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中有君子自强之理，地中有君子宽厚之理

人理源于天地之理，天地之理乃太极之理。太极由一阴一阳所组成，阴不离阳，阳不离阴；阴阳两分而合和，阴阳平等又平衡；男女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天下成员之间，均应以合和为原则，以平等平衡为原则。老子主张“人法道”，孔夫子说“礼本于一”，道者太极也，一者亦太极也。

人理源于天理，圣人、大人、君子都应该效法天地，没有特殊的例外。人只能以天地为纲，上帝也不能为人纲，君王更不能为人纲，这就是太极所揭示的人理。

合和和谐而又相互负责的哲理，不但适用用人际关系，同时也适用于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

人生于天地之间，天地为人之父母。人不能上伤天下害地。伤害了天地，人就会面临这样的局面：上无覆盖之天，下无立锥之地。

万物与人同源而生，万物与人是兄弟姐妹关系，《序卦》说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应该是礼仪关系，《尚书》说“人为万物之灵秀”，《史记》中黄帝的治理天下的大政已经有了“节用水火之物”的方针。人可以利用万物，但也应该善待万物。

太极之中做人的理性，其根本就在于人与自然——宇宙本体——的直接融通，“天人合一”的天人两者之间没有任何隔档的障碍，在终极价值上是“天人之合”而不是“神人之合”、“君人之合”。做事的理性只能参照太极演化出来的天地、日月、四时，而不能不受人为的误导，这应该是早期中华民族文明而先进的奥秘所在。

如果揭开宗教的面纱，可以清楚地发现，《圣经》与《金刚经》、《坛经》，实际上都在讲“如何做人”的道理，而且做人的标准只能是以造物主——宇宙本体为标准，这和《周易》所讲的人理源于天理没有多大差别。

人中有小人，有盗贼，还有入侵的敌人；对待小人，《周易》主张“小惩大戒”；对待盗贼，《周易》一是主张严谨门户，二是主张施之于刑罚；对待虎视眈眈的敌人，《周易》主张发明先进武器一威慑敌人：“弓矢之利，以威天下”。不同的人，不同的对待方法，这与宗教中一律平等之说有所区别。

太极之中既有做人的理性，也有做事的智慧。做事的智慧体现在三个方面：智慧地发展生产；智慧地发明创造；智慧地研究自然。

早期中华大地上出现的、至今还光彩夺目的科学成果均与太极有关。换言之，早期中华民族的发明创造的灵感均源于生生之源——太极。

由太极（阴阳之道）演化出了中医学。离开了阴阳，便无法解释中医经典《黄帝内经》。

由太极演化出了天文学。离开了阴阳，则无法解释昼夜、寒暑的变化。

由太极演化出了军事学。

由太极演化出了建筑学。

由太极阴阳哲理演化出了极其简单而极其复杂的围棋。

由六十四卦演化出了网罟、耒耜、舟楫、车马、弓矢、臼杵等一系列新型的生产工具与生活器具。

六十四卦隐藏有二进制，莱布尼茨发现并认同了这一点。

太极图中隐藏有量子互补原理，玻尔发现并认同了这一点。

…… ……

太极如根本，不同领域的的成果犹如枝叶。一个根本，可以生长出千枝万叶，可以结出千万个果实。下面仅引用《黄帝内经》与围棋两个例子，说明一下太极与发明创造之间的关系。

《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篇》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这个论断告诉后人这样一个事实：没有阴阳之道，就没有《黄帝内经》这部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已经发现，形而上的经络分布于形而下的人体之中。经络能够感觉到，但用现代解剖学就是无法验证。形而上的太极为何会演化出奥妙的具有广泛实用性的中医理论，这个问题今天似乎仍然有深思之必要。

《棋经十三篇》开篇就把围棋与太极联系在了一起：“夫万物之数，从一而起。局之路三百六十二者，生数之主据其极而运四方也。三百六十二以象周天之数，分而为四，以象四时。……黑白相半以法阴阳。……局方而静，棋圆而动。自古及今？弈者无同局。曰日日新。”（《棋经．棋局篇第一》）“夫万物之数，从一而起。”一者，太极也。形而上的太极为何会演化出了老少皆宜的游戏器具。围棋背后的哲理，今天似乎仍然有深思的必要。

元大都、天坛、地坛，这些以八卦哲理为基础的建筑，既有观赏价值又有实用价值，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观赏价值只能是无减有加。按照天圆地方的哲理设计出的外方内圆的抽象标志，其观赏价值是带有永久性的。中国银行至今还在采用方圆标志，其设计者是否研究过中华元文化，这并不重要，关键是方圆标志为什么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其深层次的东西在当代似乎仍然有深思的必要。

《周易．系辞传》反复说说“易理广大”。广大到什么程度？第一，易理之中包涵有“三才”之理，即天的道理、地的道理、人的道理：“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第二、易理之中包涵有上下远近的道理：“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更重要的，“三才”之理与上下远近之道并不是独立具体之理，而是相互联系、触类旁通的道理。把与易理有关的词句稍微统计一下，易理之广大就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时空概念：“易与天地准”；“生生之谓易”；“夫易开物成务”；“易穷则变”…… 易理的精髓在于生生不息、变动不已又触类旁通——物理与人理相互融通。“易有太极”，易理亦即太极之理。人理法于太极，一应该在“生生之处”效法出“自强不息”的精神，二应该在“生生之处”效法出创新不已的“尚象制器”的具体行动。“尚象制器”就是发明创造新器具的哲理。“制器”的参照坐标是“象”。“尚象”之象，一是天地之间的形象之象，二是卦体之中的抽象之象。大自然之中生动活泼的形象之象以及在此基础上归纳出的意味无穷的抽象之象，均可以启迪人进行发明创造。在中华民族祖先这里，火用不着到天上去偷，自己动脑动手可以从木头里“钻”出来；伊甸园不需要上帝的恩赐，自己可以造出来。“女娲补天”、“钻木取火”、“构木为巢”的神话传说也好，《周易》中的圣人业绩也好，都为后人树立了利用自然进行发明创造的典范。

王树人先生在《传统智慧再发现》中，把人类的思维方式归结为非理性思维和理性思维两种。非理性思维极富想象力具有“发现和创造性地提出新问题的功能”；而理性思维善于规定“长于分析、论证、推理”而不具备提出新问题的功能。基于“象”的非理性思维是东方中华民族本来的思维方式，这就是早期中华民族特别善于发明创造的根本原因。读了《传统智慧再发现》，笔者心中的一个疑团豁然开朗：中华民族由特别善于发明创造到只会欣赏西方的发明创造，尽管因素诸多，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丢掉了富有想象力的东方的思维方式。 

八卦、六十四卦是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结晶，八卦、六十四卦本身充分体现了两种思维方式：一方面是严格的规定性，一方面是是无限的象征性。八卦、六十四卦的基本成分只有一阴一阳，“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推理、分类、概念、定义、判断出来了；八卦、六十四卦具有无限的象征性，大到天、地、人三才之道，小到一花一木一小草，直至最肮脏的屎与尿，——想象力出来了，人的想象力可以在“大到无外，小到无内”的两个世界中自由翱翔。董仲舒的“三纲”，一改变了规定性，变“一阴一阳之谓道”为“阳为阴纲之谓道”，二约束了人的想象力，一切以“纲”的意志为基准，由“三纲”演化出“纲目”式思维一步步窒息了整个民族的想象能力与创造能力。

太极之中做人的智慧，其根本就在于人与自然——宇宙本体——的直接融通，做事的智只受“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或“一生二，二生三”的启示，这应该是早期中华民族文明发达的奥秘所在。

《周易》讲人与天地的直接沟通，中间不需要经过“三纲”之“纲”，这是《周易》与董仲舒之间的重大差别。

《周易》一讲理性做人，二讲智慧做事；《圣经》、《金刚经》、《坛经》等宗教经典只讲理性做人，不讲智慧做事，这应该是两者之间的重大差别。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个认识：地球上有了人之后，人类的祖先犹如今天的娃娃一样都提出了“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同一问题，其它民族用上帝或神灵为答案，惟有我中华民族用自然存在的一阴一阳——太极为答案。太极的诞生是在八卦基础上的追索，八卦的诞生则是人对天地发生与演化的归纳，所以太极属于自然与人融合的产物而非迷信的产物。太极源流之处，包涵有物理和人理两方面的大道理。物理之中包括天地形成之理、万物形成之理以及最初的一男一女形成之理。人理之中一有做人的道理，二有做事的智慧。做人的道理包括男女之理、夫妇之理、父子之理、家人之理、君臣上下之理以及圣人、大人、君子之理，还有小惩小人、刑罚盗贼、威慑敌人的道理；做事的智慧包括认识先天与后天，认识天地万物与人的相互和谐的关系，认识四时运行规律，用发明创造来发展生产、用发明创造来改善生活等。太极思维是人的思维，是文明之人的思维。

五、枝叶与根本

根能够生出枝叶，但具体的枝与叶，都具有生而俱来的片面性。这里所说的片面性，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片面性，其真实含义是“偏重于某一方面”。根生枝叶，但枝叶不等于根本，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公式：枝叶≠根本。举例说明如下：以太极（阴阳之道）为根的《黄帝内经》是中医经典，但这部经典只是偏重于医学一面。由太极（阴阳之道）演化出的天文学，只是偏重于天文一面。由太极（阴阳之道）演化出的军事学，只是偏重于军事一面。由太极（阴阳之道）演化出的建筑学，只是偏重于建筑一面。

数学家莱布尼茨所偏重的是二进制；物理学家玻尔偏重的只是太极互补原理，所有的古今中外的在太极源与流之处的发现，都不能说是最终最后的、全部的发现，只能说是一时一事的、某一方面的发现。

青翠欲滴的枝叶，由于新颖与新鲜，会强烈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埋藏在地下的根本，则很少有人给以应有的注意。实际上，真正应该注意的应该是枝叶之下的根本。有根本才有枝叶。

后人在欣赏先人的发明创造成果的同时，更应该注意成果之后的哲理。太极、八卦、六十四卦——中华文化之根——的功能是无限的。象中有无穷无尽的新意，用文字与语言难以表达。写出来则有“道可道，非常道”的片面；说出来则有“不可说，一说就有错”的局限。对于象，只能观察与体悟；只要认真观察与体悟，就会发现象里面有取之不尽的新思。“取之不尽”的意义是启迪，而不是直接给予。

在太极之源，值得开发的宝藏是无有穷尽的。只要你能够与之沟通，她都能给你以崭新的启迪，无论你站在哪个角度，无论你处于什么时间。古人有所发现，外人有所发现；今天的人、自己的人应不应该有所发现呢？

六、记与悟

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需要一个“记”字：记住祖先讲过的理，记住祖先说过的话，记住祖先曾经创造出的辉煌。

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还需要一个“悟”字：悟出祖先的“话外之音”、“言外之意”。经典之外的“话外之音”、“言外之意”是只能意会的。

意——象——言，这是《系辞》所叙述的元文化创造过程。意位于象之前，言位于象之后。象，即是祖先留给子孙的八卦、六十四卦；言，即祖先留给子孙的文字经典。那么，文字之外的祖先之意呢？如何理解“立象尽意”的那个意？在“天下之赜”的基础上产生出八卦之后，先贤们为什么又追索出一个形而上的太极。意在象中，道在书外。书中有可以言传的道理，书外还有用语言难以表达的道理。自然之中、生生之源之处根本性的道理，只能用 “象”来表达。要延续祖先的辉煌，学习“子曰”、“诗云”是必须的、必要的，但更重要的还应该领悟伏羲氏们的思维方式——崇尚自然的“象”思维，即太极思维。

在伏羲氏们那里，人理之外还有物理；理性做人之后还有智慧做事；形而上的道融通于形而下的器——玄而不玄，形上形下之间是可以变通变化的；人生之价值至境只能与生生之源——宇宙本体相融通，“天人合一”的天人之间不能有第三者相隔，例如上帝与君王；做人要循规蹈矩，做文明之人；做事要想入非非，做前人没有作过的事；想入非非并不等于无法无天，所有的发明创造不能危害生生之源，所有的发明创造必须使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交流更加畅通。

从伏羲氏到老子，形而下的器不见了，只剩下了形而上的道。到了孔夫子这里，人理之外的物理不见了，而且孔夫子只强调理性做人，闭口不谈智慧做事，例如发展生产与发明创造。到了董仲舒这里，“天人合一”的天人之间多出三个障碍——“三纲”，至此，富有想象力的生动活泼的太极思维已经从中华民族中间远远离去，继之而来的却是僵化的死板的概念思维：“纲目”思维。落后挨打的因子从此开始发酵、开始生根开花直至结出挨打的恶果。

元文化造就出了中华民族早期的辉煌，中华民族的落后不是落后在文化本身上，而是落后在文化失传与变质上。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应该以否定中华文化为代价，更不能靠西方文化的全盘引进，应在元文化的复兴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中西文化交流——取长补短。否定民族文化，不可能达到民族复兴的目的。没有“这一个”的文化，就没有“这一个”民族！文化复兴，“记忆”与“悟性”两者缺一不可。“记”要记住书中的道理，“悟”要悟出书外的道理。 “天人合一”前提下的“变”与“化”，化出做人的理性，变出做事的智慧。与生生之源始终自觉保持一致的、与时具进（日日新）的“变”与“化”即太极思维，是中华民族祖先在书内书外留给子孙的根本道理！

本文以《周易．系辞传》中的三句话做为结尾：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易穷则变，变者通，通者久。”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游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