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王国维自沉81周年，死因仍是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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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02 10:29:19 来源:网易历史综合
王国维，著名学者，著作《人间词话》为研究诗词的经典著作。
王国维王国维，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877年（清光绪三年）12月3日生。清末秀才。
1901年在罗振玉主持的农务学堂译授，后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读书。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师范学校教习，讲授哲学、文学。1907年起在北京任学部图书局编译，从事中国戏曲史与词曲研究，著有《曲录》、《戏曲考源》、《宋大曲考》（1912年旅日时整理成《宋元戏曲考》)和《人间词话》，开研究戏曲史之风。辛亥革命后以清遗老自居，旅日4年，考释甲骨文与流沙坠简，著有《简牍检署考》、《流沙坠简考释序》、《殷虚书契考释序》等。
自1916年至1923年在上海，著述甚丰，主要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后改写为《古史新证》)、《殷周制度论》、《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等，重视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对史学界有较深影响。1925年任清华研究院教授。1926年北伐以后，革命形势高涨，北洋军阀即将崩溃，复辟清室的幻梦破灭。
1927年6月2日留下遗书，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当日在北京颐和园投昆明湖自杀。生平著作共62种，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有42种，某些考古文章汇编为《观堂集林》。
相关链接：王国维之死仍是谜团
2006年10月19日下午，王国维的儿子王慈明以及再传弟子、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奇逸，共同穿越时间，用回忆完成了对这位近代世界级大师的缅怀。黄奇逸师从川大历史系教授、著名史学家徐中舒，而徐中舒则是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弟子。因为有此渊源，黄奇逸见到王慈明，内心感到很是亲切。
关于父亲的记忆
一个慈父从不责骂孩子
父亲离去时，王慈明年幼，加上独立在外读书，对于父亲的印象远没有兄长和姐姐熟悉。特别是姐姐王东明，由于与母亲一同生活在台湾，对于父亲比较“熟悉”，对于父亲的很多回忆，都是王慈明在打电话去台湾，与姐姐交谈时了解到。
外貌不扬脑后一条长辫
家里是典型的书香门第，王国维从小就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7岁从潘紫贵读私塾，16岁入州学，读前四史，兼治骈散文。王慈明最早念私塾时，也是由父亲亲自教授过一段时间《左传》。
在他眼里，父亲不与人争吵，是一个慈父，从不责骂孩子，对他人平易近人。个子中等，脑后的那根辫子一直都在。事实上，辛亥革命后他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
王慈明还有印象，“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曾公开这样评价过父亲：外貌不扬、长袍马褂还有一条长辫子，外形守旧，内心治学的方法却是唯物的，你们应该看看他的书。
在清华任教的父亲一直是忙碌的，忙碌加上天生的内向，使得他在孩子们的面前，话很少。这份内向，其他认识他的人也有此感。他的学生徐中舒曾经向黄奇逸讲述过：话很少，但以静安先生的才学，却很精。
但对于王国维的独特教学方法，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徐中舒在川大任教时，黄奇逸深有感受：“就是座谈，不需要死记，对于先生的文章，可以提出意见，先生可以分析得很透彻。”徐中舒曾经回忆：一个星期连续问，王老师可以连续讲。
投水自尽完全没有征兆
1927年，王国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
对于他的死，有记载：“民国十六年六月二日（阴历丁卯年五月初三日）的一个午前，一位学者形态的老者，身着中国服装，鼻粱上架着深度的近视眼镜，雇好洋车，从清华出发，一直到达颐和园。购好门票入园，步行到排云殿西的鱼藻轩前，面对着昆明湖水，若有所思，但态度异常镇定，还从怀里掏出烟盒，取纸烟一支，吸之至尽，然后向湖内纵身一跃！园丁听见有人落水，便连忙跑去，把他救了起来，但不到两分钟，已气绝身死。”
入殓时，在王国维的里衣中，发现他写给第三个儿子贞明的一纸遗书，纸已湿透，但字迹完好。遗书的全文是这样的：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父字。”
1927年，12岁的王慈明刚刚小学毕业，在他的记忆中，父亲的死完全没有一点征兆，几个孩子都在上学，谁都不知道。清华大学给了4000元大洋，加上之前的工资，全家人还能维持生计。
王国维之死，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成为轰动国内外的事件。梁启超等人纷纷撰文纪念，关于死因的争议也铺天盖地。
这么多年过去了，王慈明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的内向，使得这事仍然是个未解的谜。
再传弟子的感激
一位良师砍掉一路荆棘
作为再传弟子，此次与王国维的后人见面，黄奇逸认为很是有幸，并借此寄托自己的感激之情。“我们后人总觉得亏欠了王先生，学术上，他砍掉了荆棘，开辟了一条平坦的道路让我们走。”
几乎熟读王国维的所有著作，对王国维学术方面的成就，黄奇逸一言以蔽之：“先生的书是难懂，但是‘让’不过。他在很多学术领域都是一个高峰的标志，要了解这个领域，你必须得踏上先生研究的这个台阶。”培养人才的成功，是黄奇逸认为王国维的第二点成就。师从王国维的谢国桢、丁山、刘节、徐中舒、戴家祥等人，都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界最中坚的人物，在全国的知名大学任教，影响深远。
王国维的著作涉及面广，但是由于古文居多，多给人以艰涩难懂的印象，在黄奇逸看来，这也使得其不为人知。“对学术不了解，就对本人不了解，不晓得他的书有好精彩。”
“一个人不可能没有局限，王国维的局限跟每个人一样，都是历史性的。”黄奇逸认为：每个人活在当代，只能看到现在和过去，将来的新材料、新证据、新方法都无法预料。早报记者谭晓娟摄影李国东
人物档案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
世代清寒，幼年苦读，22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1901年赴日本留学。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5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80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死因新说
先生因忧郁症投湖
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毫无争议，但是对于其死因，历时多年，仍然富有争议：“殉清说”、“尸谏说”、“经济债务说”、“殉文化说”……基于自己的了解，黄奇逸教授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因忧郁症而死。
记者手记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这段话至今不知已被多少文人引用，而这，也正是这位近代博学通儒一生为学的真实写照。
时光流转。在60平方米的房子里，王慈明坐在木椅上静静休息；旁边92岁的妻子顾华，两位老人端坐，平静娴雅。这是一代大师后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简洁朴素只有从繁华热闹中蜕变而出，才具备真味，最为长久和真实。
造化从来要忌盈
———关于王国维先生死因之感言
黄奇逸
明年将是王国维先生辞世八十周年纪念，有幸的是前几天在望江公园见到了王国维先生投水时年仅11岁的儿子王慈明先生及孙女。
当然，与不胜仰企的老人相见不免就谈到了王国维的死因。几十年来国内许多谈到王国维死因的文章，各说不一。大体有“殉清说”、“尸谏说”、“经济债务说”、“殉文化说”。而我个人却认为先生死于严重忧郁症。王先
生的一生，应该都处于一种“内向的忧郁型”人格之中，其弟弟王国华对他幼年的印象，就是“寡言笑”。他的童年在清勤自处中是很孤独的，他刚四岁，生母凌氏就不幸病故，十一岁前，父亲一直在外地谋生，从小依赖祖姑母抚养。1887年（王先生十岁）其祖父去世。1906年，其父亲去世。1926年其长子王谮明不幸病逝。同年，关于抚恤金及婆媳的“误会”（王先生语），其一生最要好的挚友罗振玉与先生闹翻（王、罗是儿女亲家）。罗不仅大肆指责先生，且盛气凌人。不立城府的先生省躬罪己，忍辱含气，认为“此误会久之自释”（王先生语）。
可见王先生一生五十年都处在一种不断的失去亲人的哀痛之中。王先生天赋一种瘦弱型的敏感及忧郁气性。他在1903年《哲学辨惑·自序》中讲到他自己“体素嬴，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王先生早年写给他朋友许同蔺的信中就多有“大抵合群二字，为天下第一难事”的议论。
徐中舒先生回忆他在清华时常请教王先生，王先生把问题几句话讲清后，便无话可说，常弄得师生相对无言。戴家祥先生也说，上课时常常坐谈，王先生不讲。只听学生讲，讲到满意处就点点头说：“还可以”。学生和梁启超在一起，梁汩汩放言，不给学生讲话的机会（笔者在1990年到上海曾见戴先生）。
其实，王先生早年研究并热爱叔本华那种深结着悲剧情节的哲学与思想意识，实际上就是叔本华的精神态对于他忧郁型人格的一种呼应与投射。
1922年王先生为抗议当局对宣统废帝的“逐宫”，在给北京大学考古学会的《宣言书》中也说到他“身体孱弱，又心绪甚为恶劣”而辞北大教职。1925年1月致好友蒋汝藻信中又说：“弟此数月来，日在忧郁中，亦毫无所见。”可见这种忧郁并非一日两日的想不开，而是数月的严重纠缠，且严重到了完全无法思考问题的地步（毫无所见）。
同年三月，他将从北京城内移住清华园，复与蒋氏信说：“离此人海……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王先生怕的就是这种掩门自贞的孤独，要的也是这种孤独，他需要“离此人海”，到清华任导师重理学术（旧业），是社会也是自己对自己孤独与忧郁的“招魂”。可到清华又怎样了呢？
1927年1月他写给日本友人神田喜一郎的信中又说“弟秋问（1926年秋）长子之丧，心绪恶劣。”刘烜先生《王国维评传》说，据有关人士回忆，他当时（在清华）常发呆，见人就要诉说自己的不幸，其实“丧子、不幸”只是他向人道得出的心底忧郁，而他内心深处应有一片模糊的，拍打了他灵魂几十年的忧郁海洋，是向人说不出，道不明，理论起来又莫名其妙的极度痛苦的深渊。所以他才会在1927年6月2日投颐和园昆明湖时随身携带的《遗书》中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可见他公清奉职的这五十年短暂的生命，都是伴结着外人难以理解的孤独与忧郁度过的，也正是他这种极度敏感与内向的忧郁型人格，成就了他那沉深与精辟的心思，及其文化事业。先生晚年写有六首才气凝郁的《落花诗》，诗句扬秋馥于清风，下读令笔者伤感系怀。《落花诗》是历代文人诗胄以落花自喻，声歌写心的一种伤情诗格。沈周、唐寅、文征明、徐祯卿、归庄、王夫之、宋茕、陈宝琛、吴宓及许多文人都写过。
曹雪芹《红楼梦》也有令人心意萧瑟的《葬花词》，曹雪芹与王国维的学绩才绪，都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最称高伟卓绝的，都以令人声咽气堵的悲剧收场。他们似都自知身命蹇促，忽忽地在忧郁的人生中做出了最逸丽的业绩。
盖这就是红残绿暗的历史的可悲处，可悲到可以摇动人们千古心魄的原因之一了。气骨愈高，谋生愈拙，大概偏偏也就只有这种可悲的文化人，才可能做出那种仰首高天，可以拔山超海的巨业伟绩出来。
2006年10月22日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综合 )
王国维，著名学者，著作《人间词话》为研究诗词的经典著作。
王国维王国维，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877年（清光绪三年）12月3日生。清末秀才。
1901年在罗振玉主持的农务学堂译授，后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读书。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师范学校教习，讲授哲学、文学。1907年起在北京任学部图书局编译，从事中国戏曲史与词曲研究，著有《曲录》、《戏曲考源》、《宋大曲考》（1912年旅日时整理成《宋元戏曲考》)和《人间词话》，开研究戏曲史之风。辛亥革命后以清遗老自居，旅日4年，考释甲骨文与流沙坠简，著有《简牍检署考》、《流沙坠简考释序》、《殷虚书契考释序》等。
自1916年至1923年在上海，著述甚丰，主要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后改写为《古史新证》)、《殷周制度论》、《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等，重视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对史学界有较深影响。1925年任清华研究院教授。1926年北伐以后，革命形势高涨，北洋军阀即将崩溃，复辟清室的幻梦破灭。
1927年6月2日留下遗书，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当日在北京颐和园投昆明湖自杀。生平著作共62种，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有42种，某些考古文章汇编为《观堂集林》。
相关链接：王国维之死仍是谜团
2006年10月19日下午，王国维的儿子王慈明以及再传弟子、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奇逸，共同穿越时间，用回忆完成了对这位近代世界级大师的缅怀。黄奇逸师从川大历史系教授、著名史学家徐中舒，而徐中舒则是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弟子。因为有此渊源，黄奇逸见到王慈明，内心感到很是亲切。
关于父亲的记忆
一个慈父从不责骂孩子
父亲离去时，王慈明年幼，加上独立在外读书，对于父亲的印象远没有兄长和姐姐熟悉。特别是姐姐王东明，由于与母亲一同生活在台湾，对于父亲比较“熟悉”，对于父亲的很多回忆，都是王慈明在打电话去台湾，与姐姐交谈时了解到。
外貌不扬脑后一条长辫
家里是典型的书香门第，王国维从小就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7岁从潘紫贵读私塾，16岁入州学，读前四史，兼治骈散文。王慈明最早念私塾时，也是由父亲亲自教授过一段时间《左传》。
在他眼里，父亲不与人争吵，是一个慈父，从不责骂孩子，对他人平易近人。个子中等，脑后的那根辫子一直都在。事实上，辛亥革命后他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
王慈明还有印象，“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曾公开这样评价过父亲：外貌不扬、长袍马褂还有一条长辫子，外形守旧，内心治学的方法却是唯物的，你们应该看看他的书。
在清华任教的父亲一直是忙碌的，忙碌加上天生的内向，使得他在孩子们的面前，话很少。这份内向，其他认识他的人也有此感。他的学生徐中舒曾经向黄奇逸讲述过：话很少，但以静安先生的才学，却很精。
但对于王国维的独特教学方法，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徐中舒在川大任教时，黄奇逸深有感受：“就是座谈，不需要死记，对于先生的文章，可以提出意见，先生可以分析得很透彻。”徐中舒曾经回忆：一个星期连续问，王老师可以连续讲。
投水自尽完全没有征兆
1927年，王国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
对于他的死，有记载：“民国十六年六月二日（阴历丁卯年五月初三日）的一个午前，一位学者形态的老者，身着中国服装，鼻粱上架着深度的近视眼镜，雇好洋车，从清华出发，一直到达颐和园。购好门票入园，步行到排云殿西的鱼藻轩前，面对着昆明湖水，若有所思，但态度异常镇定，还从怀里掏出烟盒，取纸烟一支，吸之至尽，然后向湖内纵身一跃！园丁听见有人落水，便连忙跑去，把他救了起来，但不到两分钟，已气绝身死。”
入殓时，在王国维的里衣中，发现他写给第三个儿子贞明的一纸遗书，纸已湿透，但字迹完好。遗书的全文是这样的：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父字。”
1927年，12岁的王慈明刚刚小学毕业，在他的记忆中，父亲的死完全没有一点征兆，几个孩子都在上学，谁都不知道。清华大学给了4000元大洋，加上之前的工资，全家人还能维持生计。
王国维之死，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成为轰动国内外的事件。梁启超等人纷纷撰文纪念，关于死因的争议也铺天盖地。
这么多年过去了，王慈明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的内向，使得这事仍然是个未解的谜。
再传弟子的感激
一位良师砍掉一路荆棘
作为再传弟子，此次与王国维的后人见面，黄奇逸认为很是有幸，并借此寄托自己的感激之情。“我们后人总觉得亏欠了王先生，学术上，他砍掉了荆棘，开辟了一条平坦的道路让我们走。”
几乎熟读王国维的所有著作，对王国维学术方面的成就，黄奇逸一言以蔽之：“先生的书是难懂，但是‘让’不过。他在很多学术领域都是一个高峰的标志，要了解这个领域，你必须得踏上先生研究的这个台阶。”培养人才的成功，是黄奇逸认为王国维的第二点成就。师从王国维的谢国桢、丁山、刘节、徐中舒、戴家祥等人，都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界最中坚的人物，在全国的知名大学任教，影响深远。
王国维的著作涉及面广，但是由于古文居多，多给人以艰涩难懂的印象，在黄奇逸看来，这也使得其不为人知。“对学术不了解，就对本人不了解，不晓得他的书有好精彩。”
“一个人不可能没有局限，王国维的局限跟每个人一样，都是历史性的。”黄奇逸认为：每个人活在当代，只能看到现在和过去，将来的新材料、新证据、新方法都无法预料。早报记者谭晓娟摄影李国东
人物档案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
世代清寒，幼年苦读，22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1901年赴日本留学。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5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80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死因新说
先生因忧郁症投湖
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毫无争议，但是对于其死因，历时多年，仍然富有争议：“殉清说”、“尸谏说”、“经济债务说”、“殉文化说”……基于自己的了解，黄奇逸教授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因忧郁症而死。
记者手记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这段话至今不知已被多少文人引用，而这，也正是这位近代博学通儒一生为学的真实写照。
时光流转。在60平方米的房子里，王慈明坐在木椅上静静休息；旁边92岁的妻子顾华，两位老人端坐，平静娴雅。这是一代大师后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简洁朴素只有从繁华热闹中蜕变而出，才具备真味，最为长久和真实。
造化从来要忌盈
———关于王国维先生死因之感言
黄奇逸
明年将是王国维先生辞世八十周年纪念，有幸的是前几天在望江公园见到了王国维先生投水时年仅11岁的儿子王慈明先生及孙女。
当然，与不胜仰企的老人相见不免就谈到了王国维的死因。几十年来国内许多谈到王国维死因的文章，各说不一。大体有“殉清说”、“尸谏说”、“经济债务说”、“殉文化说”。而我个人却认为先生死于严重忧郁症。王先
生的一生，应该都处于一种“内向的忧郁型”人格之中，其弟弟王国华对他幼年的印象，就是“寡言笑”。他的童年在清勤自处中是很孤独的，他刚四岁，生母凌氏就不幸病故，十一岁前，父亲一直在外地谋生，从小依赖祖姑母抚养。1887年（王先生十岁）其祖父去世。1906年，其父亲去世。1926年其长子王谮明不幸病逝。同年，关于抚恤金及婆媳的“误会”（王先生语），其一生最要好的挚友罗振玉与先生闹翻（王、罗是儿女亲家）。罗不仅大肆指责先生，且盛气凌人。不立城府的先生省躬罪己，忍辱含气，认为“此误会久之自释”（王先生语）。
可见王先生一生五十年都处在一种不断的失去亲人的哀痛之中。王先生天赋一种瘦弱型的敏感及忧郁气性。他在1903年《哲学辨惑·自序》中讲到他自己“体素嬴，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王先生早年写给他朋友许同蔺的信中就多有“大抵合群二字，为天下第一难事”的议论。
徐中舒先生回忆他在清华时常请教王先生，王先生把问题几句话讲清后，便无话可说，常弄得师生相对无言。戴家祥先生也说，上课时常常坐谈，王先生不讲。只听学生讲，讲到满意处就点点头说：“还可以”。学生和梁启超在一起，梁汩汩放言，不给学生讲话的机会（笔者在1990年到上海曾见戴先生）。
其实，王先生早年研究并热爱叔本华那种深结着悲剧情节的哲学与思想意识，实际上就是叔本华的精神态对于他忧郁型人格的一种呼应与投射。
1922年王先生为抗议当局对宣统废帝的“逐宫”，在给北京大学考古学会的《宣言书》中也说到他“身体孱弱，又心绪甚为恶劣”而辞北大教职。1925年1月致好友蒋汝藻信中又说：“弟此数月来，日在忧郁中，亦毫无所见。”可见这种忧郁并非一日两日的想不开，而是数月的严重纠缠，且严重到了完全无法思考问题的地步（毫无所见）。
同年三月，他将从北京城内移住清华园，复与蒋氏信说：“离此人海……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王先生怕的就是这种掩门自贞的孤独，要的也是这种孤独，他需要“离此人海”，到清华任导师重理学术（旧业），是社会也是自己对自己孤独与忧郁的“招魂”。可到清华又怎样了呢？
1927年1月他写给日本友人神田喜一郎的信中又说“弟秋问（1926年秋）长子之丧，心绪恶劣。”刘烜先生《王国维评传》说，据有关人士回忆，他当时（在清华）常发呆，见人就要诉说自己的不幸，其实“丧子、不幸”只是他向人道得出的心底忧郁，而他内心深处应有一片模糊的，拍打了他灵魂几十年的忧郁海洋，是向人说不出，道不明，理论起来又莫名其妙的极度痛苦的深渊。所以他才会在1927年6月2日投颐和园昆明湖时随身携带的《遗书》中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可见他公清奉职的这五十年短暂的生命，都是伴结着外人难以理解的孤独与忧郁度过的，也正是他这种极度敏感与内向的忧郁型人格，成就了他那沉深与精辟的心思，及其文化事业。先生晚年写有六首才气凝郁的《落花诗》，诗句扬秋馥于清风，下读令笔者伤感系怀。《落花诗》是历代文人诗胄以落花自喻，声歌写心的一种伤情诗格。沈周、唐寅、文征明、徐祯卿、归庄、王夫之、宋茕、陈宝琛、吴宓及许多文人都写过。
曹雪芹《红楼梦》也有令人心意萧瑟的《葬花词》，曹雪芹与王国维的学绩才绪，都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最称高伟卓绝的，都以令人声咽气堵的悲剧收场。他们似都自知身命蹇促，忽忽地在忧郁的人生中做出了最逸丽的业绩。
盖这就是红残绿暗的历史的可悲处，可悲到可以摇动人们千古心魄的原因之一了。气骨愈高，谋生愈拙，大概偏偏也就只有这种可悲的文化人，才可能做出那种仰首高天，可以拔山超海的巨业伟绩出来。
2006年10月22日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