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成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来龙去脉如何?此番中央支持的转型试验，有望为全国的资源型经济地区转型发展闯出一条新路来吗?日前，山西省发改委宏观研究院院长李霆就此接受了《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

　　改变另一种“剪刀差”

　　《中国经营报》：国务院批准山西省成为资源型经济综改试验区的主要背景是什么?

　　李霆：山西作为典型的资源型经济地区，等于把鸡蛋装在一个或少数几个篮子里，经不起外部市场的大波动，由于产业结构单一所引发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各方面矛盾也日渐激化，表明这样的资源依赖模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要进行改革转型。

　　其实，在此之前，“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试点已经在山西实施。3年来的实践表明，试点是成功的，具备了在全国推行的条件，可以说是此次综改试验区规划的一次预演。既然叫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那么原来的制度设计、制度框架需要做出改变和调整，凡是资源型地区的转型，不能靠单方面的改革来实现，必须要综合考虑，政策配套;既然叫试验区，就要允许先行先试，允许敢闯敢冒，允许犯错误。

　　现在，国内绝大多数资源型地区都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我们过去讲农村和城市的“剪刀差”，其实还存在一个资源性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剪刀差”，是这些地区的廉价资源支撑了其他地区的快速发展。但是，长期以来这些地区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这里的人们也没有得到相应的收益。改革开放30年了，这么广大的地区付出了资源和环境的代价，却没有真正分享到“资源红利”，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长期的煤炭开采使山西的环境破坏严重，有人估算过，整个山西的环境欠账高达2400亿元以上，采1 吨煤就损耗2.48吨水，全省各类矿山采空区已达两万多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七分之一还多。

　　政策“想象空间”很大

　　《中国经营报》：山西资源型经济综改试验区设立之后，你预期将会有哪些重点的先行先试改革举措?

　　李霆： 虽然综改试验区的相关政策尚未公布，但从目前已披露的信息来分析，试验区的设立给山西未来发展以很大的想象空间。

　　山西土地大多贫瘠，粮食产量很低。怎样来评价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呢?我们国家现在没有经济意义上的“标准亩”概念，如果能够划定一个适应全国的产量标准，来判断一块土地是否应作为耕地，恐怕山西很多土地都达不到标准，那为什么不用这些土地发展效益更高的其他产业呢?

　　法国煤铁之乡洛林在转型的过程中就出台了很多政策，其中有一条最为关键，即其土地价格比当时的法国地价低50%，这就形成很大的竞争力，吸引了一批IT产业和汽车产业的零配(部)件的企业，最终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山西是不是可以借鉴这样的做法?

　　再就是煤层气。山西的煤层气储量有10万亿立方米，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但是历来煤层气的开采权并不归山西所有，如果山西在“十二五”规划期间每年能开采500亿立方米的煤层气，就相当于再造一个大庆，除满足山西省内用气需要外，还能为北京、河北、河南等邻近省市供气，而且价格便宜。目前煤层气在原产地的价格为2.2~2.4元/立方米，运到太原的售价也不超过3.5元/立方米，比汽油大约便宜一半。

　　这还仅仅是煤层气的开发。山西有30多万辆运输大卡车，如果我们能生产和改造10万辆使用煤层气为能源的卡车，用气量就非常大。我们可以在山西所有的产煤县的交通要道都通上煤层气管道，供这些卡车使用，会大大降低煤炭运输成本，而且还是“零污染”。整个和煤层气相关的汽车制造加工、加气站及其设备制造、管道建设等等环节都可以发展起来。

　　转型不能靠单干

　　《中国经营报》：综改试验区成立之后，国家是否会在财政资金拨付上，对山西有更多的倾斜?

　　李霆：由于详细实施方案还没有出台，具体政策不好随意推测。山西省是中西部为数不多的财政上缴省，每年有100多亿元的规模，山西成为综改试验区之后，中央财政能不能通过转移支付将这部分资金返还山西，专项用于转型发展?现在，山西每年征收的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约有160亿元，按照国家规定，其中的50%用于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 20%用于解决因采煤引起的各类社会问题，剩下的30%，即50亿元左右，可用于资源型城市转型和煤炭企业转产。虽然对一个总人口近3500万的大省来说，这笔钱不算太多，但通过政府贴息贷款等方式，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引导更多的外来资金、银行贷款以及民间投资进入。

　　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综改试验区的推进，光靠山西自己是不行的，因为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著名的鲁尔工业区成功转型，也是举德国全国之力，花了几十年才实现的，法国的洛林、日本的北九州也大都如此。山西为全国供应了这么多的能源，支援了全国的建设，现

山西经济全面转型 谋“权”是先机

　　编者按/ 12月13日，国务院公布“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下称“综改试验区”)正式获批。“一煤独大”的山西成为全国第9个，也是唯一一个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大的战略利好背后，山西此番谋求全面转型的“底牌”是什么?中国最大的传统能源基地，最终又将走向何方?

　　半年前，即2010年6月，陕西省原省长、“博士后高官”袁纯清东渡黄河，出任山西省省委书记，迎接他的是这个资源大省历史上最残酷的GDP数据。

　　2009年，山西沦为全国唯一未能完成全年“保8”任务的省份，第一季度全省GDP更是出现了8%的惊人负增长，整个上半年的GDP同比下降4.4%。当年，山西原煤产量6.15亿吨，占全国的20%以上，但已居于内蒙古自治区之后，首次成为全国“煤老二”。

　　长期以来，山西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财政净上缴省份。如今，它陷于从未有过的落魄境地。

　　山穷水尽“煤”破局

　　“依靠原煤生产的单一、特殊的产业结构，虽然为山西赢得了过去60年的辉煌，也埋下了今天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捉襟见肘的祸根。”山西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容和平向《中国经营报》记者直言。

　　容和平说，早在2008年年初的山西省地方两会以及后来的全国两会上，山西省高层已经提出了必须摆脱“煤、焦、铁”等重工业比例超高的发展模式。

　　高强度的煤炭开采，不仅付出沉重的环境代价，也并没有给大多数山西老百姓带来富裕的生活。数据显示，山西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都排全国20位以后。容和平认为，正是对天然资源优势的过分依赖，一步步将山西引向绝境，今天的山西，必须背水一战。

　　2009年年底，山西经济举步维艰之际，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率领一批专家、学者前来调研。经过反复论证后，“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综改试验区方案”初稿出炉。

　　包括容和平在内的3位山西省当地学者，参与了该方案初稿、修改稿的多次讨论，他透露，让山西从中国最大的传统能源基地，转型成为新型能源产业中心，是山西省向国家提出申报综改试验区的核心思路。

　　山西省社科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表示，山西以煤为基础和特色的产业结构，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因此在设置最终转型目标时，山西省高层仍将发展能源产业列为核心，不同的是，他们希望经过10年左右努力，山西不再是“一煤独大”，而可以做到“煤、气并举”，藉此化解地方经济持续发展的困境。

　　这位学者分析，今年中央将袁纯清从陕西调到山西任“一把手”，用意非常明显：第一，袁任陕西省省长期间，陕北资源城市群相得益彰，和谐发展，榆林市更一跃成为全国煤炭资源当量最大的城市;第二，袁任职陕西的最后一年，即2009年，该省全年GDP增长13.6%，经济增长速度正是当前山西省的短板;第三，袁在陕西期间，极力促成“关中—天水经济区”成为国家战略，山西省争取新的政策机遇过程中，需要这样具有政治魄力和技巧的人掌舵。

　　“争权夺利”进行时

　　12月13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在北京宣布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综改试验区获批之时，将中央赋予山西的权利概括为一句话：“国家希望山西试验区能成为中西部地区一个重要增长极，探索出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新路子，对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示范”。但这一对山西而言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究竟涉及哪些具体的实施内容，仍然不为人知。