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傅雷與張愛玲之間能有一次 tea for two》来自: 子亱閒讀 (ZY.S.)

《假如，傅雷與張愛玲之間能有一次 tea for two》 
　　 
　　假如當年，傅雷與張愛玲之間能有一次 tea for two，假如當年，這位36嵗卻已名至實歸的翻譯家、文藝評論家，與當時年方24嵗正值鋒芒畢露的青年女作家，能有一次就文學創作評論而言的推心置腹的深談，那麼今天，我們興許就讀不到傅雷以「迅雨」筆名發表在《萬象》雑誌1944年第11期上的評論－《論張愛玲的小說》了，當然，也就更讀不到張愛玲回應傅雷的那篇文字－《自己的文章》了。 
　　傅雷與張愛玲，文字風格迥異，寫作的著眼點也完全不一樣，然而，在個性上卻是有其極其相倣之處的，率真、秉直、自信，而且，不外乎都有那麼一點兒孤傲與清高。 
　　1944年的傅雷，早已享譽文壇，不僅是曾經應劉海粟之邀執教於上海美術專門學校講授《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而且，還陸續翻譯出版了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與《約翰•克利斯朵夫》、羅素的《幸福之路》、莫羅阿《服爾德傳》等重要著作。1944年的張愛玲，也業已聲名鵲起，從1943年到1944年期間，她接二連三地發表了許多文章，散文之外，還包括了後來結集在《傳奇》一書裡的《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心經》、《茉莉香片》、《琉璃瓦》、《封鎖》、《金鎖記》、《傾城之戀》等七八篇小說。 
　　張愛玲的作品，在這麼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裡，能如此密集地頻頻發表，加上她極富獨特色彩的文字內涵與故事情節，在讀者眼中，當然，頓時是風靡一時，自然，也引起了傅雷的關注。 
　　“在一個低氣壓的時代，水土特別不相宜的地方，誰也不存什麼幻想，期待文藝園地裏有奇花異卉探出頭來。然而天下比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時候出現。史家或社會學家，會用邏輯來證明，偶發的事故實在是醞釀已久的結果。但沒有這種分析頭腦的大眾，總覺得世界上真有魔術棒似的東西在指揮著，每件新事故都像從天而降，教人無論悲喜都有些措手不及。張愛玲女士的作品給予讀者的第一個印象，便有這情形。‘這太突兀了，太像奇跡了’”傅雷寫道：“除了這類不著邊際的話以外，讀者從沒切實表示過意見。也許真是過於意外怔住了。也許人總是膽怯的動物，在明確的輿論未成立以前，明哲的辦法是含糊一下再說。但輿論還得大眾去培植；而文藝的長成，急需社會的批評，而非謹慮的或冷淡的緘默。是非好惡，不妨直說。說錯了看錯了，自有人指正。——無所謂尊嚴問題。” 
　　於是，在這一篇萬言篇幅的《論張愛玲的小說》裡，傅雷以自己的視角，從寫作技巧、文字特色乃至故事情節，一一仔細地解讀了張愛玲的《金鎖記》、《傾城之戀》以及當時適值《萬象》雑誌連載之中的《連環套》。 
　　對於張愛玲的《金鎖記》，傅雷說道：“結構，節奏，色彩，在這件作品裏不用說有了最幸運的成就。特別值得一提的，還有下列幾點：第一是作者的心理分析，並不採用冗長的獨白或枯索繁瑣的解剖，她利用暗示，把動作、言語、心理三者打成一片。”傅雷逐段解讀，這麼贊譽道：“這是電影的手法：空間與時間，模模糊糊淡下去了，又隱隱約約浮上來了。巧妙的轉調技術……作者的風格，這原是首先引起讀者注意和讚美的部分。外表的美永遠比內在的美容易發見。何況是那麼色彩鮮明，收得住，潑得出的文章！新舊文字的糅和，新舊意境的交錯，在本篇裏正是恰到好處。仿佛這俐落痛快的文字是天造地設的一般，老早擺在那裏，預備來敍述這幕悲劇的。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畫，固是作者風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個作品上，從沒像在這篇裏那樣的盡其效用。” 
　　對於張愛玲的《傾城之戀》，傅雷則是提出了一些批評：“正要陷在泥淖裏時，一件突然震動世界的變故把她救了出來，得到一個平凡的歸宿。——整篇故事可以用這一兩行包括。因為是傳奇（正如作者所說），沒有悲劇的嚴肅、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對照也不強烈。因為是傳奇，情欲沒有驚心動魄的表現。幾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調情，儘是些玩世不恭的享樂主義者的精神遊戲；儘管那麼機巧，文雅，風趣，終究是精練到近乎病態的社會的產物。好似六朝的駢體，雖然珠光寶氣，內裏卻空空洞洞，既沒有真正的歡暢，也沒有刻骨的悲哀。《傾城之戀》給人家的印象，仿佛是一座雕刻精工的翡翠寶塔，而非莪特式大寺的一角。美麗的對話，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飄滑；吸引，挑逗，無傷大體的攻守戰，遮飾著虛偽。”可以看得出，對於張愛玲文字的頻頻發表，傅雷似乎在仔細捉摸著一些她的寫作風格，耽心著一些隱現的行文套路，對於作品的文字趨向與主旨內涵做了比較，他對《傾城之戀》歸納道：“總之，《傾城之戀》的華彩勝過了骨幹；兩個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 
　　對於張愛玲的作品，傅雷是持著他一慣摯著的嚴謹與認真去剖析的，於是，對於尚在刊載之中《連環套》，他這麼評論道：“戀愛與婚姻，是作者至此為止的中心題材；長長短短六七件作品，只是variations upon a theme。遺老遺少和小資產階級，全都為男女問題這惡夢所苦。惡夢中老是霪雨連綿的秋天，潮膩膩，灰暗，骯髒，窒息的腐爛的氣味，像是病人臨終的房間。煩惱，焦急，掙扎，全無結果，惡夢沒有邊際，也就無從逃避。零星的磨折，生死的苦難，在此只是無名的浪費。青春，熱情，幻想，希望，都沒有存身的地方。”可以讀得出，傅雷的文字裡透出了一種莫名的惋惜，也可以看得出，傅雷在這一段對張愛玲堪稱輝煌的歲月裡，一直在默默地關注著她，他這麼說道：“明知掙扎無益，便不掙扎了。執著也是徒然，便捨棄了。這是道地的東方精神。明哲與解脫；可同時是卑怯，懦弱，懶惰，虛無。反映到藝術品上，便是沒有波瀾的寂寂的死氣，不一定有美麗而蒼涼的手勢來點綴。”讀著《連環套》的傅雷批評開始嚴峻了：“在作者第一個長篇只發表了一部分的時候來批評，當然是不免唐突的。但其中暴露的缺陷的嚴重，使我不能保持謹慈的緘默。”他批評《連環套》：“錯失了最有意義的主題，丟開了作者最擅長的心理刻畫，單憑著豐富的想像，逞著一支流轉如踢噠舞似的筆，不知不覺走上了純粹趣味性的路。除開最初一段，越往後越著重情節，一套又一套的戲法（我幾乎要說是噱頭），突兀之外還要突兀，刺激之外還要刺激，仿佛作者跟自己比賽似的，每次都要打破上一次的紀錄，像流行的劇本一樣，也像歌舞團的接一連二的節目一樣，教讀者眼花繚亂，應接不暇。描寫色情的地方，（多的是！）簡直用起舊小說和京戲——尤其是梆子戲——中最要不得而最叫座的鏡頭！《金鎖記》的作者不惜用這種技術來給大眾消閒和打哈哈，未免太出人意外了。至於人物的缺少真實性，全都彌漫著惡俗的漫畫氣息，更是把Taste‘看成了腳下的泥’。”率真的傅雷，於人於事，真個的，素來就是這樣不會隱晦自己些些觀點的。 
　　這個期間裡，這兩位堪稱中國近代文學史裡傑出人物的文學大家之間，沒有過一個交談的機遇，沒有過一次 tea for two。也許，傅雷祇是聽說了坊間津津樂道的張氏貴胄家世，於是，由開始時期對張愛玲文字的欣喜關注，漸而轉到了一種唯恐她會俗套成局的隱懮。而此時的張愛玲，卻正處於市井閑言碎語的紛擾之中，已經不再是簪殘纓褪的內心唏噓了，也不再是親情疏離的感傷郁悶了，而是，疊加在這些沉積的不快之上的種種社會瑣碎與無聊。 
　　然而，對於此時年方24嵗的張愛玲來說，她最需要的卻是，不為外界所知曉的生活上的自給自立，與事業上的自尊自強。創作天賦的萌發，使自幼就有一個作家夢的她文思如湧，有些時候，她也會陶醉在對自己創作成就的欣喜之中，她渴望的是周遭的友情與鼓勵，從這一個角度而言，對於今日讀過張愛玲一些個人身世的讀者來說，此情此景，應該是不難了解的。可惜的是，當時，傅雷并不怎麼了解張愛玲，張愛玲也不怎麼了解傅雷。 
　　於是乎，興許有點兒是性格使然，在傅雷的《論張愛玲的小說》發表之後，素來緘默不屑於他人閑言碎語的張愛玲，也在《苦竹》雑誌1944年第2期上發表了《自己的文章》一文，她以“自己的文章”簡簡單單的五個字回應了傅雷的話，“寶石鑲嵌的圖畫被人欣賞，並非為了寶石的彩色。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詞藻，多一些實質，作品只會有更完滿的收穫。多寫，少發表，尤其是服侍藝術最忠實的態度。（我知道作者發表的決非她的處女作，但有些大作家早年廢棄的習作，有三四十部小說從未問世的記錄。）文藝女神的貞潔是最寶貴的，也是最容易被污辱的。愛護她就是愛護自己。”對於傅雷在《論張愛玲的小說》裡的這一段話語，就《自己的文章》這麼五個字的標題而言，張愛玲情緒顯見，張愛玲不僅僅是在說，我自己的文章，我自己知道該怎麼寫，而且，更是在很委屈地聲明，這些文章的確是我自己寫的，她當然容不得別人對於她多寫多發的質疑。的確，倘若脫離了一個作者當日的年齡，倘若脫離了一個作者當日的境遇，張愛玲的這一份委屈，是很容易被公眾誤讀的。 
　　有人說張愛玲當時在《自己的文章》一文裡，祇是“逺兜逺轉”地回應了傅雷，祇是“逺兜逺轉”地談了自己對於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見解與認識。其實也不儘然，對於傅雷批評《連環套》的某些話語，“其實，她的人物不是外國人，便是廣東人。即使地方色彩在用語上無法積極地標識出來，至少也不該把純粹《金瓶梅》《紅樓夢》的用語，硬嵌入西方人和廣東人嘴裏。這種錯亂得可笑的化裝，真乃不可思議。風格也從沒像在《連環套》中那樣自貶得厲害。節奏，風味，品格，全不講了。措詞用語，處處顯出‘信筆所之’的神氣，甚至往腐化的路上走。”張愛玲還是認真地直面回應了，在《自己的文字》一文裡，對於傅雷這一段相當嚴肅的批評，她在文末收筆時說道：“至於《連環套》裏有許多地方襲用舊小說的詞句——五十年前的廣東人與外國人，語氣像《金瓶梅》中的人物；賽珍珠小說中的中國人，說話帶有英國舊文學氣息，同屬遷就的借用，原是不足為訓的。我當初的用意是這樣：寫上海人心目中的浪漫氣氛的香港，已經隔有相當的距離；五十年前的香港，更多了一重時間上的距離，因此特地採用一種過了時的辭匯來代表這雙重距離。有時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過分了。我想將來是可以改掉一點的。”她的語氣，似乎是在解釋與部份認同之間。 
　　對於張愛玲作品的閱讀，對於傅雷評論張愛玲文字的閱讀，我們確實是應該一直延伸到那一個時代的人文歷史裡去的，閱讀深度乃至其人個性、家庭境遇以及社會氛圍。從當今資訊互通的發達來思索，時下的解讀，應該是不會再局限囿於昔日社會裡的那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相對距離了，從某個角度來說，人與人之間，距離與自尊，本身就是孿生一對。 
　　所以，我很遺憾地說，為何傅雷與張愛玲之間不能有一次 tea for two，能有一個文學家與文學評論家之間的相互溝通，畢竟，在作品與讀者之間，在創作與評論之間，拒絕溝通是會讓文學的生命力難以為繼的。對於傅雷當時的批評，不知道張愛玲在後來的歲月裡有沒有釋懷，《論張愛玲的小說》與《自己的文章》之後，我們似乎不見這兩位文學大家再有相幹的文字互相涉及了。 
　　時隔三四十年之後，我們有幸讀到了《傅雷家書》，讀到了傅雷與其愛子傅聰就貝多芬作品產生的爭執，註釋所披露的情節中，我們讀到了傅雷當時心情激動時的話語，他覺得傅聰這麼一個孩子，“才看過多少書？” 
　　也許，在寫《論張愛玲的小說》的案頭，鋪紙落筆時分，傅雷也正是這麼想的。以傅雷對於自己孩子教育的嚴格來說，他實在是責之彌深，亦愛之彌深。雖然，傅雷與張愛玲之間，自始至終，很遺憾地沒有過一次 tea for two，然而，假如後來張愛玲讀過了《傅雷家書》，慈父嚴教的種種場景，應該是會讓她對於當年的那一頓批評可以釋懷了，不僅是不會感到絲毫委屈，而且，應該是還會感到些微溫暖的慶幸了。 
　　“真的，巴爾扎克說得好：‘有些罪過只能補贖，不能洗刷！’”在傅聰離家逺去異國他鄉求學之後，傅雷寫的第一封家書裡，親情的眷念之下，思及自己一貫過於嚴格的教育呵護，傅雷這麼寫道。其實，對於自己的愛子來說，傅雷言重了，即便是對於張愛玲來說，也言重了，認真摯著充滿愛心的為人，畢竟是可以得到人世間最明白無誤的解讀的。 
　　但愿，八十年代的張愛玲，曾經讀到過《傅雷家書》，我想，倘若如是，張愛玲與傅雷之間，即便是不曾有過一次 tea for two，她也應該是可以完全釋懷的了，但愿。 
　　 
　　－ZY.S. 2009－November－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