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周恩来率团亲往调节 力挽狂澜】

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中共代表团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情况，采访了老领导曾三、叶子龙、童小鹏同志，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亲历细节。现将当年的采访材料整理发表，与大家共享。
一声春雷 保安惊喜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了逼蒋抗日，发动了“西安事变”。张学良立即向中共中央通报，说他们扣留了蒋介石，并提出八项主张，请中共中央速派代表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事。
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是陕北一个古老的小镇，名曰“保安”。红军来了以后，保安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在保安炮楼石壁上的一孔窑洞里，毛泽东办公室的灯光整夜亮着。他刚刚看完文件，正在沉思。这时，机要科长叶子龙兴冲冲地走了进来。
“报告主席，蒋介石在西安被捉了，刘鼎同志刚发来电报。”叶子龙说完将电报递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仔细看着电报，浑身充满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警卫员贺清华照例来给他倒水。毛泽东说：“贺清华！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扣起来了，赶快把这封电报送到张闻天同志那里去，请他召集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开会。”
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像一声春雷，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惊醒了保安镇酣睡的人们。曾三听到这个喜讯后，坐在灯下翻阅文件，时看时停，像在思索着什么。曾三是湖南益阳人，1925年入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到中央苏区，并参加了长征。
经过了紧张的研究和磋商，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立即给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复电，赞扬他们的正义行动，马上派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同时，决定通电全国，表明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为了确保“西安事变”向有利于抗日方面发展，中共中央还命令红军主力进驻延安地区，并准备开往关中一带，以便与张学良、杨虎城一起，粉碎亲日派的武装挑衅，以促进西安事变的圆满解决。
“恩来此行 任重道远”
中央代表团的成员除了有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之外，随同前去的还有邓发、李克农、李涛、罗瑞卿、曾三、童小鹏等人。
次日凌晨，鹅毛大雪还在不停地下着，那高山，那树木，那窑洞，那田地，全都披上了一层厚厚的银装。不到八时，在周恩来的窑洞前已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不少人是赶来送行的。周恩来、邓发、李克农、李涛、罗瑞卿、曾三、童小鹏、龙飞虎、邱南章等与前来送行的人一一道别（秦邦宪、叶剑英从外地直接去西安），由一支红军骑兵队担任护送任务。
一匹匹战马踏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很快在漫天风雪里拉成一条线，向着远方奔去。毛泽东和朱德仍站在原地，一直盯着这支远去的人马渐渐消失了，他们才离去。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朱德说：“恩来此行，任重道远啊！”
延安受阻 绕道而行
延安是一座历史名城，那时是肤施县城。这时城内的西北军已经撤走，城里只有一些民团驻防着。从蓝家坪到延安飞机场，如果从延安城内通过，只有三四里路程，所以当晚代表团就派张子华等人进城找肤施县县长高锦尚交涉，经交涉，高仍拒绝中共代表团进城。这样，只好绕道而行。
清早，雪停了，但天气仍然阴沉沉的，寒风刺骨。代表团的队伍踏上了清凉山的小路，向着延安的南部方向走去。这一段山路又陡又滑，人们只能牵着马徒步攀登。代表团由城外西山绕到城南的杜甫川，由杜甫川到了二十里堡，又由二十里堡终于胜利地到达了延安机场。
中共代表团到达机场时，张学良派来的专机已在这里等候了两个小时。当时全国有专机的只有蒋介石和张学良两个人。机场上，一位穿着校官军服、风度不凡的青年军官，正在焦急地张望着。当他看到大队人马到来时，立即迎上前去。他不是别人，正是张学良派来专程迎接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的刘鼎。
刘鼎于1924年赴德国勤工俭学，经孙炳文、朱德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6年3月，他应张学良将军的邀请，经宋庆龄介绍从上海到达西安。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让刘鼎随同他到肤施（延安），参加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会谈。参加这次会谈的只有张学良、王以哲、刘鼎、周恩来、李克农5人。会谈后张、周两人都很满意，都非常钦佩对方，有相见恨晚之感。会谈后，刘鼎被中央任命为中央驻东北军代表。对外的公开身份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和张学良将军的秘书。
这次在机场，刘鼎见了周恩来非常高兴，他说昨天飞机来了一次，没有接到又飞回西安去了，张学良将军要我们今天再来接。周恩来对张将军的好意表示感谢，并同美籍驾驶员握手致谢。由于飞机座位有限，所以周恩来指定邓发、李克农、罗瑞卿、杜里卿、张子华、童小鹏、邱南章等人随他登机，其他吴德峰、曾三等人留下来等飞机来接秦邦宪、叶剑英时再去。飞机起飞时已是下午４点钟了，天上还飘着雪花。
古城西安 一片沸腾
张、杨“兵谏”的消息，迅速传遍古城。整个西安沸腾了。各界群众纷纷走向街头，成群结队举行游行示威，高呼“拥护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爱国行动！”“拥护‘八项主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
这时西安古城，笼罩着一派战争气氛，南京政府多数人估计蒋介石没有生还的希望，亲日派跃跃欲试，西安局势处于一种紧张动荡之中。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从陕北赶来了。
周恩来等人乘坐的飞机，到达西安机场的时候，天已近黄昏了。刘鼎先安排周恩来等人在北新街七贤庄一号休息。周恩来一直是蓄着胡须的，从保安出发时来不及刮脸就匆匆上路了。来到西安，要接触各界人士，留着长须不便，他下决心把它剃掉，但在七贤庄一号却找不到一把剪子和剃刀。正在着急之时，刘鼎忽然想起安装电台的我党地下工作者涂作潮家中有，于是刘鼎便陪着周恩来坐车到涂作潮家中去，才把胡须剃掉。
刘鼎根据张学良的意见，安排周恩来一行人住进了张学良的公馆。
张学良与周恩来两人重逢格外高兴，当张学良看到周恩来没有了胡须，就非常惊奇地问：“哟，你的美髯呢？”周恩来答道：“刚刚剃掉了。”张学良说：“那样长的美髯剪掉太可惜了”。当晚张学良在公馆的中楼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和随行人员。宴会后，张学良与周恩来进行了长谈。
中共代表团的内部分工是：周恩来自己侧重于政治方面，负责上层统战和群众团体的工作；叶剑英主要负责军事工作；秦邦宪则侧重党组织内部工作以及群众工作；李克农作为代表团的秘书长，统管代表团内部的事务工作。
“三位一体” 力挽狂澜
在第二天（12月18日），周恩来就到止园杨公馆拜会了杨虎城将军，双方进行了交谈。随即在张公馆的中楼，举行了以东北军张学良、十七路军杨虎城、中共周恩来为代表的三方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充分肯定了张、杨的爱国热情，并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战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三方在政策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达成了共识，被称为“三位一体”。周恩来还特别强调，“三位一体”，将是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三位一体”的紧密团结极其重要。如南京方面挑动内战，我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中共都信守三方协议，联合抗击南京政府亲日派对西安的“讨伐”。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一行飞抵西安。第二天“三位一体”与宋美龄、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在张公馆中楼，进行了谈判。由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在一份保证文件上签了字。在这份保证文件中，蒋介石同意：（一）宣布并开始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二）停止进攻中国共产党；（三）容纳共产党共同抗日；（四）把亲日派官员从国民政府中请出去。蒋介石的顾问、美籍澳大利亚人端纳，作为“见证人”，也在文件上签了字。但蒋介石却不同意签字保证，只答应以“领袖人格作保”，回南京后逐步执行谈判协议。
12月24日下午，周恩来与秦邦宪等在张公馆东楼上谈话，忽然传来飞机声，周恩来恍然大悟，连说“糟了，糟了，蒋介石走了”。于是他急速赶往机场，但到达时早已机去人渺。周恩来叹息说：“唉！张汉卿就是看旧戏看坏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由于我代表团执行了党的正确方针，经过努力终于使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六项条件。尽管蒋介石背信弃义，一到南京，就囚禁了张学良，随之又迫害了杨虎城，但是，“西安事变”终于成为我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西安红军联络处
在西安七贤庄一号，有一家德国医师海伯特开设的牙科诊所，它名义上是医院，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站。
为了解决陕北红军卫生器材和药品供应奇缺的问题，上级指示各地党的地下人员都要秘密购买各种药品和卫生器材。为能将这些分散的医药物资集中起来转送到陕北苏区，必须选择一个适当的地点和收货人。从地理位置上看，西安是最理想的接收和转运地点。但收货人呢？依靠公开的朋友不行，会使对方受到牵连并遭到敌人的破坏。最妥当的办法，是组织自己的秘密机关。几经磋商，最后确定由美国朋友史沫特莱介绍给刘鼎的德国朋友海伯特作为掩护人。海伯特是德国共产党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被希特勒驱逐出境。后受德国共产党的派遣到中国的上海帮助我地下党工作。当他听史沫特莱讲要他为陕北苏区转运医药物资进行掩护，非常高兴，当场就满口答应下来了。刘鼎就在西安东城中国银行盖的七贤庄住宅区租了七贤庄一号一个两进的四合院，作为党的地下秘密交通站。他从上海请来的海伯特在前院开了一个“德国牙医博士海伯特诊所”，在西面的正厅摆设着治牙的器械和药品。对外又称是张学良的牙医，也给国民党官员和官太太们看牙。东厅则是一个烈士的遗孀作为“二房东”住在那里，负责接待党的地下来往人员。后院则全部是联络站办公及秘密客人住宿的地方。于是，1936年夏天，一家“德国医师海伯特牙科诊所”就在西安市的七贤庄一号“开张营业”了。
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由这家牙科诊所作掩护，接收和运转了大批卫生器材和药品到陕北苏区，同时，还转送了一大批干部到陕北以及全国各地。例如，我国著名作家丁玲、美籍著名记者斯诺到陕北苏区去，就是通过这里护送过去的。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在地下室还安装了一个功率较大的电台，专门转播新华社新闻，对全国各地收听新华社的广播，收听红色中国的声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可惜这位国际友人海伯特，在发生西安事变的早上，听到枪声往门外看时，被流弹打中后牺牲了。刘鼎为失去了海伯特非常痛心和惋惜，亲自为他安葬，并立了碑，让中国人民永远记住这位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海伯特。
中共代表团在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蒋介石的谈判中，工作极为紧张，为了及时向党中央通报情况，所以西安与保安的电报往来也极为频繁。因此，曾三在七贤庄住下后，就和童小鹏等一起投入了繁忙的报务工作之中。
1937年2月，中共代表团从张学良公馆搬到了七贤庄一号，周恩来当时就向国民党在西安的代理人顾祝同提出要在西安建立红军联络处，顾祝同答应了，但又怕共产党的影响扩大，说周恩来和工作人员可以公开活动，但不能公开挂牌。“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西安红军联络处也就随之改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并公开挂牌。西安红军联络处，从建立到改名前后，只不过7个月，但它是延安和红军总部通往国民党地区去的窗口和交通总站。
这年 4月，春暖花开。曾三、童小鹏等圆满完成了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的通讯联络任务，与周恩来等一起胜利返回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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