，与香港相隔不过四千多公尺海水，每逢落潮，水位降低，岸滩伸长，水路近了不少，人游过去并非难事。偷渡者头戴半个冬瓜游泳，前面挖三个小孔，便于用眼观察和用嘴呼吸，后面看好像烂冬瓜在海上随波漂浮，常常得手。秋天大潮，部队防偷渡成了重点，积累不少经验，见着海上的“冬瓜”，反复呼唤，还不回来，便用枪打，一枪打在冬瓜下面，一洼血水涌出，很快尸体浮现。有时两个“冬瓜”相邻，两枪下去，必是两滩鲜血。用望远镜观察，多是一对，男的上肢肌肉发达，头肩朝下入水，后背露出；女的臀部丰满下沉，前胸向上浮起，现出乳房……

　　边防干部说着，无不带着得意。可我的心里却猛然间发怵，借故离开了那个欢笑议论的人群……

　　第二天午饭，四菜一汤，恰好有冬瓜排骨。冬瓜性寒，身处炎热的广东人说它败火，夏天餐桌上常有，如加上排骨煲汤，必为大家争食。可是那天，我一筷子也没动它。

　　从那以后，我十几年没吃冬瓜。尽管那个悲怆的年代已逐渐远离，但是看到了它，难免会想起那些令人忧伤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