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上的轻骑兵

白云上的轻骑兵

——怀念孙犁先生

段   华

昨天夜里，梦见了孙犁先生，他以我所熟悉的声音和我谈话，不时朗朗的大笑；我向他讲述今年6月份在白洋淀开他的作品讨论会的事情，他沉默下来，我着急的想听听他的意见，他却一直沉默不语，我便醒了过来，泪水已经悄悄地挂在我的眼角边。

    算起来，孙犁先生已经离开我们、离开他的荷花淀三个多月了，在这三个多月里，我几乎每天想起他来。通过对因特网的检索，我没有发现一个网民对孙先生发表不敬的言论，这在一个标榜以颠覆为荣的时代里，对一个当代的作家而言，绝对是难得一见的。可以说，在中国现当代作家里，很少能让读者投入这么多的感情——作为大师，孙犁是无愧的。

在先生去世后，经先生的哲嗣孙晓达授权，我和几个朋友受陕西师大出版社之约，编选《孙犁选集》，我编他的小说和文艺理论部分，有机会把他发表的作品又全部读了一遍，不能不佩服先生的睿智和灵性。他不愤青，也不愤世，只是疾俗。孙犁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文学史家已经说的很多了，无需我多言。他在前期的作品里，以诗情画意和乐观浪漫著称。在北京的一家茶馆里，当中央电视台播发出孙犁先生去世的消息时，一个长发的小女孩放下手中的茶具，泪流满面地说：“今后我在作家身上再也找不到浪漫的感觉了——孙犁先生怎么能去世呢？”确实是这样，古今中外，写战争的作家不计其数，但谁能像孙先生那样把人类的乐观和浪漫写得如此荡气回肠呢？翻一翻他的《荷花淀》、《芦花荡》、《嘱咐》、《山地回忆》等等作品，大家就会明白了。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

进入晚年以后，先生的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操愈熟，所作愈化，风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非人力，天道使然。他说：“世事的变化，常常是出于人们意料之外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血和泪”，“善良的人们，不要再责怪花儿不开、鸟儿不叫吧。”

我之所以尊敬先生，首先在于他对别人的理解和支持。1994年2月，我所在的单位内部进行人员调整，我从总编室调到副刊部工作，在商量“森林”副刊栏目设置的时候，当时的主任李青松以征询的眼光盯着我，问我能不能请孙犁老题写个刊头，说实在的，我也没有把握。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等第二天我到天津一向他说明来意，他二话没说，让我在沙发上坐下来稍等，一面研墨一面询问我的工作、生活情况，不久，他就写了两幅，让我们挑着用。当我把他题写刊头的第一个版面的报纸寄给他以后，他立即回信说：“来信及报纸均收见，甚为感谢！刊头，版制得很好，显得我写的字也好看了许多。”

《人民日报》等大报看到孙先生为我们题写的刊头以后，也纷纷求他，他都一一答应了人家。有一次我到天津看望他，他笑着说：“因为你，我不得不也答应人家的要求：总不能让另外的朋友失望吧。”

孙犁先生不仅是个出色的文学大师，也是一个出色的编辑，他所主持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培养出了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一大批作家。先生在几次的信中，都劝告我编报时不要以自己的好恶作为对稿件的取舍标准，要尽可能的联系作者，多登一些业余作者、基层作者的稿件，他说：“编刊物也应兼收并蓄，不能只登一种风格的文字，过去，文艺刊物，要办得出色，无不是采取集纳主义。”1994年10月1日的《文汇读书周报》曾经刊登过整整一版他给我的信和我写的文章，从中可见他多次讲到这个意思，因此，我在副刊部——或在其他版面工作时，我是尽量把宝贵的版面留给读者，一般不登载自己的文章。

孙犁老不但关心我的工作，也关心我的日常生活。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一直是我一个人生活，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在为我有一个家焦虑。1995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陈政政到天津拜望他，他一见面没等我们坐下来就对我妻子说：“小陈，段华结婚了我很高兴你知道么，结婚了就会有人照顾他的日常生活，会有房子，会为他的那些书找到存身之所，会为他的写作找到安宁之所。因此，我给你们写了一幅字作为贺礼，请你们笑纳。”

我知道，先生更是关心我的读书和创作情况，他对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毋庸讳言，在年轻的一代作家里，他给我写的信最多（如今这些信都成了瑰宝，一部分发表了，一部分没有发表），他在信中不止一次询问我的读书进度和创作成果，我都一一作答。但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我在最近几年放慢了创作的进度，以期在自己往日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从进度上来说，我是辜负了先生的殷切期望的，这是我时常感到内心痛苦的惟一原因。在他病重期间，我也出了好几本书，但我每一次看他时，都没有提起这些。我知道，这些作品的分量不足以达到先生所期待的最低要求——我还怎么好意思拿出手去呢？

我是在新疆的天山腹地听到先生去世消息的。

那天，我从山里出来，到一个县城去，就在道上，在《天津日报》工作的小师妹白薇打通了我的手机，告诉我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当时就觉得麻木了一般。我不能最后看先生一眼，送他一程，这在我的心中将留下永远的遗憾。

其实，临到新疆之前，我还是驱车几百公里，在7月7日深夜到他的病床前看了他最后一眼。他的高大的身躯已经不见了，他自己已经不能自主呼吸，靠呼吸器呼吸。洁白的床单盖在他瘦弱的身躯上，我不知道他那时候是否在想些什么：是冀中白洋淀的浩渺水雾么？是晋察冀高高的山顶上飘荡的白云么？是延安窑洞内明亮的灯火么？总之，我相信，就是他停止了呼吸，他的思想存在，照样会给我们提供精神的食粮。也许，他会像白云顶端的一个轻骑兵一样，继续翱翔在文学的天空里吧。

我从病房里出来，坐到汽车里，很久没有动。回想和他18年的交往，我从一个少年变成青年，也为人夫为人父，每一次见他，几乎都以他爽朗的笑声结束我们的谈话，然后他送我出门；没想到最后一次见面却是这个样子，作为我俩人生交往的最后一次总结，我的泪水止不住汩汩而出——那么，先生，就此永别了，请您走好。

2002年11月3日夜改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