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过时”魏巍晚年出位表现证明其并非过时 [转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3 17:25:42
过时”魏巍晚年出位表现证明其并非过时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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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也成了一般人心目中的“最可爱的人”。很多很多的回忆和缅怀都情不自禁地朗诵：“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它使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这样恣肆而纯净的感情宣泄，只能是那一个时代的产物了。而今的作家，如此表达而不会招致反感的，大概是少之又少了。
魏巍去矣。这个生于1920年的老人，其辉煌期似乎也被定格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定格为一位讴歌革命战争革命战士的文艺家。从这两天各媒体报道的标题即可看出这种“不约而同”：《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仙逝、著名军旅作家魏巍因病去世——其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东方》享誉全国等等。“新”作家肖复兴还说，属于他们的时代已过去，“让今天的年轻读者去读这篇文章，难免会产生隔膜”。（《京华时报》8月26日）
隔膜不隔膜，不过是肖复兴这样的无聊文人自己的臆想罢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代言人。真正的英雄和代言人，其实是不存在过时不过时的界定的。以今贬古、以新薄旧，都是一种轻浮的态度。更何况，“老”作家魏巍也并非“新”作家肖复兴所说的完全过气人物。我注意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位老人表现出几次难得的愤怒。这些看似出位的表现，其实正是这位老人内心伟大的道德力量的闪光。
其一，2007年，有媒体报道，湖北赤壁市羊楼洞村老营盘茶山上发现一片抗美援朝烈士墓园，142位烈士沉睡在此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而他们的家人居然还不知道他们的安息之所。嗣后，全国媒体联合为烈士寻找家人，久病在床的魏巍欣然为此次媒体行动题词，并对前往访问的记者这样说：“一想起这些长眠于异乡的烈士，我就激动，我就有一种要流泪的感觉。50多年了，我已经没有眼泪可流，但我心里经常流泪。”
其二，2007年5月，山西发生黑砖窑事件，大批农民工、甚至童工被强迫劳动，情形之恶劣，情节之残暴，举国震惊。老魏巍奋笔写下《惊闻山西“黑砖窑”事件》。他在文章里用我们熟悉的口吻说：“……亲爱的读者，你们谁能想到，这种只有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才有的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奴隶劳动，会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呢？会出现在二十一世纪被称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呢？正象鲁迅当年说的‘我疑我在的并非人间’。”
他笔触直溯根源：“决不要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这件事已经持续好几年了，有关各方，尤其是警方是绝对不会不知情的。那么为什么一直掩盖到今天？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察其根源，还是官僚腐败造成的。腐败不除，叫你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这次，要彻底消除“黑砖窑”，必须与反腐败结合起来，对“黑砖窑”的保护伞展开追击。”
他愤怒地指出：“这种坏事，今天出在这里，明天出在那里；今天解决这个，明天应付那个；总是摁倒葫芦浮起瓢，年年月月，何时才了？古语说，‘善除恶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不从根本问题上解决是不行的。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要从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迷津中解放出来，在真正科学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前进。这才是中国人民之幸，之福，也才符合党心民意，其它的道路是没有的。”
其三，2006年，河北阜平退伍军人、小贩崔英杰在北京被城管追撵时，捅死一名城管，当时北京城管反应很强烈，死去的城管也被授予烈士称号。舆论对小贩崔英杰也是一片喊杀声。2007年1月4日，“过时”作家魏巍写下了流传甚广的文字：《不要杀他——我也为崔英杰说情》。
“退伍兵崔英杰好不容易买了一辆三轮车，在街上切割热香肠卖。他们每天面对的就是那些穿制服或不穿制服的城管人员的检查。城管人员一来，不是罚款，就是没收货物器具，往往吓得鸡飞狗跳。”
“城管人员决不能学旧社会的警察那样蛮横霸道，动辙罚款没收，敲诈勒索，打砸摊点，滥施虎狼之威。常言说得好，‘问题在下边，根子在上边’。有些地方政府官员，满脑子形式主义，虚荣观念。为了自己的“政绩”，脱离当地的实际情况，无视人民的生计，高调地提出什么‘构建无摊城市’，想这些小商小贩统统‘驱除出境’，这就不能不把这些不幸的人群打入另册了。这才是发生一些大小悲剧的根源。要懂得，今天，小商小贩中，大多数是不幸的下岗工人、复员战士和城市贫民，他们是在极其艰难的道路上求生存者。他们的困难是很多的，对他们应该给予更多的热爱和帮助。”
其四，《集结号》事件。这个事件我一开始没有放进来，有些犹豫。斟酌再三，还是应该放进来。毕竟，媒体一片叫好声的《集结号》涉及到了如何看待革命战争的问题，涉及到了普遍人性的问题。
这位在战争时期担任过团政委的老人魏巍认为，“在导演冯小刚看来，过去的电影里所表现的革命战士‘视死如归’，是‘太假了’，是‘违反人的本性’，而‘在战争面前，在杀戮面前表现出来的恐惧和懦弱’，才是‘人的常态’。可以说，冯小刚等人把自己卑琐庸俗的灵魂推衍为一般革命战士的人性，这是否定我们的革命历史，诬蔑我们的革命军队，羞辱我们的革命烈士，颠覆我党我军的意识形态，腐蚀我国青年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声称自己是宣扬了人性，其实首先是侮辱了人。这正如一个自私自利的家伙，永远也不可能理解大公无私一样，正是所谓夏虫不可以与言冰吧？！”
实际上，老作家魏巍在生命的最后光景，还是很活跃的。这里所列举的一些事件，不过是比较为人所知的一些罢了。
一般而言，人老了。火气差不多就平息了，剩下的事情，大概就是做富家翁、面团团、老爷爷老奶奶了。有点追求的，可能会做深沉状，糊一个什么“泰斗”、“权威”、“大师”的纸帽子戴起来。也有些老人，会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拉扯一帮弟子，前呼后拥的图个热闹劲，以作家而言，成立个什么流派，也不是太难的事情。这些事情，魏巍都没有做，做了的，不过是依然凭自己的一腔热血发出愤怒的质问。
这样的老而弥坚，这样的不合流俗，这样的按捺不住火气，或许可以算做是“过时”吧。只是，我有时不免也想，是我们让这个原本生活安详的老人动辄发怒呢？
实际上，魏巍还有非常深情的一面，在《我的老师》一文中，这种深情让人荡气回肠：“她从来不打骂我们。仅仅有一次，她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大伙笑了，她也笑了。我用儿童的狡猾的眼光察觉，她爱我们，并没有真正要打的意思。孩子们是多么善于观察这一点啊！ ”这样的文字，同样是老人的范用可有一比。范用的小书《我爱穆源》，平和冲淡而深情款款，没有火气，却有勃勃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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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也成了一般人心目中的“最可爱的人”。很多很多的回忆和缅怀都情不自禁地朗诵：“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它使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这样恣肆而纯净的感情宣泄，只能是那一个时代的产物了。而今的作家，如此表达而不会招致反感的，大概是少之又少了。
魏巍去矣。这个生于1920年的老人，其辉煌期似乎也被定格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定格为一位讴歌革命战争革命战士的文艺家。从这两天各媒体报道的标题即可看出这种“不约而同”：《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仙逝、著名军旅作家魏巍因病去世——其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东方》享誉全国等等。“新”作家肖复兴还说，属于他们的时代已过去，“让今天的年轻读者去读这篇文章，难免会产生隔膜”。（《京华时报》8月26日）
隔膜不隔膜，不过是肖复兴这样的无聊文人自己的臆想罢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代言人。真正的英雄和代言人，其实是不存在过时不过时的界定的。以今贬古、以新薄旧，都是一种轻浮的态度。更何况，“老”作家魏巍也并非“新”作家肖复兴所说的完全过气人物。我注意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位老人表现出几次难得的愤怒。这些看似出位的表现，其实正是这位老人内心伟大的道德力量的闪光。
其一，2007年，有媒体报道，湖北赤壁市羊楼洞村老营盘茶山上发现一片抗美援朝烈士墓园，142位烈士沉睡在此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而他们的家人居然还不知道他们的安息之所。嗣后，全国媒体联合为烈士寻找家人，久病在床的魏巍欣然为此次媒体行动题词，并对前往访问的记者这样说：“一想起这些长眠于异乡的烈士，我就激动，我就有一种要流泪的感觉。50多年了，我已经没有眼泪可流，但我心里经常流泪。”
其二，2007年5月，山西发生黑砖窑事件，大批农民工、甚至童工被强迫劳动，情形之恶劣，情节之残暴，举国震惊。老魏巍奋笔写下《惊闻山西“黑砖窑”事件》。他在文章里用我们熟悉的口吻说：“……亲爱的读者，你们谁能想到，这种只有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才有的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奴隶劳动，会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呢？会出现在二十一世纪被称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呢？正象鲁迅当年说的‘我疑我在的并非人间’。”
他笔触直溯根源：“决不要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这件事已经持续好几年了，有关各方，尤其是警方是绝对不会不知情的。那么为什么一直掩盖到今天？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察其根源，还是官僚腐败造成的。腐败不除，叫你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这次，要彻底消除“黑砖窑”，必须与反腐败结合起来，对“黑砖窑”的保护伞展开追击。”
他愤怒地指出：“这种坏事，今天出在这里，明天出在那里；今天解决这个，明天应付那个；总是摁倒葫芦浮起瓢，年年月月，何时才了？古语说，‘善除恶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不从根本问题上解决是不行的。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要从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迷津中解放出来，在真正科学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前进。这才是中国人民之幸，之福，也才符合党心民意，其它的道路是没有的。”
其三，2006年，河北阜平退伍军人、小贩崔英杰在北京被城管追撵时，捅死一名城管，当时北京城管反应很强烈，死去的城管也被授予烈士称号。舆论对小贩崔英杰也是一片喊杀声。2007年1月4日，“过时”作家魏巍写下了流传甚广的文字：《不要杀他——我也为崔英杰说情》。
“退伍兵崔英杰好不容易买了一辆三轮车，在街上切割热香肠卖。他们每天面对的就是那些穿制服或不穿制服的城管人员的检查。城管人员一来，不是罚款，就是没收货物器具，往往吓得鸡飞狗跳。”
“城管人员决不能学旧社会的警察那样蛮横霸道，动辙罚款没收，敲诈勒索，打砸摊点，滥施虎狼之威。常言说得好，‘问题在下边，根子在上边’。有些地方政府官员，满脑子形式主义，虚荣观念。为了自己的“政绩”，脱离当地的实际情况，无视人民的生计，高调地提出什么‘构建无摊城市’，想这些小商小贩统统‘驱除出境’，这就不能不把这些不幸的人群打入另册了。这才是发生一些大小悲剧的根源。要懂得，今天，小商小贩中，大多数是不幸的下岗工人、复员战士和城市贫民，他们是在极其艰难的道路上求生存者。他们的困难是很多的，对他们应该给予更多的热爱和帮助。”
其四，《集结号》事件。这个事件我一开始没有放进来，有些犹豫。斟酌再三，还是应该放进来。毕竟，媒体一片叫好声的《集结号》涉及到了如何看待革命战争的问题，涉及到了普遍人性的问题。
这位在战争时期担任过团政委的老人魏巍认为，“在导演冯小刚看来，过去的电影里所表现的革命战士‘视死如归’，是‘太假了’，是‘违反人的本性’，而‘在战争面前，在杀戮面前表现出来的恐惧和懦弱’，才是‘人的常态’。可以说，冯小刚等人把自己卑琐庸俗的灵魂推衍为一般革命战士的人性，这是否定我们的革命历史，诬蔑我们的革命军队，羞辱我们的革命烈士，颠覆我党我军的意识形态，腐蚀我国青年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声称自己是宣扬了人性，其实首先是侮辱了人。这正如一个自私自利的家伙，永远也不可能理解大公无私一样，正是所谓夏虫不可以与言冰吧？！”
实际上，老作家魏巍在生命的最后光景，还是很活跃的。这里所列举的一些事件，不过是比较为人所知的一些罢了。
一般而言，人老了。火气差不多就平息了，剩下的事情，大概就是做富家翁、面团团、老爷爷老奶奶了。有点追求的，可能会做深沉状，糊一个什么“泰斗”、“权威”、“大师”的纸帽子戴起来。也有些老人，会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拉扯一帮弟子，前呼后拥的图个热闹劲，以作家而言，成立个什么流派，也不是太难的事情。这些事情，魏巍都没有做，做了的，不过是依然凭自己的一腔热血发出愤怒的质问。
这样的老而弥坚，这样的不合流俗，这样的按捺不住火气，或许可以算做是“过时”吧。只是，我有时不免也想，是我们让这个原本生活安详的老人动辄发怒呢？
实际上，魏巍还有非常深情的一面，在《我的老师》一文中，这种深情让人荡气回肠：“她从来不打骂我们。仅仅有一次，她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大伙笑了，她也笑了。我用儿童的狡猾的眼光察觉，她爱我们，并没有真正要打的意思。孩子们是多么善于观察这一点啊！ ”这样的文字，同样是老人的范用可有一比。范用的小书《我爱穆源》，平和冲淡而深情款款，没有火气，却有勃勃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