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泛森d\的几篇文章

王泛森：真学问是没有地图的旅程
2009-09-30 10:51:26　来源: 时代周报(广州)　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
时间最重要。光有研究经费不够，要有充足的时间和自由，研究水平才可以提升。我觉得亚洲的学术界，都在僵硬的指标下激烈竞争而剥夺了学者的时间。而且太多审查、评鉴，以为学问是可以从此刻预测的，这里面不留下一点雅量和空间。真正有价值的学问是没有地图的旅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我赴台访问的重要学术机构。所长王泛森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对我襄助良多，还与我同赴台北市的台湾大学、台中市的中兴大学、中坜市的中央大学，一路引见学界朋友，相谈甚为投机。 在行政与学术间游刃有余王泛森回忆在台湾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台大历史系老辈凋零，一般学生似乎也不大了解教授学问的深浅。他记得李济先生最后一次在台大演讲，系里还得要拉人去听。逯耀东先生教近三百年学术史，王泛森很少听课，有一次交完期末考卷出来，逯耀东尾随出来说：“你就是王泛森！”并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原来他看过王泛森的学习报告，但没有见过王泛森来上课。王泛森在大学时代遍读钱穆先生的著作，曾到素书楼听讲，却不大听得懂钱先生的口音，有些事倒是印象深刻：“当时南美有一位总统访问台湾地区，三军仪队及乐队在机场欢迎他。钱先生认为现代人这种仪式不合古人之道，说是带一群狼狗去欢迎人家─因为仪队是带枪的。那时钱先生还抱怨现代人出国要办护照，他说孔子周游列国时都不用带护照。”王泛森说读书时经常到台大文学院图书馆借书，让他感到兴趣、认为可以解答心中对现实及文化问题困惑的书，打开一看，往往上面常有“海光藏书”的印记，那是殷海光逝世之后捐给台大的藏书。虽然没有机会亲炙殷海光，但是“图书馆的大量藏书给我开了一扇窗，那里有一个世界比我所处的世界要宽。那时台大学生在课内所学的远远没有课外学得多，风气很自由。党外杂志雨后春笋般出现，许多年青人受到影响，渐渐挣脱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台大历史系硕士毕业后，王泛森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史语所有“天下第一所”之称，曾经孕育了许多中国现代学术界的重要人物。王泛森常开玩笑说，如果碰到一个学术问题，在走廊上问，问第一个人他可能不知道，问到第二个、第三个，一定会有人知道。当年留学美国是台湾的风潮，王泛森在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两年之后，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指导老师是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王泛森在普林斯顿度过了一生最为难忘的读书生涯，在余英时先生的言传身教之下，进入了新的境界。从普林斯顿学成后回到史语所，王泛森很快被公认为台湾史学界的新星，成为史语所所长和“中央研究院”院士，在行政事务与学术研究之间游刃有余。 激烈竞争剥夺了学者的时间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室，显眼处便挂着余英时先生的书法作品。谈到史语所早期的发展，王泛森说史语所人才济济：“那一代人的精彩，在于他们以全部学养支持一种学问。他们在各种文化里受过陶冶，以众部支一部，这样才能显出精彩。我刚进史语所时，九十岁才是老一辈，七八十岁是中年一辈，四五十岁是少年，而二三十岁是幼稚园。每次去参加所里的讲论会都很紧张，那些坐在前面的老先生什么都知道。那时‘中央研究院’比较简单，有个同事在报纸写了一篇科普方面的文章，结果收到吴大猷院长一张纸条约他见面。吴院长一见到他就说：你是某某某，你写的文章太幼稚了。”谈到华人世界中无数学人最好的光阴浪费在运动里，王泛森不无感慨：“时间最重要。光有研究经费不够，要有充足的时间和自由，研究水平才可以提升。我觉得亚洲的学术界，都在僵硬的指标下激烈竞争而剥夺了学者的时间。而且太多审查、评鉴，以为学问是可以从此刻预测的，这里面不留下一点雅量和空间。真正有价值的学问是没有地图的旅程。”环顾学术界的现状，王泛森谈到他相当关心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近代中国人文及社会科学必须逐步建立自己的学术主体性。“譬如说我们随便打开一本社会科学的教科书，没有看到一个中国古人的名字，但是在西方，你看哈贝马斯的著作，一定是从亚里士多德谈下来，充分撷取相关的资源。这个情形将来应该有所改变，不能只拿人家的眼光看自己。我极不赞成夜郎自大，很多话我不愿多说，是怕给懒惰的人‘如虎添翼’。但我坚持认为不但要充分学习西方，还必须以自己为主体。”有一晚，我和王泛森先生在台湾大学门口的小馆共进晚餐，所谈人物多是王泛森的老师辈。最后的话题中心是他的文章《天才为何成群地来》。王泛森认为：凡是一个学派最有活力、最具创造性时，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着“白首太玄经”的工作，同时不拘形式地围绕着一两个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对话。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是经常参加社交宴会的英国思想家，当时英国很多人担心过度频繁的社交生活会影响到他的学问，但实际上，那常常是他萌生新想法的场合。有一次，他与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的古典学家谈论古昔才子的类型时，这位学者告诉他，古希腊诗人阿尔基诺库斯有一段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后来伯林发现小说家托尔斯泰有细微描写人类生活的天才，可是他又像刺猬一样，希望找出一种包罗万象的理论，伯林发现用“刺猬”与“狐狸”正好可以用来形容托尔斯泰作品所呈现的两歧性。伯林写成了《刺猬与狐狸》的小书，立刻传诵千里。这一番议论，在我看来，正是王泛森多年实践悟出的心得体会。 “给学术留点雅量和空间”赴台前，许倬云先生向我提起：“王泛森是余英时的学生，我们都喜欢他。现在已经不凡了，将来会成大器。”我和王泛森先生第一次见面时，他邀来陈永发先生，我们三人共进午餐，话题中心是余英时先生和许倬云先生。普林斯顿的稳重与新潮人文学科工作者的研究可能跟外在世界有很大的联系。余英时先生恰好体现了这一点，但是他也强调他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时代周报：从台湾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后，怎么就进入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王泛森：那时“中央研究院”正好有三个五年计划，多了很多名额。我那时正在当兵，除了已经出版的《章太炎的思想》一书外，另外加写了一篇长文章（后来变成我的第二本书《古史辨运动的兴起》）。许久之后我才知道，当年入所的审查者之一是余英时先生。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用中文写作，是一个重要的转机。王泛森：我曾对余先生说：“如果你不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大量的中文写作，在美国会是一个成功的教授。但是进行了大量的中文写作后，你成为这个历史文化传统中重要的一分子，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学者而已。”余先生没有反对。他的文字开始介入社会时，大家都觉得很新：原来古代历史、思想可以这样谈。时代周报：普林斯顿大学是余英时先生教学的最后一站，从密歇根大学，到哈佛大学，到耶鲁大学，最后是世外桃源般的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很奇妙。王泛森：我跟余先生是同时到达普林斯顿，他那时刚好从耶鲁转过来。我还在做助理研究员的时候，已经听到各种传言说余先生要到普林斯顿。他到普林斯顿演讲，好像写了一首诗，有人从中读出他有移居普林斯顿的意思。后来真的落实了。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怎么教学的？王泛森：他比较注重引导你，让你自己去发现。他很鼓励学生尝试各种可能性。他看西方的书很多，很及时，旧学也很厉害，所以对题目的潜势看得很恰当，知道研究的可能性在哪里，限制在哪里，知道怎么把研究引到有意义的方向。这不是一般老师能做到的。一般老师可能理论讲得很好，但不一定对那个领域的材料掌握得那么深。余英时先生是两者皆长，对研究生影响更大。一般大学要在课外见到老师比较难，但普林斯顿学生不多，学生要见教授，通常只要敲个门就可以了。学问很多时候就是聊出来的。我跟余英时先生的谈话有时集中在台湾当时的政治形势，不仅仅是学问。时代周报：余先生从来不只是书斋里面的人，对外面的世界很关心。王泛森：一个人文学科的工作者，他的研究就可能跟外在世界有很大的联系。余英时先生恰好体现了这一点，但是他也强调他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时代周报：在普林斯顿跟牟复礼先生熟吗？王泛森：熟。他当时好像刚刚退休，半年在科罗拉多，半年在普林斯顿，像候鸟一样来去。我跟他谈话不少，当时我正在做和傅斯年相关的课题，他在我信箱放了纸条，说洪承畴的某个后代是史学家，要见傅斯年，傅斯年说不见。时代周报：你是不是在普林斯顿展开了一个新的学术阶段？王泛森：当然。最重要是读其他国家的历史，还有其他学科。我在普林斯顿遇到德文、法文、拉丁文等语言问题，在总图书馆拦下人问，通常拦到第二或第三个人就一定能解决。在史语所里遇到学术问题，遇到三个人肯定能解决。学习是无形的，必须有一个很大的知识底子，才能更深入揭示正在研究的问题的意义与深度。普林斯顿是个老学校，有极其稳重的一面，也有极其新潮的一面，稳重的多一些。我认为我的留美生涯有不太成功之处：我没有真正融进美国的生活，比不上胡适那一代，对美国日常生活的层次介入很多。普林斯顿的学生很少，有人开玩笑说它是采用“劳斯莱斯主义”，通常研究生一来就有奖学金，直到毕业，同学之间来往很不错，不需要把别人弄倒才能生存。还有就是功课压力太大。我记得我念过一门课，要求看的书我总是看不完。有个统计说，要把老师指定的书看完，需要三倍时间，而且不吃不喝不睡。其实这些书单主要是让你知道这门学问的大致情况，不是要全部读完。庄子之道无碍于科学民主大家只以为章太炎是个怪人，只知道他跟革命有关，他的文章难读，但对他的思想没有了解，所以我就想深入探讨。时代周报：你最早的著作是《章太炎的思想》，那时为什么对章太炎感兴趣？王泛森：有一段时间我发现中国近现代的很多思想发展都跟章太炎有关，他像个“总机”。小时候以为他只是跟着孙中山闹革命的，“中华民国”这个词就来自他的文章，后来发现他是思想文化转变的一个重要人物，所以研究他。章太炎的文章很难读，当时我找了一个导师希望得到一些指导，他说：“你自己看吧，章太炎的文章，我自己也看不懂。”大家只以为章太炎是个怪人，只知道他跟革命有关，他的文章难读，但对他的思想没有了解，所以我就想深入探讨。此外，我在台大念书的时候对梵文有兴趣，而章太炎的著作也提到一些印度思想，这符合我当时的好奇。时代周报：你从美国留学回来台湾已经发生变化了？王泛森：台湾发生最大变化的那几年我刚好在美国求学。蒋经国去世了，党禁报禁没了。《中国时报》和《联合报》是当时最大的报纸。《中国时报》的董事长余纪忠先生认为我应该保持对台湾的关注，每天空邮报纸到普林斯顿给我。有几个留学生总向我借报纸看，其实我自己都不看，功课太忙了。时代周报：我听说余纪忠先生有段时间想把你拉到《中国时报》任职？王泛森：那是我念书时代的事吧。当年两大报社印报纸像印钞票似的，两大报社的董事长都是“中常委”，都是台湾最有力量的人。余纪忠先生是一位很有文化品位的报人。我记得普林斯顿的一位老师当时正在办一个欧洲最老牌的汉学刊物，可是普林斯顿不愿支持。后来透过余英时先生帮忙，是余纪忠先生掏腰包资助这个刊物。大概是2000年的一天，老同事王文陆看见余纪忠先生和他的随扈在史语所附近徘徊，说是刚与李远哲院长见过面，想要顺便看看我，文陆兄大为吃惊。因为那一天我正好不在，余老先生就回去了。他好像对我有一种错爱，一直希望我做些什么事情。这些年来，我对他始终感到抱歉，从没为他做过任何事。台湾有一个时期，学术和文化的区分没那么大，彼此之间都谈得津津有味，大家也认为学术人可以担当很重要的责任。今天就不是了。我在上世纪80年代当兵的时候，碰到很多老军人，他们都说真正伟大的军事领导者必须是个学者。时代周报：你自己近十几年的研究都集中在明清到民国时期。为什么？王泛森：我认为，15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变化很大，这五百年西方的变化也很大，所以这五百年是很重要的。我不把这几百年切开来看，因为这段历史跨度长、变化大，能观察的东西多。那也是我隐隐觉得中西开始分叉的很重要的一个时代，当然没有两个文明是一样的，但在此之前，我觉得中西分流没这么大。我一直受一个说法的影响：一个历史学者深受他研究对象的左右，选中一个多姿多彩的时代与一个平凡的时代，能发挥的余地不大一样。时代周报：你研究的重点跟张灏先生的研究颇有关系。王泛森：以前读古书常看到某人从一开始就“遥接三代”，后来我才发现，即使像张大千也不可能一开始就遥接古人，而是先受当代的名家影响，然后上溯到古代去。所以我们这个年纪做思想史研究的人，多多少少跟余英时、张灏、林毓生等很多位先生的研究有关系。时代周报：这个转型时代实际上对现代生活天翻地覆的变化有很重要的影响，就是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王泛森：恐怕最令人担忧的是主体性。我在一些场合偶然说过，我们受某种历史哲学影响很大，认为时代跟它的各种文化表征有机地生长在一起，没有发展出科学的文明，其潜能中便没有科学的种子。所以花各种力气去为传统文化曲证、开脱。但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是否还需追问这些问题？以台湾为例，物质和科技已经发展到这个高度，随时可以回去跟传统文化作有机的对话，并不存在明显矛盾。因此，要塑造一个文明，不能再局限于1900年到1960年关心的东西。今天不一样了，你尽可以大谈庄子的生命之道，但不碍于科学和民主的生活。 不要打扮古人人文学者往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为人文学科的特殊性说明、辩解，这是很可虑的现象。时代周报：不管在大陆、香港还是台湾，总是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下产生一些现象。在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台湾的学术自由有什么样的困惑？王泛森：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的思想在上世纪60年代到上世纪80年代都是推动台湾的重要力量，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谈的人渐渐少了。“总统”都可以随便骂了，所以人们觉得自由民主没有那个急迫性了。我礼拜六去参加殷海光基金会的演讲会，林毓生先生讲人权的问题，在场几个听众都是香港和大陆的。台湾人不在乎这个了，是可喜，还是可悲呢？可喜的是，那个肃杀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可悲的是，我们对人权、民主的深刻内涵理解还不够，而人们已经不感兴趣了。时代周报：许倬云先生说，在中央研究院，文史在20世纪是很重要的学科，但在21世纪，生物科技压过了一切。王泛森：“中央研究院”在台北南港五十多年，前后有过三个大门，分别象征文科的时代、数理的时代、生物的时代。最早的一个大门，两旁是人文学科的几个大所，现在的大门一路过去，两旁就多是生物方面的研究所。我所遇到的“中研院”院长，对文科都是很支持的。当然他们风格不一，吴大猷先生带有朴实的科学主义心态，李远哲先生基本上总是帮着我们，他不干涉、打压，只会给更多的钱。翁启惠院长也是一样。生物科学形成压倒性的优势，跟时代有关。人类基因谱系解码以后，那个世界太宽了。人文没有碰到一个重大的表述和内容的革命，即使美国、法国也是如此，上世纪60年代受现象学、结构、解构的影响，出了多少大学者，但近几年，似乎也比较消沉下去了。这是整个世界人文学科应该注意的问题。1985年，剑桥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昆丁?史金纳（Quentin Skinner）出了一本书《大理论的复返》（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举了福柯等几个例子，觉得这些人代表大理论的复返，不再是小枝节。但现在又变了，大理论有退潮之势，下一波不知道是怎样。但台湾有个现象，没有一个人文社科的学者担任学术领导者，这是很不好的。人文学者往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为人文学科的特殊性说明、辩解，这是很可虑的现象。时代周报：未来史学研究会不会出现新的方向？王泛森：我不敢预测，不过可以确定会有一些新做法。譬如把过去一二十年各种新研究方向，综合成一个新的理论的养分；譬如在思想史方面，把现实生活世界跟思想、制度做更巧妙的结合；譬如不把古人打扮成现代人，不把中国历史打扮成西方历史，而是多层次地细致地了解古代的思维，或是更多地把历史看成是四面八方的因素作用而成，同时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也会向四面八方起作用。不过，史学有一些基本的任务与特质，如何守住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时代周报：将来的史学研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王泛森：章太炎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学术里面也有政务官与事务官之分。政务官是部长，次长。其他人是事务官。事务官主要是在做专门领域的事情。我越想越觉得这话有道理。将来史学研究，碰到的问题是事务官太多，政务官太少。现在电子数据库及网络这么流行，要掌握材料撰写一个主题，每个人都做得到。但接下来是思考，是拔高层次，是开拓新范围、新方向、新园地等方面的工作。我担心人们都在做事务官的工作，而忘了政务官的工作。政务官有两个工作，一个是关于意义的思考，一个是做整体的、前瞻性的工作。将来学术界有什么新方向，应该是政务官和事务官相辅相成去完成的。学问要有心思才有意义。其实我觉得现在全世界的学界都是事务官很多，缺政务官。  《如果让我重新读次研究生》??王泛森院士 
一、研究生与大学生的区别????首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研究生和大学生的区别。大学生基本上是来接受学问、接受知识的，然而不管是对于硕士时期或是博士时期的研究而言，都应该准备要开始制造新的知识，我们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时都会领到看不懂的毕业证书，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问了一位懂拉丁文的人，上面的内容为何？他告诉我：「里头写的是恭喜你对人类的知识有所创新，因此授予你这个学位。」在中国原本并没有博硕士的学历，但是在西方他们原来的用意是，恭贺你已经对人类普遍的知识有所创新，这个创新或大或小，都是对于普遍的知识有所贡献。这个创新不会因为你做本土与否而有所不同，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很用心、很深刻的思考，大学生和研究生是不同的。????（一）选择自己的问题取向，学会创新????你一旦是研究生，你就已经进入另一个阶段，不只是要完全乐在其中，更要从而接受各种有趣的知识，进入制造知识的阶段，也就是说你的论文应该有所创新。由接受知识到创造知识，是身为一个研究生最大的特色，不仅如此，还要体认自己不再是个容器，等着老师把某些东西倒在茶杯里，而是要开始逐步发展和开发自己。做为研究生不再是对于各种新奇的课照单全收，而是要重视问题取向的安排，就是在硕士或博士的阶段里面，所有的精力、所有修课以及读的书里面都应该要有一个关注的焦点，而不能像大学那般漫无目标。大学生时代是因为你要尽量开创自己接受任何东西，但是到了硕士生和博士生，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完成论文，那篇论文是你个人所有武功的总集合，所以这时候必须要有个问题取向的学习。????（二）尝试跨领域研究，主动学习????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跨越一个重要的领域，将决定你未来的成败。我也在台大和清华教了十几年的课，我常常跟学生讲，选对一个领域和选对一个问题是成败的关键，而你自己本身必须是带着问题来探究无限的学问世界，因为你不再像大学时代一样泛滥无所归。所以这段时间内，必须选定一个有兴趣与关注的主题为出发点，来探究这些知识，产生有机的循环。由于你是自发性的对这个问题产生好奇和兴趣，所以你的态度和大学部的学生是截然不同的，你慢慢从被动的接受者变成是一个主动的探索者，并学会悠游在这学术的领域。????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先生，得了诺贝尔奖。他曾经在中研院的周报写过几篇文章，在他的言论集里面，或许各位也可以看到，他反复提到他的故事。他是因为读了一个叫做马亨教授的教科书而去美国柏克莱大学念书，去了以后才发现，这个老师只给他一张支票，跟他说你要花钱你尽量用，但是从来不教他任何东西。可是隔壁那个教授，老师教很多，而且每天学生都是跟着老师学习。他有一次就跟那个老师抱怨：「那你为什么不教我点东西呢？」那个老师就说：「如果我知道结果，那我要你来这边念书做什么？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要我们共同探索一个问题、一个未知的领域。」他说其实这两种教法都有用处，但是他自己从这个什么都不教他，永远碰到他只问他「有没有什么新发现」的老师身上，得到很大的成长。所以这两方面都各自蕴含深层的道理，没有所谓的好坏，但是最好的方式就是将这两个方式结合起来。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就是强调在这个阶段，学习是一种「 self-help 」，并且是在老师的引导下学习「 self-help 」，而不能再像大学时代般，都是纯粹用听的，这个阶段的学习要基于对研究问题的好奇和兴趣，要带着一颗热忱的心来探索这个领域。????然而研究生另外一个重要的阶段就是 Learn how to learn ，不只是学习而已，而是学习如何学习，不再是要去买一件很漂亮的衣服，而是要学习拿起那一根针，学会绣出一件漂亮的衣服，慢慢学习把目标放在一个标准上，而这一个标准就是你将来要完成硕士或博士论文。如果你到西方一流的大学去读书，你会觉得我这一篇论文可能要和全世界做同一件问题的人相比较。我想即使在***也应该要有这样的心情，你的标准不能单单只是放在旁边几个人而已，而应该是要放在领域的普遍人里面。你这篇文章要有新的东西，才算达到的标准，也才符合到我们刚刚讲到那张拉丁文的博士证书上面所讲的，有所贡献与创新。

二、一个老师怎么训练研究生????第二个，身为老师你要怎么训练研究生。我认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训练，哪怕是自然科学的训练，到研究生阶段应该更像师徒制，所以来自个人和老师、个人和同侪间密切的互动和学习是非常重要的，跟大学部坐在那边单纯听课，听完就走人是不一样的，相较之下你的生活应该要和你所追求的知识与解答相结合，并且你往后的生活应该或多或少都和这个探索有相关。????（一）善用与老师的伙伴关系，不断 Research????我常说英文 research 这个字非常有意义， search 是寻找，而 research 是再寻找，所以每个人都要 research ，不断的一遍一遍再寻找，并进而使你的生活和学习成为一体。中国近代兵学大师蒋百里在他的兵学书中曾说：「生活条件要跟战斗条件一致，近代欧洲凡生活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凡生活与战斗条件不一致者弱。」我就是藉由这个来说明研究生的生活，你的生活条件与你的战斗条件要一致，你的生活是跟着老师与同学共同成长的，当中你所听到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带给你无限的启发。 ????回想当时我在美国念书的研究生生活，只要随便在楼梯口碰到任何一个人，他都有办法帮忙解答你语言上的困难，不管是英文、拉丁文、德文、希腊文 …… 等。所以能帮助解决问题的不单只是你的老师，还包括所有同学以及学习团体。你的学习是跟生活合在一起的。当我看到有学生呈现被动或是懈怠的时候，我就会用毛泽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来跟他讲：「作研究生不是请客吃饭。」????（二）藉由大量阅读和老师提点，进入研究领域????怎样进入一个领域最好，我个人觉得只有两条路，其中一条就是让他不停的念书、不停的报告，这是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最快，又最方便的方法，到最后不知不觉学生就会知道这个领域有些什么，我们在不停念书的时候常常可能会沉溺在细节里不能自拔，进而失去全景，导致见树不见林，或是被那几句英文困住，而忘记全局在讲什么。藉由学生的报告，老师可以讲述或是厘清其中的精华内容，经由老师几句提点，就会慢慢打通任督二脉，逐渐发展一种自发学习的能力，同时也知道碰到问题可以看哪些东西。就像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修过一些我完全没有背景知识的国家的历史，所以我就不停的念书、不停***着自己吸收，而老师也只是不停的开书目，运用这样的方式慢慢训练，有一天我不再研究它时，我发现自己仍然有自我生产及蓄发的能力，因为我知道这个学问大概是什么样的轮廓，碰到问题也有能力可以去查询相关的资料。所以努力让自己的学习产生自发的延展性是很重要的。????（三）循序渐进地练习论文写作????到了硕士或博士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完成一篇学位论文，而不管是硕士或博士论文，其规模都远比你从小学以来所受的教育、所要写的东西都还要长得多，虽然我不知道教育方面的论文情况是如何，但是史学的论文都要写二、三十万字，不然就是十几二十万字。写这么大的一个篇幅，如何才能有条不紊、条理清楚，并把整体架构组织得通畅可读？首先，必须要从一千字、五千字、一万字循序渐进的训练，先从少的慢慢写成多的，而且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训练到可以从一万字写到十万字。这么大规模的论文谁都写得出来，问题是写得好不好，因为这么大规模的写作，有这么许多的脚注，还要注意首尾相映，使论述一体成型，而不是散落一地的铜钱；是一间大礼堂，而不是一间小小分割的阁楼。为了完成一个大的、完整的、有机的架构模型，必须要从小规模的篇幅慢慢练习，这是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因为受计算机的影响，我发现很多学生写文章能力都大幅下降。写论文时很重要的一点是，文笔一定要清楚，不要花俏、不必漂亮，「清楚」是最高指导原则，经过慢慢练习会使你的文笔跟思考产生一致的连贯性。我常跟学生讲不必写的花俏，不必展现你散文的才能，因为这是学术论文，所以关键在于要写得非常清楚，如果有好的文笔当然更棒，但那是可遇不可求的，文彩像个人的生命一样，英文叫 style ， style 本身就像个人一样带有一点点天生。因此最重要的还是把内容陈述清楚，从一万字到最后十万字的东西，都要架构井然、论述清楚、文笔清晰。????我在念书的时候，有一位欧洲史、英国史的大师 Lawrence Stone ，他目前已经过世了，曾经有一本书访问十位最了不起的史学家，我记得他在访问中说了一句非常吸引人注意的话，他说他英文文笔相当好，所以他一辈子没有被退过稿。因此文笔清楚或是文笔好，对于将来文章可被接受的程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内容非常重要，有好的表达工具更是具有加分的作用，但是这里不是讲究漂亮的 style ，而是论述清楚。
三、研究生如何训练自己????（一）尝试接受挑战，勇于克服????研究生如何训练自己？就是每天、每周或每个月给自己一个挑战，要每隔一段时间就给自己一个挑战，挑战一个你做不到的东西，你不一定要求自己每次都能顺利克服那个挑战，但是要努力去尝试。我在我求学的生涯中，碰到太多聪明但却一无所成的人，因为他们很容易困在自己的障碍里面，举例来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碰到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就是没办法克服他给自己的挑战，他就总是东看西看，虽然我也有这个毛病，可是我会定期给我自己一个挑战，例如：我会告诉自己，在某一个期限内，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三行字改掉，或是这个礼拜一定要把这篇草稿写完，虽然我仍然常常写不完，但是有这个挑战跟没这个挑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挑战三次总会完成一次，完成一次就够了，就足以表示克服了自己，如果觉得每一个礼拜的挑战，可行性太低，可以把时间延长为一个月的挑战，去挑战原来的你，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不过也要切记，硕士生是刚开始进入这一个领域的新手，如果一开始问题太小，或是问题大到不能控制，都会造成以后研究的困难。 ????（二）论文的写作是个训练过程，不能苛求完成精典之作????各位要记得我以前的老师所说的一句话：「硕士跟博士是一个训练的过程，硕士跟博士不是写经典之作的过程。」我看过很多人，包括我的亲戚朋友们，他之所以没有办法好好的完成硕士论文，或是博士论文，就是因为他把它当成在写经典之作的过程，虽然事实上，很多人一生最好的作品就是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因为之后的时间很难再有三年或六年的时间，沉浸在一个主题里反复的耕耘，当你做教授的时候，像我今天被行政缠身，你不再有充裕的时间好好探究一个问题，尤其做教授还要指导学生、上课，因此非常的忙碌，所以他一生最集中又精华的时间，当然就是他写博士、或是硕士论文的时候，而那一本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不一定要刻意强求，要有这是一个训练过程的信念，应该清楚知道从哪里开始，也要知道从哪里放手，不要无限的追下去。当然我不是否认这个过程的重要性，只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把论文的完成当成一个目标，不要成为是一种的心理障碍或是心理负担。这方面有太多的例子了，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的时候，那边旧书摊有一位非常博学多文的旧书店老板，我常常赞叹的对他说：「你为什么不要在大学做教授。」他说：「因为那篇博士论文没有写完。」原因在于他把那个博士论文当成要写一本经典，那当然永远写不完。如果真能写成经典那是最好，就像美丽新境界那部电影的男主角 John Nash 一样，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博士那二十几页的论文，不过切记不要把那个当作是目标，因为那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应该要坚定的告诉自己，所要完成的是一份结构严谨、论述清楚与言之有物的论文，不要一开始就期待它是经典之作。如果你期待它是经典之作，你可能会变成我所看到的那位旧书摊的老板，至于我为什么知道他有那么多学问，是因为那时候我在找一本书，但它并没有在旧书店里面，不过他告诉我：「还有很多本都跟他不相上下。」后来我对那个领域稍稍懂了之后，证明确实如他所建议的那般。一个旧书店的老板精熟每一本书，可是他就是永远无法完成，他梦幻般的学位论文，因为他不知道要在哪里放手，这一切都只成为空谈。????（三）论文的正式写作???? 1. 学习有所取舍????到了写论文的时候，要能取也要能舍，因为现在信息爆炸，可以看的书太多，所以一定要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知识树，首先，要有一棵自己的知识树，才能在那棵树挂相关的东西，但千万不要不断的挂不相关的东西，而且要慢慢的舍掉一些挂不上去的东西，再随着你的问题跟关心的领域，让这棵知识树有主干和枝叶。然而这棵知识树要如何形成？第一步你必须对所关心的领域中，有用的书籍或是数据非常熟悉。 ???? 2. 形成你的知识树????我昨天还请教林毓生院士，他今年已经七十几岁了，我告诉他我今天要来作演讲，就问他：「你如果讲这个题目你要怎么讲？」他说：「只有一点，就是那重要的五、六本书要读好几遍。」因为林毓生先生是海耶克，还有几位近代思想大师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他们受的训练中很重要的一部份是精读原典。这句话很有道理，虽然你不可能只读那几本重要的书，但是那五、六本书将逐渐形成你知识树的主干，此后的东西要挂在上面，都可以参照这一个架构，然后把不相干的东西暂放一边。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你不可能读遍天下所有的好书，所以要学习取舍，了解自己无法看遍所有有兴趣的书，而且一但看遍所有有兴趣的书，很可能就会落得普林斯顿街上的那位旧书店的老板一般，因为阅读太多不是自己所关心的领域的知识，它对于你来说只是一地的散钱。???? 3. 掌握工具????在这个阶段一定要掌握语文与合适的工具。要有一个外语可以非常流畅的阅读，要有另外一个语文至少可以看得懂文章的标题，能学更多当然更好，但是至少要有一个语文，不管是英文、日文、法文 …… 等，一定要有一个语文能够非常流畅的阅读相关书籍，这是起码的前提。一旦这个工具没有了，你的视野就会因此大受限制，因为语文就如同是一扇天窗，没有这个天窗你这房间就封闭住了。为什么你要看得懂标题？因为这样才不会有重要的文章而你不知道，如果你连标题都看不懂，你就不知道如何找人来帮你或是自己查相关的数据。其它的工具，不管是统计或是其它的任何工具，你也一定要多掌握，因为你将来没有时间再把这样的工具学会。???? 4. 突破学科间的界线????应该要把跨学科的学习当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跨学科涉及到的东西必须要对你这棵知识树有帮助，要学会到别的领域稍微偷打几枪，到别的领域去摄取一些概念，对于本身关心的问题产生另一种不同的启发，可是不要泛滥无所归。为什么要去偷打那几枪？近几十年来，人们发现不管是科学或人文，最有创新的部份是发生在学科交会的地方。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我们现在的所有学科大部分都在西方十九世纪形成的，而中国再把它转借过来。十九世纪形成这些知识学科的划分的时候，很多都带有那个时代的思想跟学术背景，比如说，中研院的李院长的专长就是物理化学，他之所以得诺贝尔奖就是他在物理和化学的交界处做工作。像诺贝尔经济奖，这二十年来所颁的奖，如果在传统的经济学奖来看就是旁门走道，古典经济学岂会有这些东西，甚至心理学家也得诺贝尔经济奖，连 John Nash 这位数学家也得诺贝尔经济奖，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在学科的交界上，学科跟学科、平台跟平台的交界之处有所突破。在平台本身、在学科原本最核心的地方已经 search 太多次了，因此不一定能有很大的创新，所以为什么跨领域学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常常一篇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最重要、最关键的，是那一个统摄性的重要概念，而通常你在本学科里面抓不到，是因为你已经泡在这个学科里面太久了，你已经拿着手电筒在这个小仓库里面照来照去照太久了，而忘了还有别的东西可以更好解释你这些材料的现象，不过这些东西可遇而不可求。 John Nash 这一位数学家为什么会得诺贝尔数学奖？为什么他在赛局理论的博士论文，会在数十年之后得诺贝尔经济奖？因为他在大学时代上经济学导论的课，所以他认为数学可以用在经济方面来思考，而这个东西在一开始，他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用处。他是在数学和经济学的知识交界之处做突破。有时候在经济学这一个部分没有大关系，在数学的这一个部分也没有大关系，不过两个加在一起，火花就会蹦出来。???? 5. 论文题目要有延展性????对一个硕士生或博士生来说，如果选错了题目，就是失败，题目选对了，还有百分之七十胜利的机会。这个问题值得研一、博一的学生好好思考。你的第一年其实就是要花在这上面，你要不断的跟老师商量寻找一个有意义、有延展性的问题，而且不要太难。我在国科会当过人文处长，当我离开的时候，每次就有七千件申请案，就有一万四千个袋子，就要送给一万四千个教授审查。我当然不可能看那么多，可是我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看申诉。有些申诉者认为：「我的研究计划很好，我的著作很好，所以我来申诉。」申诉通过的大概只有百分之十，那么我的责任就是在百分之九十未通过的案子正式判决前，再拿来看一看。有几个印象最深常常被拿出来讨论的，就是这个题目不必再做了、这个题目本身没有发展性，所以使我更加确认选对一个有意义、有延展性、可控制、可以经营的题目是非常重要的。????我的学生常常选非常难的题目，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因为没有人会仔细去看你研究的困难度，对于难的题目你要花更多的时间阅读史料，才能得到一点点东西；要挤很多东西，才能筛选出一点点内容，所以你最好选择一个难易适中的题目。????我写过好几本书，我认为我对每一本书的花的心力都是一样，虽然我写任何东西我都不满意，但是在过程中我都绞尽脑汁希望把他写好。目前为止很多人认为我最好的书，是我二十几岁刚到史语所那一年所写的那本书。我在那本书花的时间并不长，那本书的大部分的稿子，是我和许添明老师同时在当兵的军营里面写的，而且还是用我以前旧的笔记写的。大陆这些年有许多出版社，反复要求出版我以前的书，尤其是这一本，我说：「不行。」因为我用的是我以前的读书笔记，我怕引文有错字，因为在军队营区里面随时都要出操、随时就要集合，手边又没有书，怎么可能好好的去核对呢？而如果要我重新校正一遍，又因为引用太多书，实在没有力气校正。????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我后来想一想，那本书之所以比较好，可能是因为那个题目可延展性大，那个题目波澜起伏的可能性大。很多人都认为，我最好的书应该是剑桥大学出的那一本，不过我认为我最好的书一定是用中文写的，因为这个语文我能掌握，英文我没办法掌握得出神入化。读、写任何语文一定要练习到你能带着三分随意，那时候你才可以说对于这一个语文完全理解与精熟，如果你还无法达到三分的随意，就表示你还在摸索。 ????回到我刚刚讲的，其实每一本书、每一篇论文我都很想把它写好。但是有些东西没办法写好，为什么？因为一开始选择的题目不够好。因此唯有选定题目以后，你的所有训练跟努力才有价值。我在这里建议大家，选题的工作要尽早做，所选的题目所要处理的材料最好要集中，不要太分散，因为硕士生可能只有三年、博士生可能只有五年，如果你的材料太不集中，读书或看数据可能就要花掉你大部分的时间，让你没有余力思考。而且这个题目要适合你的性向，如果你不会统计学或讨厌数字，但却选了一个全都要靠统计的论文，那是不可能做得好。???? 6. 养成遵照学术格式的写作习惯????另一个最基本的训练，就是平时不管你写一万字、三万字、五万字都要养成遵照学术规范的习惯，要让他自然天成，就是说你论文的脚注、格式，在一开始进入研究生的阶段就要培养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部份，如果这个习惯没有养成，人家就会觉得这个论文不严谨，之后修改也要花很多时间，因为你的论文规模很大，可能几百页，如果一开始弄错了，后来再重头改到尾，一定很耗时费力，因此要在一开始就养成习惯，因为我们是在写论文而不是在写散文，哪一个逗点应该在哪里、哪一个书名号该在哪里、哪一个地方要用引号、哪一个要什么标点符号，都有一定的规定，用中文写还好，用英文有一大堆简称。在 1960 年代***知识还很封闭的时候，有一个人从美国回来就说：「美国有个不得了的情形，因为有一个人非常不得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得了，他说：「因为这个人的作品到处被引用。」他的名字就叫 ibid 。所谓 ibid 就是同前作者，这个字是从拉丁文发展出来的，拉丁文有一大堆简称，像 et. al. 就是两人共同编的。英文有一本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就是专门说明这一些写作规范。各位要尽早学会中英文的写作规范，慢慢练习，最后随性下笔，就能写出符合规范的文章。???? 7. 善用图书馆????图书馆应该是研究生阶段最重要的地方，不必读每一本书，可是要知道有哪些书。我记得我做学生时，新进的书都会放在图书馆的墙上，而身为学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书名看一看。在某些程度上知道书皮就够了，但是这仍和打计算机是不一样的，你要实际上熟悉一下那本书，摸一下，看一眼目录。我知道现在从计算机就可以查到书名，可是我还是非常珍惜这种定期去 browse 新到的书的感觉，或去看看相关领域的书长成什么样子。中研院有一位院士是哈佛大学信息教授，他告诉我他在创造力最高峰的时候，每个礼拜都到他们信息系图书室里，翻阅重要的信息期刊。所以图书馆应该是身为研究生的人们，最熟悉的地方。不过切记不重要的不要花时间去看，你们生活在信息泛滥的时代，跟我生长在信息贫乏的时代是不同的，所以生长在这一个时代的你，要能有所取舍。我常常看我的学生引用一些三流的论文，却引得津津有味，我都替他感到难过，因为我强调要读有用、有价值的东西。???? 8. 留下时间，精致思考????还要记得给自己保留一些思考的时间。一篇论文能不能出神入化、能不能引人入胜，很重要的是在现象之上作概念性的思考，但我不是说一定要走理论的路线，而是提醒大家要在一般的层次再提升两三步， conceptualize 你所看到的东西。真切去了解，你所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整体意义是什么？整体的轮廓是什么？千万不要被枝节淹没，虽然枝节是你最重要的开始，但是你一天总也要留一些时间好好思考、慢慢沉淀。 conceptualize 是一种非常难教的东西，我记得我念书时，有位老师信誓旦旦说要开一门课，教学生如何 conceptualize ，可是从来都没开成，因为这非常难教。我要提醒的是，在被很多材料和枝节淹没的时候，要适时跳出来想一想，所看到的东西有哪些意义？这个意义有没有广泛连结到更大层面的知识价值。????傅斯年先生来到***以后，同时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及台大的校长。台大有个傅钟每小时钟声有二十一响、敲二十一次。以前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钟声二十一响》，当时很轰动。他当时对这二十一响解释是说：因为台大的学生都很好，所以二十一响是欢迎国家元首二十一响的礼炮。不久前我发现台大在每一个重要的古迹下面竖一个铜牌，我仔细看看傅钟下的解释，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傅斯年当台大校长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人一天只有二十一个小时，另外三小时是要思考的。」所以才叫二十一响。我觉得这句话大有道理，可是我觉得三小时可能太多，因为研究生是非常忙的，但至少每天要留个三十分钟、一小时思考，想一想你看到了什么？学习跳到比你所看到的东西更高一点的层次去思考。 ???? 9. 找到学习的楷模????我刚到美国念书的时候，每次写报告头皮就重的不得了，因为我们的英文报告三、四十页，一个学期有四门课的话就有一百六十页，可是你连脚注都要从头学习。后来我找到一个好办法，就是我每次要写的时候，把一篇我最喜欢的论文放在旁边，虽然他写的题目跟我写的都没关系，不过我每次都看他如何写，看看他的注脚、读几行，然后我就开始写。就像最有名的男高音 Pavarotti 唱歌剧的时候都会捏着一条手帕，因为他说：「上舞台就像下地狱，太紧张了。」他为了克服紧张，他有习惯性的动作，就是捏着白手帕。我想当年那一篇论文抽印本就像是我的白手帕一样，能让我开始好好写这篇报告，我学习它里面如何思考、如何构思、如何照顾全体、如何用英文作脚注。好好的把一位大师的作品读完，开始模仿和学习他，是入门最好的方法，逐步的，你也开始写出自己的东西。我也常常鼓励我的学生，出国半年或是一年到国外看看。像现在国科会有各式各样的机会，可以增长眼界，可以知道现在的餐馆正在卖些什么菜，回来后自己要作菜也才知道要如何着手。????四、用两条腿走路，练习培养自己的兴趣????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人生是两只脚，我们不是靠一只脚走路。做研究生的时代，固然应该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学业上，探索你所要探索的那些问题，可是那只是你的一只脚，另外还有一只脚是要学习培养一、两种兴趣。很多人后来会发现他的右脚特别肥重（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就是因为忘了培养左脚。很多很有名的大学者最后都陷入极度的精神困扰之中，就是因为他只是培养他的右脚，他忘了培养他的左脚，他忘了人生用两只脚走路，他少了一个小小的兴趣或嗜好，用来好好的调解或是排遣自己。 ????去年夏天，香港《亚洲周刊》要访问我，我说：「我不想接受访问，我不是重要的人。」可是后来他们还是把一个简单的对话刊出来了，里面我只记得讲了一段话：做一个研究生或一个学者，有两个感觉最重要 -- 责任感与罪恶感。你一定要有很大的责任感，去写出好的东西，如果责任感还不够强，还要有一个罪恶感，你会觉得如果今天没有好好做几个小时的工作的话，会有很大的罪恶感。除非是了不得的天才，不然即使爱因斯坦也是需要很努力的。很多很了不得的人，他只是把所有的努力集中在一百页里面，他花了一千小时和另外一个人只花了十个小时，相对于来说，当然是那花一千个小时所写出来的文章较好。所以为什么说要赶快选定题目？因为如果太晚选定一个题目，只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好好耕耘那个题目，早点选定可以有二、三年耕耘那个题目，是三年做出的东西好，还是一年的东西好？如果我们的才智都一样的话，将三年的努力与思考都灌在上面，当然比一年还要好。????五、营造卓越的大学，分享学术的氛围????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何谓卓越的大学？我认为一个好的大学，学校生活的一大部份，以及校园的许多活动，直接或间接都与学问有关，同学在咖啡厅里面谈论的，直接或间接也都会是学术相关的议题。教授们在餐厅里面吃饭，谈的是「有没有新的发现」？或是哪个人那天演讲到底讲了什么重要的想法？一定是沉浸在这种氛围中的大学，才有可能成为卓越大学。那种交换思想学识、那种互相教育的气氛不是花钱就有办法获得的。我知道钱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东西。一个卓越的大学、一个好的大学、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表示里面有一个共同关心的焦点，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学校就不可能成为好的大学。   王泛森谈史语所八十年 
 
作者： 发布时间：2008-12-01 10:51 来源：东方早报 　　1927年，蔡元培先生等人主持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其中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傅斯年先生的主持下，发掘安阳殷墟、整理大内档案、调查全国方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49年，史语所作为“中研院”的一个部门迁台，在中国台湾继续开展学术研究。近期，台湾出版了《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一书，系统地介绍“中研院”的发展历程。日前，“中研院”院士、史语所所长王泛森先生来沪参加学术活动，记者请他谈了史语所赴台之后的发展情况。
 
王泛森像：李媛绘
　　“中研院”在1949年迁台的机构很少，倒是史语所是相对比较完整的。
　　王泛森：“中研院”在1949年之前有二三十个所，迁台的时候只有一个所（史语所）和一个图书馆（数学所）。图书馆去了之后，负责押运图书馆的两个人，一个是陈省身，一个是姜立夫。陈省身后来到美国去了，姜立夫后来回到大陆去了，所以数学所从1949年一开始就没有人。我还记得在《胡适日记》里面看到他形容是“筚路蓝缕”，数学所当年要找一个空军少将林治平来做所长，当时空军在办一个学术机构，把这个人调去负责。胡适就一直要把这个人弄来“中研院”做数学所所长。如果你看《胡适日记》或《胡适年谱长编》，大概在1960年代，一直在跟空军交涉，这个人是个很出色的数学家。从这个过程就可以知道，每一个所要经营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史语所在迁台的部门中是比较完整的，这和傅斯年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之前他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当时傅斯年一度也曾提议说：既然时局如此，大家就解散算了。但是大家都不肯散，也考虑过好几个地方，比如迁到西南啊，后来因为傅斯年长台大，所以决定搬到台湾。1948年选出的八十一位院士，有九位到台湾，十二位到美国，近六十位留在大陆，到台湾的大多数都是史语所的。
　　在“中研院”搬迁至台湾南港五十周年时，曾经做过一次展览。当时李远哲院长要我对采访的记者做一段“中研院”在台湾历史回顾的演讲，我说其实相比之下，当时台湾几所老的大学，因为之前有日本人的经营，物质基础更好。史语所刚到的时候，只能租赁杨梅火车站的仓库和附近几家民屋，暂时放置辛苦运抵台湾的文物、书籍和仪器。董作宾和李济两位院士级人物，也只能合住在一间教室，用白色布幔隔成两间。“中研院”在五十年之间，能再度占据学术领先地位，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去年我带了一个摄影队去杨梅，想要重新找当年的仓库，刚好在前两年就拆掉了，现在变成停车场了。
　　傅斯年先生在1927年创办史语所，到迁台之前经过二十余年，建立了很好的学术传统，这些传统在1949年之后是怎样被继承并发展的？
　　王泛森：我觉得从创所以来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尽可能找到最好的人才，傅斯年有句名言叫“拔尖主义”。在他的遗物里有一份北大当时历史系学生的成绩表，我推测这个跟他的“拔尖主义”有关，就是把里面最好的学生选到史语所来。这个政策一直都挂在所里人的嘴巴上，人文学科如果没有找到最好的人，就不可能得到最好的发展。傅斯年在欧洲所学不名一家，不是专门只重一种学问。当时西方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期很多的人文学问，包括当时的科学，他都有相当的了解。因此，他在选拔人才、确定研究方向的时候，就有很大的优势。我观察“中研院”的各个研究所的发展，不敢说所有，但是大部分领导者一开始树立的风气和传统是对的，才能发展得比较好。而这个领导者，除了他本人本门专业的学问，还应该有比较广泛的学术素养、眼光跟品位。眼光跟品位可能与他自己专门的研究没有大关系，可是作为一个领导者，就很有关系。我们观察傅斯年在欧洲所学，买的书、收藏的东西、所读的东西，确立了这样一个格局，使得他在拔擢人才、制定方向，还有给每个人学问方向的建议的时候，通常都很有见地。
　　第二点，那个时代的中国，由于新学术尚未完全建立，傅斯年主张充分掌握十九世纪以来西方人文学问最新的成绩与方向。但是同时他所找来的学者，多有旧学的功底。我的观察是，只有旧学不足以推动新学术，只有新学也不够，只有把两个结合起来才是正路，王国维等人走的就是这条路。傅斯年对当时西方学术有很广泛的掌握，而且持续在关注着，当他1947年到美国时，因为很久没有再到西方了，所以拼命订购各种书，留下了很多购书的记录。他对当时西方最新的、最有说服力的学问，保持着密切的关注，这也是他要求同仁的。
　　人才和材料都有充分的准备，而研究的思路也是很重要的。
　　王泛森：由于史语所这个特殊的制度和特殊的环境，使得很多人在一个路子上长久地做累积性的追求，这也是“中研院”独有的品格。我记得有一年，台湾有个期刊记者问我：为什么“中研院”可以做到这样的成就？我说有些学问不能浅尝即止的，总是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我现在回想起来，从史语所很多人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到，一方面有天才型的学者如陈寅恪先生，但同时有很多人是长期做一个繁复细致庞大的工作，严耕望先生就是一个例子，陈?先生、劳?先生也是这样。我举一个例子，比如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你如果看我们的档案就会知道，最初是因为傅斯年告诉他说，史语所藏书里有一部杨守敬的《古诗存目录》，史语所买到这个钞本，傅斯年马上看得出，这个东西有很大的潜力，所以他就要逯钦立把它做下去。逯氏以杨目为引导，研治数十年，所成远远超过前人。逯钦立从这个事情开始，一直到中华书局在1983年正式出版，前后经过几十年。逯钦立还在李庄的时候，喜欢李庄的一位女孩，傅斯年给女孩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说：他的这部书现在已经就绪，将来如果出版的话，必定洛阳纸贵，身价百倍，“逯君必为国内文学界中知名之士无疑也”，所以可以放心把女儿嫁给他。所以说，长期的、抱定一个方向、一整块的做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傅斯年有句名言：“政治你们不要管，我来管，你们只要专心读书就好。”我想在傅斯年的心目中，专业的史学家是很重要的。他认为以前中国的学术没法进步就是不专业，他主张在现代的学术中，人们必须做一个专家，他要培养这种专家。他在某个场合曾经说过，有些人天资没有高到那个程度，但是他做累积性的工作能做得非常出色，长期地做下去，最终跟那些天才所做很精彩的文章一样有贡献。
　　另外还有一点是严格性，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建立学术研究的严格性，也是一个特征。现在很多人回过头来看之前出版的那些考古报告，都深深被它们的谨严性所震撼。新的学术刚刚在中国生根，傅斯年要树立一个标准，把标准的这条线拉出来，这条线很重要。他不一定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但是要把标准拿出来。这个标准一直坚守着，一直到台湾也是这样。
　　史语所在迁台之后，先后分出民族所和语言所，这是学术本身发展的结果，还是有人事纠葛的因素？
　　王泛森：Philology很难纯粹译成“语言学”，傅斯年先生曾经译成“语文学”、“语学”等，philology在十九世纪后期以后非常流行，其确定范围很难说清楚，笼统地说包括比较语言学、文献考证批判、古文献解读等。Philology非常难定位，我们这次所庆有一场讨论会，除了本地的学者之外，还请了六位对中国、印度、欧洲的philology很有研究的一流学者，其中有几位是研究梵文的大教授。我们请他们来谈，到底 philology代表什么。谈的结果，基本上还是认为它有语言学的成分，有训诂、古文献学的成分，其中一位学者认为philology是指能帮助我们好好理解古代典籍的各种学问的加总。十九世纪发达起来的philology，就是用各种办法，来帮助我们充分了解古代文献及历史，所以可能是语言学，可能是古文字学，可能是文籍考订等等。在我看来，傅斯年先生留学时期受了欧洲某些philology学派的影响，认为语言学在philology的大范围中，这也解释了史语所从一开始就进行全国方言大调查。到1980年代我进所的时候，语言组的杨时逢先生，才刚刚把他的《四川方言调查报告》做好出版，前后约经五十年。全国方言调查花很长时间的工作，留下了很多留声片。但是必须承认，现代语言学，也就是称为linguistics的，越发展越专门，到我进所的时候，每两个礼拜举办一次的讲论会时，已经听不大懂部分语言组同仁的报告了。所以这种分离也是很自然的事。留在史语所的是古文字的学者。现在世界上把 philology和history合称的研究单位，恐怕已经很少很少了，但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叶并不罕见，兰克就是从研究Philology成为史学家，陈寅恪、傅斯年也可以说是从研究Philology成为史学家的。
　　史语所在台湾的考古学研究也受到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
　　王泛森：考古从挖掘到出版完整的报告，是一个很长的历程。梁思永先生主持了殷墟的几次重要发掘，史语所到台湾以后，梁思永的学生高去寻先生（1910-1992）花了三十五年时间，把侯家庄的报告做出来，厚厚的十大本（其中有一册是石璋如接续完成的）。可是他实在太谦虚了，他每一本都写“梁思永遗稿，高去寻辑补”，他只是“辑补”吗？我当时看了很奇怪，高去寻如果只是“辑补”，怎么能当院士呢？后来我亲眼看到所档里，梁思永先生的发掘记录只有一点点，我慢慢才了解，事实上报告的主要工作都是高先生做的。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到台湾以后，虽然没有机会参与大陆的考古发掘，但是一直在做这一类的工作，比如考古报告、研究的整理等等，所以这一条线没有完全断掉。但是，因为没有了田野，有一些本来可能对中原考古有兴趣的，就慢慢转向台湾考古，现在在史语所里面从事台湾考古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从事中原考古的。学术方向的调整，尤其史语所这么讲究搜寻原始材料的单位，当然会受到现实条件的影响。
　　“中研院”迁台以来，一直与政府有很多联系，比如朱家骅、王世杰院长都曾任政府高官，那么史语所是如何保持在学术研究上的独立性的？
　　王泛森：“中研院”成立以来，实际上都在坚持“学术独立”，希望在这样一个原则下建构现代的学术环境。历任的院长，包括所长，都有这样一个潜在的坚持。事实上“中研院”有关的事情，政府大多尊重，基本上让你自己去做，你要钱就尽量给你。“立法院”对“中研院”基本上还尊重，但是对其他单位就不是这样了。整体而言，“中研院”有这样一个精神，比起1927年北伐以后新成立的很多单位，“中研院”始终尽力在坚持学术的独立性。从蔡元培以来，胡适、杨杏佛、傅斯年、丁文江等人都是这样。从他们行文的风格，他们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看出来。
　　但是必须承认，现实是很复杂的，“中研院”所经历的八十年中，有时政府很有力量，有时民意机构很有力量，在现实面前，也不得不做些妥协。“中研院”直属“总统府”，直属“总统府”的单位只有三家：“中研院”、“国史馆”、中山陵寝管理处，中山陵寝在大陆，所以实际只有两个机构，“国史馆”的预算是很小的。在李远哲当院长的时候，有一个办法，“中研院”的预算只要跟“总统”报告，然后交“立法院”审议，而不必向“行政院”负责，其他单位就不行了。朱家骅与王世杰两位“院长”，虽然都是政治上很有地位的官员，朱家骅也是院士，以前也是北大教授，可是院长代理了十八年；王世杰办武汉大学是非常有成绩的，而且在当时的法学界是很有地位的学者。我个人的初步印象是，他们在负责“中研院”时，并不因为他们做过政府高官而放弃了“学术独立”的精神。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王泛森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句话对于史学家尤其适用，研究历史的人，即使观点再新，也不能新到宣称满洲人从来没有入关！但是，过去一、二十年来，史学界的新发展，也是有目共睹的。
　　或许国科会人文处历史学门通过计划的名单是观察国内史学趋势的一项好材料。从近年来所通过的专题计划名单，我们可以看出，整体而言，台湾史学界对种种西方新史学风气非常敏感，尤其受到新文化史的影响最大，其特点有几个。第一是认识到文化的建构力量之强大，从而对各种界域的历史建构的过程，或是对过去被视为是本质式的或约定俗成的种种现象，以文化史的建构性角度加以解释。第二是各种过去所忽略的新问题的讨论（如出版史、生态史、情欲史、阅读史等），第三是与性别、后殖民主义、以及与国族主义有关之研究。
 没有人能否认以上种种新发展大幅地扩大了历史的视界，我在此不想重复这些新动向。此处所谈的，纯粹是我个人实际进行研究工作时的一些反思。
 
　　一、史料
　　近一、二十年来，不管是与近代思想文化史有关的文集、出版史料等都出版得很多，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历史眼光的改变以及政治气候的变化，使得原先不被注意的材料大量出土。尤其是中国大陆，正在经历一个「恢复历史记忆」的时期，也就是对民国时代非左派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好奇与兴趣，连带的，也使得与这些人物相关的各种材料大量问世。在林林总总的材料中，「私密性的文件」（private document）很值得注意。譬如大量日记被整理出版，我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如《胡适日记》（台湾）、王?运的《湘绮楼日记》、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吴宓日记》、金毓黻的《静晤室日记》、《朱恃三日记》、《陈范予日记》、缪荃孙的日记等。此外当然还有许许多多未被印出的日记，从晚清以来，估计在一、两千部以上，许多存在县、镇级的图书馆，如果能审慎而有效地使用这些日记，几乎可以按年按日排纂出各个阶段、不同阶层的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心态的变化、思想资源的流动等等问题，使得我们可以不局限于探讨思想家的言论，而能从一个新的广度与纵深来探讨思想、文化史。书信也是一宗值得注意的新材料。如《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陈垣来往书信集》、陈寅恪的书信等等皆是。
　　除了「私密性文件」之外，地方性的材料也值得注意。过去因为史学界将较多的心力放在在全国性的事件，或在全国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思想人物，比较忽略地方的材料。除了地方士人的著作外，各种地方小报、宣传册子、习俗调查，通俗书刊，如果善加利用，都可能投射出新的光彩，它们有许多仍然保存在各地的档案馆、文史馆中。近年来，中国大陆整理了清末民初各地的报纸，包括了许许多多晚清以来地方上的小报纸，从中很可以观察到一个时代的变化如何在一个极不起眼的地方社会中发生的作用。
　　此外，也有一大批未参与近代的主流论述的所谓保守派或旧派人物的著作，陆续引起注意，刘咸?的《推十书》即是一例。刘咸?是四川成都一位「足不出里?」的旧派人物，他独立发展出一整套以章学诚的思想为基础的体系，其丰富性与独特性相当值得注意。此外像王?运、王先谦等人的作品也被陆续整理出来，提供许多的方便。
 最后，一些始终被注意、但史料却很零散的社团材料，也陆续被整理出版。像清季在文化与政治上都起过关键性作用的「南社」，近年来因着《南社丛书》的出版，提供了远比一、二十年前更丰富得多的素材，可以比较深入地进行分析。
 
　　二、研究方法
　　1.首先我要谈思想的社会功能，我想说的是「思想的形形色色使用」，这个词是从英国哲学家John Austin的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1发展出来的。我们除了探讨思想的意蕴，还应留心这一思想的形形色色使用以及它们的社会、政治功能。思想有时被用来划分群体，甚至与权力的得到或失去息息相关，有些是用来帮助维系社会菁英地位，有些是合法化世俗的愿望等等，不一而足，（譬如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描述「革命」一词在学校里如何被作为低班的人反抗高班同学的思想依据。）2既然要谈思想的社会功能，则思想与自我利益（self interest）之间的关系便值得厘清，在思想的传播过程中，人们的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也值得注意。
　　此处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思想的形形色色的使用。3儒家的经典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道德教化功能之外，4在民间有时还被当作宗教经典使用，用来驱鬼、祈雨、敬神等，上层菁英在诠释儒家经典，下层百姓或读书人，也用他们的生活经验在诠释、使用儒家经典，5还有像清初潘平格以《孝经》祈雨，6像《绿野仙踪》中齐贡生以《大学》来赶鬼，并且认为《大学》是比道教经典更有力的驱鬼利器，7像清季太谷学派以宗教性质来重新诠释大部份儒家经典皆是这方面的例子。
　　2. 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曾经说，研究古代的历史要像「倒着放电影」（regressive method）8，要从古代建筑物在地面上所留下的阴影倒回去追索该建筑的模样，对于史料稀少零碎像法国农村史的研究而言，他的方法很有道理。
　　但近代思想文化史是一个史料非常多的领域，而且整体的历史轮廓也比较清楚，我个人认为，在方法论上应该是顺着放电影，也就是努力回到最初的「无知之幕」，一步一步展向未来。
　　我们对百年来的历史知道得太熟了，所以我们已逐渐失去对所研究问题的新鲜感，需要「去熟悉化」（defamiliarized），才能对这一段历史产生比较新的了解。对某一个定点上的历史行动者而言，后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他所不知道的，摆在他面前的是有限的资源和不确定性，未来对他而言是一个或然率的问题，他的所有决定都是在不完全的理性、个人的利益考虑、不透明的信息、偶然性，夹杂着群众的嚣闹之下作成的，不像我们这些百年之后充满「后见之明」的人所见到的那样完全、那样透明、那样充满合理性，并习惯于以全知、合理、透明的逻辑将事件的前后因果顺顺当当地倒接回去。
　　换言之，「事件发展的逻辑」与「史家的逻辑」是相反的，在时间与事件顺序上正好相反，一个是A→Z，一个是Z→A。太过耽溺于「后见之明」式的思考方式，则偏向于以结果推断过程，用来反推回去的支点都是后来产生重大历史结果的事件，然后照着与事件进程完全相反的时间顺序倒扣回去，成为一条因果的锁链。但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的是许许多多互相竞逐的因子，只有其中的少数因子与后来事件发生历史意义上的关联，而其它的因子的歧出性与复杂性，就常常被忽略以至似乎完全不曾存在过了。如何将它们各种互相竞逐的论述之间的竞争性及复杂性发掘出来，解放出来，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工作。在近代中国，原有的秩序已经崩解，任何一种思想都有一些机会成为领导性论述，同时也有许许多多的思潮在竞争，必需摆脱「后见之明」式的，或过度目的论式的思维，才能发掘其间的复杂性、丰富性及内在的张力。
　　此外，一个大致知晓全幅历史发展的人，与一个对未来会如何发展一无所知的历史行动者，对事件中各个因子之间的复杂情况与关系的了解与分析明显不同。我们可以想象后代史家会多么容易对「事件发展逻辑」所特有的非透明性、岐出性、偶然性，作出错误的解读与诠释。同时也能意会到想要「去熟悉化」是一件多么艰难，甚至永远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但是对这两种逻辑之间重大差异的自觉，恐怕是史家所应时刻保持的。
　　3. 我们已经充份了解Weber所说的思想、习俗等所构成的「世界图像」对历史发展所扮演的类似火车「转辙器」的功能，9但是如果更深入地看，思想与政治、社会、教育、出版、风俗、制度之间，是一种佛家所谓的互为因缘，或是用Nobert Elias的话说，是一种「交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的关系。10
　　韦伯也曾经说过，人是搭挂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网络之上的动物，此话诚然，但人同时也是搭挂在其生活网络与社会网络之上的动物，后面两者与思想有非常深刻的关系。当社会生活形式产生深刻变化之时，便与一种新的思想产生亲和性（affinity）的关系，思想像一株树木，它生活在社会生活的土壤之中。如果我们比较深入地了解Alfred Schutz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分析，或许可以把握“思想”与“生活”之间交互依存的关系。
　　远的不说，是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变化，使得“过去”成为一个陌生的国度，11使得“传统”成为一个流行的概念，使得形形色色的新思潮得以越闸而出。是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变化，使得较早一批出身于港澳或租界或沿海通商口岸的思想家而言，把他们生活中所见所感的东西化为歆动一时的思想言论。
 思想与社会、政治、教育等复杂的「交互依存」性关系，使得跨领域的研究变得相当迫切。近来自然科学已经出现了学科重组的新发展，十九世纪以来逐渐定型的一些学科划分，面临了改组的命运，而新出现的学科常常是跨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思想史研究中，跨领域研究也是一条值得重视的路。（譬如近几十年来，有关中国上古思想史的一些新看法是与人类学分不开的。）
 
　　三、研究课题
　　1.我们在研究近代思想文化史时，太过注意浮沉于全国性舞台的人物或事件，或是想尽办法爬梳庶民的心态，但比较忽略了「中层」的思想文化史，如果地方上的人物被史家注意到，通常也是因为他后来成为举国所瞩目的人物，像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成都的吴虞，或杭州一师的施存统，但是除了这些后来上升到全国舞台的思想人物外，许多小地方都有它丰富而多采多姿的变化，在地的读书人也敏感地寻找思想文化上的出路。Michel de Certeau说，在大波浪之下的海底鱼儿们游水的身姿也值得我们注意。12这里所指的是县或乡镇这一级的思想文化活动。有几个立即可以探究的问题：没有这些在地的读书人，通文墨的种种身份（如阴阳生）的人，精英的论述可能下到在地社会吗？他们是不是被动「启蒙」的一群，他们与主流论述的大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他们在大思潮风行草偃之时，是否维持其在地性的思想特色，或者根本应该反过来思考，上升到全国舞台的大知识分子事实上始终带着在地性的思想色彩。
　　以江南一些古镇中的小读书人与整个时局变化的关系为例，江苏的几个古镇像南浔、周庄、同里、黎里、用直，它们都是一些富含明清江南古典气息的小镇，但在清末民初，其地的读书人，酝酿了一些动能，在地方上也都兴办了许多新的事业，这些动能并不全然与主流论述相合拍，但他们都有摸索各种出路的努力。（以周庄为例，《岘声》、《新周庄》这类地方小报纸是了解当地思想文化动态的好材料）其中只有后来与南社有关的诗人，如柳亚子、陈去病等较为大家所知。
　　如果我们比较仔细地观察，这些原本十分古老、封闭的地方社群中思想与知识的生产与流动，他们如何得到书刊，他们读什么书报，讯息沟通的网络，地方新兴起的舆论，几个零星的「有机型知识分子」如何获得外部讯息，如何把外面的主流思想议论变造成浅白的语言，传达给在地的人民，如何成为组织者与宣传者，并使自己取得了原先旧科举功名拥有者在地方上所享受的优越地位等，都很值得注意。13
　　2.过去，我们似乎将太多注意力放在新派人物，即使被注意到的所谓保守派，也常常是与新派人物保持密切对话的人（如梁漱溟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其中牵就陈独秀与胡适之处甚多），对于旧派人物的丰富性了解相对较少。
　　对于许多旧派人物而言，所谓进步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堕落与破灭。旧派人物的「文化理想」特别值得注意。经过长期的积累沉淀，有一些基本的「文化理想」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常常是社会文化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但是旧读书人挂在口头上的始终是「理想上」应该如何如何。只要这「理想上应该如何如何」的心理不曾变化，则不管现实的变化有多大，他们心目中仍将以这些「文化理想」衡量、评判现实，想尽一切努力回到那个「文化理想」。所以，这些「文化理想」的内容，旧派人物的思想世界与传统的「文化理想」的关系，以及在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主流论述严重地挑战或破坏了这些「文化理想」，都值得探究。此外 我们已经知道「新派」不停地在变，但我们较忽略的是旧派人物也不停在变，他们也在以独特的方式响应时局。
　　3.「一只燕子能否代表一个春天」？如果一种想法只是出现在某位思想家的笔下，而没有传播开来，那也就只是一只燕子而已。
　　因为我们讨论的是思想史，所以不能太心安理得地以为一只燕子就代表一个春天，也就必需要考虑思想传播的问题，而考虑这个问题时，便不能不注意新式报刊及印刷的流行所带来的革命性的变化。胡适曾说，一个商务印书馆远比一个北大有力量，即因为他认识到这一个现象。
　　此处只举几个简单的例子。首先，新报刊与各种印刷物将思想带到原先所到不了的地方，形成了一个网络，而且深入到原先不可能接触到这些思想资源的大众，形成了一个纵深，新刊物是定期出版的，所以形成了时间的持续感。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超越亲缘、地缘的联络网与对话关系，而且形成一种声气相通的拟似社团，原先对事情的零星反应可能透过报刊而形成了集体舆论，它们所产生的影响非常广泛而复杂。
　　以「官」与「民」的关系为例，掌握在非官方手里的传播网提供了表达各种轶出官方正统的思想，人们不必透过上书的方式，而是直接在报刊上表达。晚清江南有一位大员说，当时社会出现一种怪现象，轻佻的下层官员或百姓有意见时，不循正常的书奏管道，而是径交各种报刊发表。他的不解正好反映了一种新的讯息网络的兴起，这种新网络促成新式「舆论」的出现，造成一种公共舆论，这种公共舆论和以前官方的采诗采风不同，成为一种相对于官方而言具有独立意味的领域，甚至与官方的意识形态竞争，并常常拂逆或左右官方的意志。我觉得在晚清轰传一时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的事件，便已透露出申报等大媒体所形成的公共舆论，如何挑战官府的判决，而官方的权威，官方的意识形态等，也都广泛地受到这一类公共舆论的新挑战。14
　　新报刊与印刷物的流传，也使得 菁英的上升管道逐渐多元，在科举之外，有些人靠着在报刊发表文章成为言论界的骄子，即使没有功名，也可以迅速积累象征资本，成为新的社会菁英。思想上「主流论述」的产生与运作方式也产生了新的变化。不过，报刊与印刷固然使得多元的思想可以公开表达流传，并与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竞争，但反过来说，某些论述也可能凭借强势媒体的力量，压抑了在地的、多元的声音。
　　4.近代中国感觉世界（structure of feeling）15与「自我认知的框架」（frames of self-perception）16的变化也值得注意。此处再以南社为例，柳亚子、陈去病这群震动清末历史的人，整天聚会饮酒，流连于酒楼、古墓、遗迹，写诗作文，做的完全是旧文人的事，写的都是旧体的诗词，他们较少发表时论，但他们的诗词展现一种不安于现在、不满于现状，一种激情、悲愤与豪兴，鼓吹活泼淋漓的少壮风气，其中固然少不了革命的、民族主义的想法，但是这些思想都在《民报》等刊物中阐述再三了，他们的诗词所发挥的作用毋宁是以文学催促旧的渐渐消灭，暗示民族的更生，整体而言是在带动一种感觉世界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歆动了一时的文化界，与革命思想交互作用。从这个例子看来，如何捕捉感觉世界的变化，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
　　此外，「自我感知的框架」也在变。形形色色的新思想、新概念、新名词，纷纭呈现，而又层层交迭，生活在这个由新概念、新名词所编织而成的政治文化之下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与行动的方向都起了变化。年轻的读书人所理解的常常只是几个粗浅浮泛的概念，可是因为对旧的已经失去信心，对新的、未知的世界无限向往，一两个名词、一两个概念，便成为一种形塑个人与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我们应如何捕捉这些飘移的讯息，从而勾勒出晚清以来「自我感知的框架」的情状？
 Reinhart Koselleck在一篇文章中说了一个故事，他说在Franke这个小地方，古来的习俗是未成年的子女不能上桌吃饭，有一天一个少年从外面回来，他父亲先是赏了他一个耳光，然后告诉他，从今以后，他可以上桌吃饭，家人对此突发事件非常错愕，忙问父亲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位没有什么知识的父亲回答说：「人们说这是进步！」17这本来是一个平凡无奇的小故事，但在这代中国随时随地在发生。举一个例说，晚清书刊中满纸的「公理」、「公法」…，五四以后，青少年的口头禅「向上的生活」、「进步」、「反动」、「主义」，或是他们在诗文中常用的「自然的」与「有意识的」之对立，便发生这种作用。「向上的生活」、「有意识的生活」，成为塑造「自我感知框架」的关键词，就像那位父亲一知半解地说「人们说这是进步」。
 
　　最后，我想以三点作为这篇短文之结束。
　　第一，比较研究也是不可忽视的，这方面前辈史家已经作过种种努力，但是大多是以现代化的理论为基础来进行，我们应该摆脱这个理论支架，把近代中国思想和同一段时期印度、东欧等地区的思想发展进行比较。此外，我们如果更加深入地了解近代欧洲思想学术，并把中国放进当时世界思想脉络中去理解，必然会得到较为深刻的见解。
　　第二，从年代上来说，一九五○年代以后的台湾与中国的思想历史，目前仍是一片相当荒芜的园地，而这五十年中海峡两岸所经历的思想变化非常复杂、深刻，应该得到特别的重视。
　　第三，有许多普遍感到兴趣的问题，像隐私的观念、人权、友谊、宇宙观、时间、空间的观念等，还较少被放在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脉络中加以探讨，值得进一步开拓。
　　第三，虽然我在前面谈了这么多，但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仍然不能忽略对于一群又一群思想家们的原典的阅读与阐释，如果把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思想从近代历史上抽掉，那么，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对于重要思想家的著作进行慎密的阅读，仍然是思考思想史的未来发展时最优先、最严肃的工作。
　　*本文在2003年3月蒋经国基金会于普林斯顿召开的「中国社会文化的新视野」中发表。
　　注释：
1 John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2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敦煌文艺出版社，1998），页76-77。
　　3我注意到，人们去探讨下层民众文化时，有意无意间出现一种错觉，认为真正值得注意的只有通俗宗教，通俗化的儒家是不值得注意的，或是这些成份根本不存在。
　　4有时儒家经典还被当成养生诀。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十：「先君少时曾授仪以儒家养生诀云，于邹学师屏上得之，其言曰：『动静必敬，心火斯定，宠辱不惊，肝木心宁，饮食有节，脾土不泄，沉默审言，肺金不全，澹然无欲，肾水自足，其言极平易，极精微，极简要，极周币，通于大道，绝胜导引诸家。』」（页6）
　　5以明代来集之的《对山堂续太平广记》中搜集的一些故事为例，可以看到它们如何被用来治病驱鬼。在《风俗通》中有一则说「武帝迷于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数以为言，帝验其道，令巫视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诵咏经论，不能伤害，而巫者忽死。」那么儒家的经书是可以抵抗巫。《易经》与《孝经》特别具有这种能力，来集之引某一部《江西通志》，说德安有一位江梦孙（字聿修），家世业儒，博综经史，他出任江都令时，听说县厅经年闹鬼，历任皆迁于别厅。江梦孙不管，他升厅受贺，在夜间则「具袍笏端坐，诵《易》一遍」，而鬼怪乃息。此外，《说?》一书也记载北斋权会夜问乘胪出城东门，突然觉得有一人牵着驴头，有一人随后，走入迷路，权会觉得有异，乃「诵《易经》上篇一卷未尽，前二人忽然离散。」吴均的《齐春秋》则记载顾欢以孝经去病的故事。书上面说「有病邪者，以问欢。欢曰：『君家有书乎？』曰：『惟有《孝经》。』欢曰：『可取置病人枕边，恭敬之，当自差。』如其言，果愈。」（转引自郑振铎，〈经书的效用〉，《郑振铎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页344。
　　6见我的〈潘平格与清初思想界〉，《亚洲研究》23，页224-268。
　　7李百川，《绿野仙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页617。
　　8 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 Press, 1990), pp. 23-24.
　　9 Max Weber, From Max Weber tr.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Y: Oxford Univ. Press, 1958), p. 280.
　　10 Robert van Krieken, Nobert Elias　(Routledge, 1998).
　　11 David Lowenthal,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12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13这些地方上较早的一批旧读书人，譬如周庄的诸福坤，南社的最早几位先驱，早年皆受学于他，他们的思想意态显然已经酝酿着一些变化了，但我们对此等人物却只有吉光片羽的了解。14关于此案之过程，见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页380-383。15 Ra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3).
　　16借自Clifford Gee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 Y.: Basic Book, Inc., 1973), p. 239.
　　17 Reinhart Koselleck,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ranslated by Todd Samuel Presner and other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